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說，50歲是一個分水嶺。

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農民工數量再度刷新，總量達29973萬人，較2023年增加220萬人。作為中國城鎮化進程與產業變革的深度參與者，這個近3億人口的群體正經歷著規模增長與結構重塑的雙重變奏。

近幾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大齡農民工的數量持續增長。《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3年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比已超三成，總數超過9000萬人。

老田是這9000多萬人中的一分子，而冬梅即將成為這9000多萬群體中的一員。

建筑工人正在高空作業。

老田與冬梅

老田說，50歲是一個分水嶺。

老田今年58歲。50歲之前，背井離鄉是他生活中的常態，而今老田依舊過著故鄉似他鄉的日子，不同的是，他終于能與家人朝夕相伴。

老田真正意義上進城務工是在1990年以后，這之前，他已經在村里過了7年邊種地、邊打零工的生活。老田的家在山東省德州市武城縣西良莊村，作為德州市玻璃鋼中央空調產業的核心，武城縣在1988年被中國玻璃鋼工業協會命名為“全國第一個玻璃鋼縣”。在當時，手工糊制玻璃鋼制品成為不少武城人維持生計的首選。初中輟學后，老田先是做了兩年木工，接著便與同村的人合伙糊制玻璃鋼，一天六塊錢，這是老田除種地外的額外收入。

糊制玻璃鋼的五年時間里，老田慢慢地對中央空調系統中的風機、風管、風閥等產品有了了解，于是開始嘗試接觸中央空調設備及末端玻璃鋼制品安裝的工作。此后的三十年里，老田圍著中央空調產業打起了轉兒，這份工作成為他后來發家致富的門路，也是老田離鄉別土的主要緣由。

施工的工地天南海北，這些年老田陸續去了天津、唐山、沈陽、長春等地，最遠的時候到過新疆和云南，可他始終記得第一次出遠門去內蒙古赤峰打工時的心情。比起即將與家人分別的不舍，彼時老田的心里更多的是期待。那是老田第一次坐火車，這之前他去過最遠的地方是縣城和德州市區。

臨行前，妻子給老田準備了一床被子和褥子，還有些許換洗衣服和生活用品，老田把它們一股腦兒地裝進一個大號的尿素袋子里。尿素袋子，這在當時是大多數進城打工的人的“標配”，結實且容量大，等車的時候可以直接扔在地上坐著。“拎這個袋子，旁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去打工的，是農民。”打聽到火車上盒飯的價格，老田舍不得吃，提前在小賣部買好了方便面、火腿腸，還有雞蛋糕。

盡管只是一張硬座票，可老田卻很知足。那時，火車還不像現在這樣嚴格落實對號入座，人們也沒有手機用來解悶，打發時間最直接的方式是玩撲克和閑聊。通常，老田會找同是出來打工的人嘮嗑，判斷標準就是那個裝著“全部身家”的尿素袋子。對話往往始于試探，然后隨著列車停靠在某一處車站時戛然而止，剛熟絡起來的人下了車，繼而又迎來新的乘客。

“其實就是一種緣分吧，看對眼了就多聊幾句，聊不下去就換個人，主要是為了打發時間。”從那時起，萍水相逢成為老田生命中的家常便飯。

從赤峰的工地干完活回家時，需要在北京倒車，于是老田獲得不到24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他把行李寄存在車站，去天安門和毛主席紀念堂轉了一圈。

外出打工的三十年里，綠皮火車是老田最常坐的交通工具。火車承載著老田對未知生活的向往與期待，成為連接他與故鄉、家人的紐帶，也見證了他奮力打拼的歲月。后來，老田也有機會坐上了高鐵和飛機，但他最愛提起的還是綠皮火車載著自己四處奔波的時光。

