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區域國別研究要為培養獨立的世界觀、建立自主的世界知識體系，發展出一套合理的解釋世界的理論與方法；要為文明對話，為構建未來潛在的文明新形態作準備。

區域的邊界也是一種政治與文化秩序的象征和工具

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地理、語言、社會等外在的區域研究往往服務于現實的理解。但在人文學科的終極關懷中，又常?；氐健吧钤谶@個區域的人是如何生活、思考與想象的這類問題”。每一個區域國別研究都承載著復雜的文明傳統；中華文明、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等又不能以一個簡單的區域來審視。深入的區域研究往往能揭示文明內在的歷史結構、世界觀念、價值體系與演變趨勢?？梢妳^域研究是通往文明研究的重要路徑，文明研究是區域研究的“深層目的”。

然而，區域的劃分并非天然，而是隨著地理、文化、經濟和政治語境的不同而不斷變化。這種彈性與復雜性，恰恰體現了區域研究走向文明研究所面臨的多維挑戰。比如，“北美”有時指美國和加拿大，有時包括墨西哥，有時是這三個國家與中美洲的統稱，有時是上述所有國家地區與加勒比群島的統稱。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理解這句話：如果單純從地理環境看，北美應包括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群島；如果從文化認同層面看，只包括加拿大、美國；如果從自由貿易角度說，則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美墨加協議》驗證了這一點；如果從人文地理語境來看，這個地區有時排除墨西哥，有時還排除中美洲或加勒比群島。

而“拉丁美洲”這一概念，則是拿破侖三世時期（1852—1870年在位）法國地理學家出于地緣政治考量而提出的概念。當時法國正努力在西半球建立勢力范圍，試圖鞏固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法語區的勢力，對抗英國人在美洲的滲透。這個概念最終被諸如委內瑞拉人文學者貝略（Andrés Bello，1781—1865）、阿根廷知識分子阿爾韋迪（Juan Bautista Alberdi，1810—1884）、巴拿馬思想家阿羅塞梅納（Justo Arosemena，1817—1896）、智利作家比巴（Francisco Bilbao，1823—1865）、古巴民族英雄馬蒂（José Martí，1853—1895）為代表的拉丁美洲知識分子所接受。

可見，“區域”的內涵非常豐富，也非常靈活，凸顯了社會空間的復雜性。不同時代都在創造新“區域”，不同學科都在使用區域這個概念工具，描述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空間單位，用于自然、文化、經濟、行政或統治的目的。區域雖然有自然屬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人為構建的，反映了命名者的民族觀、世界觀、宇宙觀。一方面，在塑造民族神話、國家敘事和文化觀念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亦難免反映出文化偏見和地緣政治利益。比如“歐洲”并不是一個渾然天成、人人認同的觀念，“歐洲并不是從地理學上，按照地圖理解的，仿佛據此應將歐洲人限定為在這塊地域上共同生活著的人群。從精神方面說，英國的自治領，美利堅合眾國，等等，顯然都是屬于歐洲，而愛斯基摩人或集市上圍欄中展示的印第安人，或長期在歐洲流浪的茨岡人，則不屬于歐洲。很顯然，在這里，在歐洲這個名稱下所涉及的是精神上的生活、工作、創造的統一體……個人，個人的聯合，以及他們的全部文化成就，就應該被賦予一種將他們全部聯結在一起的性格”。[〔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因此，我們理解區域需要從宗教寓意、文化構建、帝國擴張、殖民治理、當代反思等角度出發，理解區域及其所代表的一種文明。唯如此，才能避免潛在偏見或盲目崇拜，才會形成正確認知，重新思考“世界”，描繪文明歷史與未來的共同體圖景。

共同的文化、語言、歷史與傳統構成一個“區域”，政治進程尤其是大國博弈時代的政治進程、世界轉型時期的政治進程會改變舊的或是創造新的“區域”。當今除了要考慮這些因素外，還要依據全球互動的網絡，依據超國家模式，依據廣泛的全球化現象重新定義區域、重新劃分區域。從三個世界到全球南方，正是世界新區域興起的重要標志，其背后是冷戰東西格局瓦解、后冷戰世界走向多元。

