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為了清除不良的社會風氣，防范潛藏的特務，南京市公安局展開了長時間的防范工作。

當時，南京城內潛伏著大量的特務，他們懷抱著蔣介石復興的夢想，企圖在新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破壞。幸運的是，在公安局如秋風掃落葉般的打擊下，這些特務很快便相繼被捕。

在眾多被捕者中，有一位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鮑君甫。這個名字曾在國民黨南京反省院擔任院長的鮑君甫，是個黑白兩道都能左右逢源的權臣，曾是中統系統培養出來的頂級特務。

然而，南京公安局發現他時，鮑君甫已經脫離了特務系統，化身為一名退休的老人，過著安靜的生活。

公安人員對此感到十分震驚，他們萬萬沒想到，像他這樣的重犯竟能在建國后的兩年里安然無恙地躲藏在南京城內。隨即，審訊開始，大家認為鮑君甫的隱匿可能和臺灣的勢力有所關聯。

然而，鮑君甫反駁道：“我冤枉，我并非如你們想的那樣。”他坦言，盡管曾是特務，但他與不少共產黨人有過交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時期，他曾為共產黨做出不少貢獻。

這個說法一出，大家紛紛懷疑他在為自己辯解。但他接著說，如果不信，可以請陳賡將軍來作證。

一個曾是特務的人竟敢提到與陳賡的關系，這讓審訊官員心生疑慮。法官認為，如果鮑君甫真與黨內高層有交情，那么他不敢輕易提到陳賡。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法官決定給陳賡寫信求證。

不久，陳賡大將回信稱，鮑君甫確實曾為我黨做出過巨大貢獻，是我黨的紅色特工，并非國民黨特務。但問題來了，為什么他會成為國民黨的高官，且在解放后選擇隱姓埋名呢？這個問題也引發了更多的好奇和疑問。

鮑君甫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楊登瀛。“登瀛”是他為紀念自己在日本留學的經歷所取的名字。

他于1893年出生在廣東的一個富裕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且從小便接觸到了革命思想。少年時期的鮑君甫，便立下誓言，要追隨孫中山先生，實現國家的復興。

他成年后，正值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政權被推翻，鮑君甫的心中充滿了革命的熱血。得到了親人的資助后，鮑君甫決定赴日本深造，希望通過學習更多的知識來為國家做出貢獻。

在日本，他親眼目睹了這個曾經閉關鎖國的島國，如何在短短數十年內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如何成功擺脫了被殖民的命運。而中國卻依然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危機，鮑君甫對此感到焦慮不安，認為救國的任務刻不容緩。

他在日本孜孜不倦地學習，很快憑借出色的成績贏得了師生的敬重，成為了日本社會中頗為知名的人物。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內心始終牽掛著祖國，因此在1919年完成學業后，鮑君甫毫不猶豫地返回了中國。

回國后，鮑君甫收到多家報社的邀約，擔任專欄作家。他在日本期間曾多次發表文章，批評時政，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回到國內后，他的文章依然鋒利犀利，引起了廣泛關注。然而，鮑君甫并沒有將寫作當作事業的主線，很快他投身商界，進入了一家日商洋行，憑借自己在日本的經歷迅速積累了廣泛的人脈資源，成為了上海灘的風云人物。

隨著事業的順利發展，鮑君甫沒有忘記初心，他決定加入國民黨，成為孫中山的支持者，參與革命工作。雖然他積極投入革命事業，但國民黨內部充滿了矛盾，且與共產黨之間存在很大的分歧。面對這些現實問題，鮑君甫也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然而，憑借自己的能力和豐富的社會經驗，鮑君甫在國民黨內逐漸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職位，蔣介石也對他十分敬重。然而，他內心的理想始終未曾改變，他對共產黨的革命思想深感認同。在親眼目睹了幾次工人學生運動之后，鮑君甫越來越相信共產黨的力量，并決心將自己掌握的情報資源與共產黨分享。

1926年，鮑君甫向共產黨提出了入黨申請，獲得了周恩來的批準。此時，他已經成為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雙重身份成員，這在當時并不罕見，許多人也處于類似的雙重身份之中。

然而，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血腥的“四一二事件”，共產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擊，黨內的活動幾乎轉入地下。鮑君甫對蔣介石的殘酷行為表示強烈反對，試圖用自己的資源營救盡可能多的共產黨人。最終，蔣介石將鮑君甫囚禁，并解除他的職務。

幸運的是，由于鮑君甫在社會上的高影響力，許多國民黨元老站出來要求釋放他，蔣介石無奈之下將鮑君甫釋放，但并未恢復他的職務。鮑君甫意識到，蔣介石已經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他只能低調行事，盡量避免引起注意。

不久，鮑君甫的舊識陳立夫找到了他。陳立夫當時正籌建中統，急需人才，于是他親自上門邀請鮑君甫重新出山。然而，鮑君甫很快意識到，中統并不是一個好地方。這個情報機關的名義是為政府服務，但實際上卻成了一個迫害革命黨人的工具。鮑君甫內心充滿痛苦，決定向黨組織尋求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