老田所說的“分水嶺”最先體現在身體素質上。

上世紀90年代的春運，對進城務工人員來說是一場關乎體力的考驗。那時鐵路的售票系統尚未完善，車站的售票窗口前總是排起長隊，沒有坐票買站票，但有票也不一定能上得了車。火車經停德州站時，車廂里早已擠滿了人，想從車門處上車基本上不大可能。于是老田練就了“爬火車”的本領：先將行李從車窗處塞進去，然后雙手扒著窗沿，想方設法地將身體蜷縮到最小以便從狹窄的車窗縫隙中鉆進去，繼而成為猶如沙丁魚罐頭般的車廂里的一員。

如今再讓老田重現這個本領已然沒機會了，步入50歲這個階段后，老田明顯感覺自己的身體和精力遠不如從前，現在他已經離不開老花鏡，有時只是因為多爬了幾層樓梯便開始腿疼。

對老田來說，年輕的時候似乎很難察覺到時間流逝。進工地后，吃住都在那里，早晨七點開工，傍晚六點收工，偶爾也會加班到晚上八九點鐘。工資是按天計算，老田很少去想節假日的問題，因為多干一天就能多掙一天的錢。悶頭干活，收工吃飯，一天就是這樣度過的。

進城打工初期，老田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多掙錢。有了錢后，他就可以在村里蓋幾間寬敞的磚房，這樣一家人就不用擠在原來的土坯房里了。

在工地上的建筑工人。

雖然與老田同為在建筑行業打工的人，但冬梅卻不能像老田那樣“瀟灑”地走南闖北。一直以來，冬梅打工的工地都未曾脫離淄博市周村區這個區域，因為除了掙錢外，她還要照顧家里的兩個孩子和身患重病的丈夫。

冬梅的面容很是清瘦，說話輕聲細語，單從她的外表來看，很難將她與塔吊司機這個職業聯系在一起。冬梅今年48歲，這是她開塔吊的第29個年頭。

冬梅并非周村區本地人，她是初中畢業后隨著招工才從沂源老家走出來的。起初，冬梅被淄博市賈黃村的絲綢廠招去做了織布女工，后來她又到了周村區的針織廠，結識了同從沂源縣被建筑公司招工過來的丈夫，2000年兩人結了婚，并把家也安在了淄博市周村區。

開塔吊這項技能，是冬梅的丈夫手把手教給她的。1996年，隨著針織廠的效益日漸慘淡，冬梅失業了。彼時丈夫所在的工地剛好引進一臺操作較為簡易的塔吊，便試探性地問冬梅愿不愿意去試試。年輕的時候，冬梅的膽子大，再加上當時的樓房普遍只有四層，20多米的高度顯然嚇不倒冬梅。只跟著丈夫學了三天，冬梅便開始獨立操作塔吊了。

早些年間，塔吊上沒有限位器，每次吊起的重量都需要冬梅自己估摸，稍微不注意就可能面臨超重斷繩的風險。如今塔吊的安全系數較之前有了很大提升，不僅定期維修保養，還就起重量、起升高度等安裝了限位器。操控塔吊越來越安全，可冬梅的膽子反而越來越小了。她不再像年輕時抱著“多吊一點，少吊一趟，早點完成早下班”的心態，開始事事求穩。有時趕上大風天氣，塔吊在半空中左右搖晃，冬梅的心里直發慌，腦子里想的全是在家里的兩個孩子。

冬梅的手機里有許多她在工作間隙拍下的照片和視頻，有在早晨的輕霧里緩緩升起的太陽，有飄在天空中形態各異的云彩，還有偶爾遇到居民樓失火，遠遠地升起的濃煙。這些記錄日常生活的照片，大多都是冬梅年輕的時候留下的。在當時，塔吊司機這份工作對冬梅而言極具新鮮感，坐在塔吊的操控室里，視野開闊，整個城市都被盡收眼底，冬梅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與期待。

年輕時的冬梅，身上總像是有使不完的勁兒，即便干了一天的活，回家后也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步入中年后，冬梅時常感到疲憊，現在在工作間隙，她更多的是把頭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休息一會兒。

