《1001個媽媽》，作者: 常立 著 / 謝征 繪，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5年5月。

撰文｜王帥乃

很高興原創繪本場域中出現了這樣一部有著批判精神鋒芒的性別平等主題作品。首先當然因為它是一部文學虛構類而不是社科普及非虛構類作品，近年來隨著女性主義理念的普及與接納，市面上已能找到一些呼吁人們關注家務勞動背后性別分工不平等問題的非虛構兒童繪本。但“故事”自有其獨特的、柔軟的感染力，以建構一個有機可信的故事世界（而要褪去“主題先行”的烙印）的方式發人深思，本來也是該社會創作者對某一議題認知成熟度的體現。

其次是因為這個故事不再以“小女孩的成長”為中心，而將關切的目光投向了承擔母職的成年女性，這是本土圖畫書寫作中往往被遮蔽的一群人——盡管她們與兒童關系密切、在作品中戲份也不少。

《1001個媽媽》創作上借鑒了中國孩子們熟悉的“七色花”故事，以萱草花瓣作為母親的化身是對本土文化的回應；當母親因為家務繁多將花瓣用盡后，母親本體與花瓣“裂變”出的分身們一齊消失，又多少讓人想起民間文學中過度使用魔法后主人公將受到的嚴重懲罰，譬如同樣借鑒自民間文學的《哈利·波特》中，伏地魔制作了六個“魂器”替自己承擔風險，而魂器與本體之間關聯甚密，這種替身逃遁勢必以對本體的損傷為前提——本體分裂靈魂方可得魂器，而之后本體也變得無比虛弱。再多的萱草花瓣都無法分擔種類繁多沉重的家務，一陣風吹來便可將失去了力氣的母親本體和她的分身們一起卷走。

圖片來自《1001個媽媽》。

常立十分擅長對傳統文化與藝術施行繪本“轉譯”魔法，母親消失實是到另一星球過“快樂的單身生活”和男孩變成怪獸吃掉了全世界這兩個情節，是對現代兒童文學文類寫作傳統的照應：《哈利·波特》最后兩卷的讀者定位是青少年，已經接近YA文學，故而死亡、恐怖元素與對社會陰暗面的呈現可以更單刀直入，而繪本的第一讀者是低幼兒童，母親大概率不會一去不回（至少在主體故事層面），她只是到另一個星球上“找回自我”，她要學會如何以“獨立、完善”的人格狀態（仔細看畫面中媽媽們在外星球獨自一人時都做了些什么，畫畫、讀博、購物、躺在草地上曬太陽……）而非機械化、被秩序捆綁而慣性化付出的渾渾噩噩形態去給予“愛”。從這個角度來說，《1001個媽媽》不單是寫父親與兒童的成長，也是母親自身的“成長”，這本就是兒童文學文類的核心信念的體現，即人的一生都在主體性的完善旅程中，該面對“成長”課題的也包括成人、父輩。甚至，在兒童文學中，他們才是需要更大幅度調整認知、更新自我的群體；而怪獸吃掉整個地球無非是隱喻兒童失去母親的悲傷、憤怒與失措情緒之濃烈，這樣的手法我們在《生氣的亞瑟》等作品中已見過，兒童繪本用直觀的方式表現“當一個孩子感到悲傷”對整個社會“文明”的損傷意義、聲嘶力竭地呼號那些常常被成人忽視的情感是多么重要。

最令人高興的當然是文本直面現實、吁求改變的鮮明態度。常立設置了內外層敘事，盡管主體故事層保障了兒童的安全感將得到撫慰，但故事最終的跨頁與封底后續提醒讀者“超敘事層”里的母親和男孩面臨著同樣的“危機”——媽媽會遁去另一個星球嗎？看那剛剛走進家門的腦袋已經變成電腦的爸爸，和主故事層里的父親一模一樣。爸爸的“腦袋顯示屏”在深度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代替人類這一“嚴肅且熱門的議題”。據說技術的進步、機器人的生產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解放人類去做更美好且有意義的事，更能彰顯“人”之尊嚴的事，比如我們可以去畫畫、讀博、種花、購物、寫作、躺在草地上曬太陽……但這樣的關照真的會實現嗎？這樣的希望之光真的能降臨到總是被忽視的“母親”身上解救她于家務之中嗎？而家務勞動又是否“天生”是“自由創造”的絕緣體，因此這類勞動只能代表著低價值和無意義呢？