區域的邊界不僅劃定了區域內部群體與外部群體之間的區隔，也是一種政治與文化秩序的象征和工具。但“區域”并不穩定，任何一種區域概念都不能夠全面地、永久性地滿足所有認知以及政治、文化與經濟上的需求。以“亞洲”的劃分為例，人們常用“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子區域概念表述巨大亞洲的差異性，但表述西伯利亞的“北亞”則已較少被單獨提及，新創造的“內亞”則涵蓋了歐亞大陸中部以草原、沙漠和山脈為主的廣闊地帶，亦有特別用意?？梢娺吔珉S著歷史條件、知識體系、全球交流與地緣政治的變化而變化。這都需要我們從文明形成與發展的角度去思考作為學科的區域國別研究。

三個趨勢：內涵轉向、空間轉向、視閾轉向

區域研究在西方世界被稱為地區研究，這個知識領域是伴隨歐洲的殖民擴張而誕生的“帝國之子”，一直受到政策導向的影響。從前殖民時代的東方主義，到殖民時期的帝國主義，到“二戰”前后的自由主義，再到“二戰”后的美國主義，區域研究都有不同的重點與特征，但西方的區域研究一直以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為推動力?！岸稹焙蟮膮^域研究以1989年蘇東巨變、2001年9·11事件為標志又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今天大致呈現出以下三個趨勢：

第一、從政策導向到學術研究為主的內涵轉向。薩義德在《東方學》中認為中東研究領域生產的是面向政策的知識，而非價值中立的知識，而且這種知識與殖民主義文化息息相關，人們必須改變“無法表述自己；必須被別人表述”的窘境。在9·11事件后的時代，我們見證了大學與國家機構之間建立更加緊密、更加明確和更加多樣關系的趨勢，而在中東研究領域，這可以視為一種新型的東方學。美國學術界在中東和伊斯蘭研究方面有許多例子，這些研究與智庫、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緊密相連，并且受到政府利益和資助的驅動。

第二、世界政治格局從中東到亞太、從現實領域到虛擬空間的空間轉向。世界政治已經發生了變化，全球化改變了一切——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都阻擋不了歷史大勢——全球化只會以新的、更加高級的形式表現出來。當今的地緣政治已改變了傳統疆域的概念。在人工智能時代，區域已從現實空間延伸到賽博空間，數字世界已是一個全新的戰略區域。大國不僅要努力建設和管制這個區域，同時還需具備在關鍵時刻改變其規則與狀態的能力。

第三、區域認知從單一區域到全球整體的視閾轉向。如今人們越來越喜歡用“大西洋世界”“太平洋世界”“印度洋世界”這類概念重新審視人類社會，這就在無意中取代了“洲”成為歷史分析單位。這些概念強調的不再是孤立的地理空間，而是圍繞某一特定空間所形成的多層次、多方向的聯系、互動與交流，整個世界本身正成為一個彼此聯結的整體。區域互動強調地區間的聯系而不是地區間的不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明的聯系性、人類的整體性、地球的一體性，區域研究也從碎片化的分析逐步走向綜合性的整體審視。

區域研究逐步融合全球研究、跨國研究等新領域，強調流動性、網絡性、跨區域互動，在全球史視野下凸顯區域史。例如東亞在世界史中的地位與作用尤其引發學界的關注：從整個地區和時期來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東亞擴張是一次全球經濟力量的轉移，在世界歷史上鮮有先例。如此規模的轉變不可能不經歷停頓和暫時的挫折——正如20世紀早期全球權力從西歐向北美的轉移過程中，美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所表明的那樣。然而，這些停頓和挫折不應讓我們忽視其背后的基本趨勢。

在今天，我們有可能構建一種更加客觀的古典學

我們不僅要梳理區域與國別學科的發展脈絡，還必須探討各種思想、各類思潮對區域與國別研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像中國、日本、印度、非洲等地區，原本都有自己的世界地圖、地理知識體系和對“世界是怎樣的”這個問題的理解。但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最近一百年，這些傳統體系被西方國家主導的新體系所掩蓋。日本原來認為世界的中心是亞洲的三個文明國家——日本、中國、印度。但隨著代表歐洲世界觀的荷蘭世界地圖在江戶時代傳入日本，這種舊的中心模型動搖了：世界變大了，亞洲不再是中心。這類現象的變化背后不僅是科學技術的進步，還有思想觀念的變化、文明觀念的演化。