“歲月不饒人”，冬梅似乎比大多數人都要清楚這句話的含義，尤其是在丈夫病情加重的那幾年時間里。

18歲那年，冬梅的丈夫便進工地打工了，木工、電工、架子工，那時的他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結束一天繁重的工作后，喝酒成為男人們最直接的解壓方式。年輕時意氣用事，常常與工友比著勁兒地證明自己的酒量，再加上長時間的勞作，丈夫最終被確診為肝硬化。2002年，在做了脾切除手術后，丈夫的身體狀況一直欠佳，最終在2005年因為突如其來的消化道出血導致休克，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那一天，冬梅恰巧回了沂源老家，等她得知消息急匆匆趕到醫院時，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多了。

此后，冬梅每次回想起這件事都覺得后怕，她不敢再輕易地離開家。考慮到丈夫的健康狀況，冬梅慢慢地將生活的重擔扛在自己的肩上，她像個陀螺，在工地和家這兩方天地間不停地輾轉。

“坎兒”

對冬梅來說，70米以上才有生活。

冬梅的一天，從早晨五點半開始。起床，燒水，給正在讀初中的兒子做好早飯，接著拎起裝滿水的水壺出發去工地。午休的一個多小時，冬梅會回家吃飯，吃完繼續回去干活。這些年，冬梅幾乎沒有出去玩過，她早已習慣兩點一線的日常。

塔吊，在工地上如同鋼鐵巨人般屹立，其底座穩固地扎根在鋼筋水泥中。隨著樓層的逐漸升高，工人會利用錨固裝置將塔吊與樓房的外側墻壁進行剛性連接，以此保證穩定性。冬梅現在參與施工的樓共18層，高度在70米以上，每天她需要先來到樓頂，順著樓層與塔吊間搭建的通道走到半空中，然后再沿著爬梯徒手攀爬到操控室。

根據《高處作業分級國家標準》，30米以上的高空作業，屬于“特級”。這些年隨著高層建筑逐漸增多，冬梅所要挑戰的高度也由早期的20多米上升至70多米，有時甚至能達到100米。在建筑工地上，塔吊司機的薪酬較其他工人來說略多一些，所承受的風險也高許多。這樣一份“半空中尋生計”的工作，在一些人眼里是危險的、敬而遠之的，但卻是冬梅無比需要的。

很多時候，冬梅都很慶幸自己成為一名塔吊司機，這是她的能力范圍內可以找到的掙錢最多的一份工作。

上世紀90年代時，冬梅一個月的工資就已經有800塊錢了，后來慢慢地漲到一千多塊錢，再漲到七八千塊錢。可即便是這樣，一直到2019年，冬梅才靠自己的努力還清了所有的外債，在此之前家里一直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除了兩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以及當初為了避免交借讀費而決定在周村區買二手房時借的錢，這些年里，為丈夫看病成為家庭開支的大頭。

“他的病就像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在確診肝硬化后的22年里，時不時出現的腹水和消化道出血一直困擾著丈夫。吃藥，復診，住院，循環往復。冬梅始終記得在二零零幾年的時候，丈夫每個月的中藥要花費兩千塊錢，而那時她一個月到手的工資只有一千多元，超出的部分只能去借。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尚未推廣前，丈夫沒有交過醫保和社保，動輒要上萬元的住院費全都要自己承擔。

曾經有一位醫生告訴冬梅，肝硬化5年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而她的丈夫能在這樣的狀況下堅持了那么久，已經是個奇跡。用錢維持住丈夫的生命，仿佛成為冬梅的一種執念。

在成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后，冬梅干起活來更加拼命了。為了節省上廁所的時間，她開始有意識地減少喝水的次數，只有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從半空中下來。長時間地憋尿，高強度的工作，種種因素直接導致腎炎的發作，面對“停止干體力活，安心休養”的醫囑，2013年冬梅無奈下離開了工地。