圖片來自《1001個媽媽》。

我在已經完成的書稿《性別視野中的當代中國兒童繪本研究》中曾提到，在原創文學類繪本寫作里，“母親”在家庭中的位置角色通常被故事中的子女單純理解為與自己更為相似的“被引領者”和物質福利享受者（哪怕她們已被塑造為能量滿滿的職業女性）。由母親們承擔的家務勞動看起來沒有個人發展潛力可言，也不需要多少自主性，談不上提升技能也不被期待成為“專業人士”，因而無法獲得“專業者”才有的決策權、“體面”并因為這份體面而獲得在更大的社會空間里暢行無阻的權利。

呈現職業女性的繪本數量少、女性人物從事的職業角色類別少、表現女性職業活動的篇幅少。與此關聯的另一面是，原創繪本書寫職業女性時似乎形成了一套敘事思維，即贊美母親對社群公共生活貢獻的同時為母親無法全力照顧家庭而遺憾，內中隱含的邏輯是家事勞動（包括育兒在內）天然是女性的責任——盡管小主人公最終往往會表達對母親的愛和難以百分百完成母職的“原諒”，但在以職業父親為聚焦對象的文本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兒童主人公對父親完成家事勞動的期待。

在2020年的一項社會學調查中，研究者發現國內已婚夫婦承擔家務勞動（買菜、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的總體情況是“妻子獨自承擔家務的情況約占四成(43.2%)，丈夫獨自承擔家務的情況占2%”“男性平均每天做上述家務的時間中位數為45分鐘；女性相應勞動時間中位數為120分鐘……在雙方均參與家務勞動的情況下，追蹤調查期內妻子平均每天比丈夫投入上述家務勞動的時間多61分鐘”。可見實際生活中，當前國內男性平均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要遠低于女性。然而，原創繪本寫作對父親缺席家事照顧活動的社會事實反應較為淡漠或者說滯后。男性家長的權威單因其物質貢獻亦難以撼動，而家務勞動成果又轉移到后者身上，以利于他們從事、開展更具創造性和高經濟回報的工作，這一生產系統將循環綿延。

圖片來自《1001個媽媽》。

值得兒童文學研究者關注的是，在這類性別書寫中，兒童文學文類的敘事傳統可能扮演了一個特殊的共謀性角色——其模式中的“回家+大團圓結局”有時候會被作者用于掩蓋真實存在、卻未能充分深入思考回應的社會結構性層面的議題，通過文內兒童的“愛之宣言”制造出家庭生活的甜蜜神話，在一團和氣其樂融融的氛圍中陷入微醺的迷醉和滿足。也就是說，這類兒童文本實際上只借用了兒童視角、調用了兒童口吻，而未能讓兒童人物作為決定性因子參與對原世界的改造。此類兒童人物的聲音很大程度上表現出隱含作者對性別不平等現狀的失察和回應上的偷懶懈怠，以及兒童本位基本立場的失守。

在優秀的兒童文本中，盡管敘事上往往不脫于“回家+大團圓結局”模式，但達成這一結局的前提是成人因為兒童的“離家”而產生變化或兒童以更積極直接的方式改變了成人，亦即兒童人物必須對改變故事中陳舊固化的“經驗世界”（包括性別話語）產生影響，最終的“家”絕不是最初兒童無法忍耐、選擇遠離的“家”。而不是行相反之道，借兒童之口確認成人特權、為經驗世界的陳舊哲學包裹上一層甜蜜的糖衣。簡言之，在一個以“性別”特別是“女性勞動”為關鍵議題的兒童文學文本中，天真哲學的代表者必然是與稚嫩新生但開明而少自我束縛的性別理念聯系在一起的。

《1001個媽媽》的故事有第三層，常立說那是由所有看著這本書的讀者共同書寫的，面對著辛勞而孤獨的母親，你和我又該如何為她創造一個解放而幸福的美好星球呢？

撰文/王帥乃

編輯/李永博 王銘博

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