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真要給美國人寫自傳？”1961年深秋的香港茶餐廳里，舊部老周捏著堪薩斯大學寄來的合同副本，手指在每月2000港元的數字上反復摩挲。張國燾攪動著凍檸茶里的冰塊，玻璃杯上映出他浮腫的眼袋： “總比給臺北當擦鞋布強。”這話倒不假——三個月前臺灣方面停發的生活費，連他在九龍塘租的唐樓都快供不起了。

這個曾在鄂豫皖蘇區呼風喚雨的 “張主席”，此刻蜷縮在塑料卡座里活像個潦倒的私塾先生。他或許沒想到，二十年前延安窯洞中與他徹夜論道的毛澤東，此刻正在北京中南海批閱著香港情報站送來的密電： “此人尚在騎墻，暫勿接觸。”窗外的玉蘭花被北風吹得沙沙作響，像極了1935年懋功會師時藏民手中搖晃的轉經筒。

要說張國燾這輩子最后悔的事，可能不是1938年叛逃時帶走的那箱機密文件，而是1948年跟著蔣家殘部撤臺時做的糊涂賬。臺北松山機場的冷雨里，毛人鳳那句 “老朋友該留在大陸發揮作用”的陰冷笑意，比四姑娘山的風雪還刺骨。他在基隆港等船票的那三個月，看著蔣介石的專機每天在頭頂盤旋，才明白自己連 “棋子”都算不上，頂多是棋盤角落的灰。

香港跑馬地的霓虹燈照不亮唐樓里的霉斑，倒是美國人的美元讓他重拾了些許體面。當堪薩斯大學的研究員捧著錄音機出現時，這個六十四歲的老人突然挺直了佝僂的腰板——恍惚間又成了在川陜根據地作報告的 “張政委”。不過這次他要說的不是革命理想，而是 “揭發材料”。筆尖劃過稿紙的沙沙聲里，三十八軍的老部下、延安時期的同僚，個個被描成了青面獠牙的惡鬼。

有意思的是，當寫到徐向前帶著殘部強渡嘉陵江時，張國燾的鋼筆突然頓住了。稿紙上暈開的墨跡里，漸漸浮現出1932年黃安城下的硝煙。那時徐師長帶著兩個團死守七晝夜，生生扛住了蔣軍三個師的猛攻。張國燾記得自己躲在掩體里發電報催援，望遠鏡里那個披著破棉襖的背影，硬是用刺刀拼出了條血路。 “往前沖的沒見幾個，往回跑的倒不少。”徐向前戰后匯報時的冷幽默，讓指揮所里緊繃的氣氛瞬間破冰。

要說張國燾這輩子最怕見的人，蔡申熙絕對排得上號。1932年河口鎮那場要命的突圍戰，這位獨臂將軍拄著拐杖闖進指揮部，把作戰圖拍得震天響： “再拖下去，紅二十五軍全得填了護城河！”張國燾現在都記得蔡申熙殘缺的右臂——那是三年前東固戰斗中為救通信員挨的炮彈。這個黃埔一期的猛將，犧牲前最后句話是跟警衛員交代： “把我那支鋼筆留給徐總指揮，地圖作業用得著。”

在多倫多的養老院里，張國燾常盯著暖氣片發呆。1979年那個致命的冬夜，當加拿大護工發現他蜷縮在結冰的窗臺上時，老人手里還攥著半張泛黃的紙片。上面歪歪扭扭抄著徐向前《歷史的回顧》里的話： “對蔡申熙同志，我們永遠欠著筆良心債。”暖氣管道突然發出 “咣當”一聲，驚得護工打翻了熱可可——那動靜，像極了1935年卓木碉會議上摔碎的粗瓷碗。

唐人街的中文報紙登訃告那天，正好有批文物從北京運抵多倫多展覽。青銅器展柜里，戰國時期的錯金云紋銅劍寒光凜冽。解說員說這把劍的主人生前戰功赫赫，最后卻因叛國被刻在了竹簡的恥辱柱上。參觀人群里沒人注意，有個穿舊棉襖的華裔老頭在展柜前站了整整一下午，直到閉館鈴聲響起，玻璃上凝成的白霜遮住了劍柄的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