這些年里冬梅一直處于忙碌的狀態，而今突然按下“暫停鍵”，一下子竟有些難以適應。于是，閑不下來的她去當地一家童裝店做起售貨員。從半空中“回歸”地面后，冬梅明顯有些局促。她早已適應在那個1.5平方米的空間里獨自操控塔吊的生活，當每天都要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時，冬梅一時間竟不知該說些什么。

“我不知道該怎么和別人交流，熟人的話還好，遇到不熟悉的人時，往往是人家看看我，我也看看人家，然后低著頭走開，盡量能不說話就不說。”僅在家休息了一年，冬梅便重返工地，繼續開起了塔吊。

冬梅最終還是沒能留住丈夫。2024年6月，冬梅的父親去世，100天后，她在醫院送走了丈夫。

親人的離去不是一場暴雨，而是此生漫長的潮濕。在當下這個需要扮演多種角色、承擔更多責任的階段，冬梅的心態相比年輕時成熟了不少，也慢慢地學會了釋然。

這些在生活中遇到的“坎”，冬梅將其認作是命，而老田卻更愿意將它們看作是人生中不同的階段。

2000年，老田的生活迎來了轉機。這一年，他一口氣承包了10畝地，以種植棉花為主，順帶也種些小麥和玉米。幸運的是正趕上糧食價格上漲時期，除去每年400塊錢的地租，手頭上還能有好些剩余。也是在這一年，老田外出務工時第一次接觸到電腦。

“那時候覺得這是個很稀奇的東西，之前從沒見過，就花了幾塊錢去網吧里看了看。”

“當我見識過外面的世界，發現了新鮮且超出自己認知的事物，第一反應是覺得真好，接著是想改變自己。”

早年間，在工地上安裝風機、風管、風閥時，需要按照技術員手工繪制的圖紙來操作。那時，懂CAD施工圖的人并不多，圖紙普遍都是先在打印店復印出來，再拿到工地上比對。有時一些數據因為圖紙的反復折疊與摩擦，變得模糊不清，便要借助放大鏡和直角尺一點點地測量，再根據比例計算出來。種種不便，卻成為老田提升自己的突破口。

2007年新房蓋好后，老田毫不猶豫地買來一臺臺式機，在家研究起CAD制圖。“不要總去抱怨，覺得生活難就去改變。同樣是在工地上，技術員因為會看圖紙，不僅掙的錢比干體力活的人多，還不至于讓自己太累。其實很多人都可以下功夫學技術、看圖紙，關鍵在于愿不愿意花費時間去做。”

就這樣，老田變成一個既會擰螺絲、扛風管，又能看得懂CAD施工圖的工人，慢慢地從帶領七八個人的組長變成監工，直至可以獨立承包中央空調相關配套設備的安裝工作。

回顧外出務工的這幾十年，老田直言自己的確吃過苦，但并沒覺得日子差勁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不能拿現在的環境和過去的時候比較，然后就覺得農民工很可憐。對我來說，日子一直是奔著越來越好的方向過的，挺知足的。”

時間倒流回1989年，剛結婚的老田只有5畝地，除去繳納的農業稅，再加上賣雞賣豬賣牛的錢，一年忙到頭只到手一千元。進城打工后，老田的工資由最初的每天8塊錢漲到15塊錢，再漲到25塊錢，當了監工后則是每天300多塊錢，真實經歷了由一位數到三位數的轉變。從前，在工地上人挨著人打地鋪、睡木板，到后來有了鐵皮房子，運氣好的時候還能住進只有四五個人的空調間。伙食也由早晨的咸菜、稀飯，中午的冬瓜湯，晚上的拍黃瓜外加饅頭隨意吃，變成可以在工地附近的快餐店里買飯，一天給30塊錢的伙食費……