世界轉變背后的邏輯是文明形態的變化，是彼時的強勢文明減弱了，又出現了新的文明，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巨大的影響力。譬如今日之世界。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巨大發展證明了世界有不同的道路可走，有不同的發展模式可選擇，中國道路正成為探索人類福祉的一種方式。誠如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特哈默所說：“到了20世紀末，19世紀末歐洲的傲慢所剩無幾，歐洲再也無法統治世界、控制全球經濟及文化獨尊。如果19世紀是歐洲的世紀，那20世紀應該可以稱為北美洲的世紀，21世紀則有可能是中國的世紀。對歷史學家而言，探索一個長期以來認為歐洲強大且無可匹敵的特殊意識及面對其他文明時那種與生俱來的優越地位的信念的源起，倒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對于我們來說，“探索一個長期以來認為歐洲強大且無可匹敵的特殊意識及面對其他文明時那種與生俱來的優越地位的信念的源起”，可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古典學，一是區域國別研究。這兩者在學術譜系中恰好處于起點與終點的位置，不僅具有象征意義，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古典資源在學術傳承與文化認同方面起著極大的作用，這些遺產被后來者所吸收、模仿，再改進、再創造，亦遭抵制、被誤解。馬丁·伯納爾認為“古典學”遠非孤立和邊緣學科，它在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是北方歐洲文化的核心，而且通常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古典學不僅融入到社會整體中的社會與文化模式，還將這些模式反映回社會，為“歐洲在所有大陸中具有根本性優越性”的觀念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而這一觀念又反過來為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作為“文明使命”提供了正當性。如果歐洲的技術優勢保證了其在海外的軍事主導地位，而基督教保證了其精神上的至高無上，那么希臘羅馬遺產就為歐洲的文明優勢提供了證明?？枴ゑR克思、馬克斯·韋伯、埃米爾·涂爾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和漢娜·阿倫特只是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眾多社會理論家中的佼佼者，他們從古典歷史和文化的深厚知識中汲取靈感。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長期以來一直是古典學家尋求更好地理解古希臘之有效方法的源泉。

可見，西方世界一直在不斷構建一種過去的神話，以證明當代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蛟S在今天，我們有可能構建一種更加客觀的古典學，能夠融合多種古典文明的研究視角，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西方價值體系，而是包容中國、印度與西亞等其他古老文明的智慧與傳統。

南京博物院藏明代《坤輿萬國全圖》這是國內現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據刻本摹繪的世界地圖，它開創了中國繪制世界地圖的模式，是中西方地理觀念碰撞交融的標志

培養獨立的世界觀、建立自主的世界知識體系

馬凱碩認為，西方主導世界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西方目前所犯下的最大戰略錯誤之一，便是拒絕接受這一正在發生的現實。西方需要學習如何在他們不再是世界第一的情況下采取戰略行動。因此，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必須改變成見，接受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的事實：國家利益必須與全球利益相平衡，權力應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合理分配，美國和歐洲必須讓出一些權力，而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伊斯蘭世界則必須更深地融入全球體系，成為積極塑造未來秩序的力量。

一方面，我們的區域國別研究不僅僅是為了經貿、人員往來和文化交往，更重要的是提出建設性方案、參與全球治理、探索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新模式；為培養獨立的世界觀、建立自主的世界知識體系，發展出一套合理的解釋世界的理論與方法；為文明對話，為構建未來潛在的文明新形態作準備。這在“去全球化”的當下，世界日益碎片化、話語權爭奪激烈的背景下尤其重要，必須擁有自主的研究能力，必須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這一切都取決于自身看待世界、解釋世界的能力。

另一方面，我們所倡導的“有組織的知識生產”意味著合作與共商，這不僅限于學術共同體的內部合作，更要加強跨學科、跨地域、跨國際、跨文明的外部合作。“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意味著知識在本質上有發展的局限性與工具的殖民性。因此，構建本土化知識體系是十分必要的、緊迫的，這樣可以避免盲目跟隨任何特定的知識生產模式與學術范式，確保學術發展的獨立性與多樣性?！叭篌w系建設”意味著我們的知識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還不夠健全、不夠領先，面臨挑戰、等待發展。這是一種學術發展的自省意識、自主意識。我們的希望在開放、在包容、在青年。思想向外、腳踏實地，放眼未來，一切皆有可能。我們需要熟悉規則、遵守規則，必要時合理修改規則，而不能自說自話；我們需要多出原創性的思想，多出有世界影響力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從來不僅僅是學術——它是政治的前沿，甚至可以引領政治，真正純粹的學術就是最高形式的政治。

從“他者知識”轉變為“文明對話”，構建新的文明形態

我們并不是要否定西方區域研究的學術價值，而是提醒研究者要警惕學術背后的權力結構與政治淵源。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真理”遠不止是一種理想中的智識成果，它也被視為“我們的武器”。面對域外區域研究的趨勢，我們的區域研究亦面臨轉型：如何從“他者知識”轉變為“文明對話”，即如何與他者共同生產知識，而非單向研究；如何去中心，尤其是不再以西方文明為中心；如何弱化歷史的斷裂，而是強調歷史的鏈接、區域之間的互動與依存；如何強化多學科交融，在多維度區域知識的基礎上構建文明形態，等等。

要打破西方中心論視野下的區域研究，我們就要重新審視區域國別研究。既要拿來，吸收好的；又要批判，剔除糟粕；還要貫通，不斷創新，走出一條屬于我們的道路。首先，這是多學科、跨學科的領域，存在很多交叉地帶、模糊地帶，需要人們攜手努力。傳統意義上的學科已難推陳出新，我們不僅需要人文學科參與，也需要社會科學參與，更需要自然科學參與；其次，區域國別是一個什么樣的知識系統，我們要從學術史、知識史、思想史的角度梳理過往的一切成果，不否認他人的成就，亦不盲目崇拜；再次，該系統中什么樣的變化才算得上是創造性，也就是說，當我們探索區域國別的未知區域時，變化機制的屬性是什么；最后，我們要倡導一種廣義的學術史研究，研究其內在的機制，研究學科發展與社會思潮之間的關系。我們不僅要就事論事的學術史，更要人類整體視野下的學術思潮史研究，研究學術與社會、學術與政治、學術與德性、學術與倫理等等方面的互動關系。

愛因斯坦說：“個人之所以是個人，并具有他所具有的意義，與其說是由于他的個性，不如說是由于他作為偉大人類共同體的一員而存在——這個共同體從出生到死亡，塑造著他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备实匾脖磉_了類似的精神，他說：“全人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大家庭。”這是我們區域國別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了解人類的往昔，洞察現實的復雜真相，展開跨文化對話，增進彼此理解。我們期冀在這樣的基礎上構建新的文明形態，讓人類共享希望與未來。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

面對如今世界復雜的環境問題、毒品問題、人工智能倫理、全球衛生、區域沖突與和平建設等，必須整合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與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才有可能協調區域間的發展，才能發現區域邊緣地帶的重要性。撲面而來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將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區域研究，也在挑戰傳統的研究范式。正是這種歷史傳承與現實需要，使區域研究逐步發展為一門獨立而多元的學術領域，并積累了大量學術著作。

有經驗的總結，如托勒密的《地理學》反映了西方古典文明的世界觀，對后世影響極大。

有理論的反思，如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將歐洲地方化》（2000）質疑歐洲作為現代性普遍范式的地位；劉易士、魏根（Martin W.Lewis、K?ren E.Wigen）的《大陸的神話：元地理學批判》（1997）反思現代大陸劃分的合理性。

有實證的著作，如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為跨學科和宏觀歷史研究樹立典范；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2015）將世界史的中心從西方轉向亞洲，強調歐亞大陸的互聯性和發展動力；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2009）將區域發展置于世界史框架中。

有全球治理與替代模式的，如阿查亞（Amitav Acharya）《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2014）探討多極化世界秩序的出現；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新亞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阻擋地向東方轉移》（2008）提出全球治理需要重新平衡。

亦有去殖民和帝國批判，如姆本貝（Achille Mbembe）的《走出黑夜：關于去殖民的思考》（2021）強調思想去殖民與非洲文明復興，倡導根植本土的“行星思維”；等等。

不研究這些重要著作，我們就無法前行。

[美]馬丁·W.劉易士 /卡倫·E.魏根 著，《大陸的神話：元地理學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彼得·弗蘭科潘 著，《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學出版社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亞著，《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標題：《陳恒｜追求文明對話的區域國別研究》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陳瑜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來源：作者：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