老田把工地稱作是他為之奮斗的地方，在那里他明白，不管是有形的“坎”，還是無形的“坎”，邁過去便能擁抱不同階段的人生。

人生向上

在冬梅看來，她對塔吊的情感有些復雜，又愛又恨。

一直以來，冬梅的腰椎和頸椎都不大好，時不時就要去醫院扎幾回針灸，順帶拿些膏藥。在塔吊的操作室里，冬梅常年備著一些止疼藥，有時頸椎病發作會連帶著引起頭痛，嚴重時還會伴隨著嘔吐。為了不影響工作，冬梅往往要靠這些止疼藥來扛一陣兒。

“撂挑子”的想法，冬梅產生過無數次，她厭煩這份工作的枯燥以及隨之而來的孤獨感，恨它將疼痛和疾病帶給自己，但她始終沒能做到真正地放棄。不得不承認的是塔吊已經占據了冬梅生活中絕大部分的時間，讓她成為養家之人的同時，也變成她的情感寄托。

丈夫去世后，冬梅變得更不愛說話了。家里的每一處角落都保留著丈夫生前的痕跡，這些難免會勾起冬梅對往昔生活的回憶，可她不敢過多地當著孩子的面表現出悲傷，怕把消極的情緒傳遞給他們。大概在丈夫離世半個多月后的一天，冬梅準時出現在工地。“當時就想著轉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起碼開塔吊的時候我是全神貫注的，這樣就不會想起他。”

臨下班的時候，冬梅的手機響了，往常這個時間都是丈夫打來電話，詢問她能否按時下班以及中午想吃點什么。冬梅接起電話，聽到是女兒的聲音，她有些恍惚，然后猛然想起丈夫已經不在了。那天，冬梅在塔吊的操控室里嚎啕大哭，那是積蓄已久的感情釋放，同時也讓她看清眼前的現實。“兩個孩子都很懂事，女兒還沒嫁人，兒子之后還要讀高中、大學，他們已經沒有爸爸了，我得把這個家撐起來。”

冬梅的建筑施工特種作業人員操作資格證書可以支撐她干到60歲，但生活卻希望她能早點退休休息。在工地上，年齡是硬性指標，年輕意味著能有更多的機會。這幾年，冬梅明顯察覺到大齡塔吊司機變少了，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干多久，但只要有活，她就會拼命地干，一如過往。“日子總要過下去，也總能過得下去。”冬梅說。

老田所說的“分水嶺”，除了表現在身體素質方面，更多的還是體現在心態上。“人到了一定的歲數，心態就慢慢地平和下來了，不再像年輕時那樣一味地想著掙錢，也不那么爭強好勝了，現在的心愿就是想身體健康。”

現在的老田，把大部分業余時間都用來陪伴家人。“家”，這個字在老田心里的分量很重。早年間進城打工是為了討生活，只有過秋過麥時才能回一趟家，老田忘不了每次能回家時的雀躍，以及買好車票后對歸期的滿心期待。2020年，孫女出生，也是在這一年老田結束了到處奔波的生活，和妻子來到北京幫兒子帶起了娃。

老田現在的生活儼然一副提前適應退休的模樣：早晨六點起床晨練，騎三個小時自行車，接著去超市買點菜。下午看看中醫的講座視頻，到點去幼兒園接孫女放學。偶爾老田也會在招聘網站上看看家附近有沒有適合他做的零工，“我們這代人就是這樣，忙了大半輩子，是閑不下來的。”甚至他還琢磨過，如果自己的身體條件允許，可以試著去做看門的保安或者綠化工人。

“我們這代人，是非常能吃苦的，過去了也就結束了。”老田說。在工地上，像老田和冬梅這樣的養家之人，還有很多。他們是被時代夯進地底的樁基，當青春與血汗凝結為都市里的鋼筋鐵骨，便化作城市根系里沉默的養分。對他們來說，所謂暮年，不過是生命以另一種形態，繼續在人間煙火中深深扎根。

（本版圖片來源為視覺中國、文中老田和冬梅均為化名）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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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制： 王巖 編輯： 葛羚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