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毛澤東是統一戰線事業的偉大開拓者。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的重要作用。1956年初，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1959年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盡管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內部的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鞏固，但在統戰工作中也面臨一些需要解決的新問題。對此，毛澤東及時采取了一些穩健的方式來處理。這是對我國如何早日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的有益探索，不但在當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產生了長遠的積極影響。

對國民黨戰犯實行特赦

新中國成立后，我黨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維護社會穩定，開展經濟建設。不久，又投入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這段時間，被我人民解放軍俘虜的900多名國民黨戰犯關押在監獄接受改造。1956年，如何處置這些戰犯被提上了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在1956年3月的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詳細介紹了戰犯改造的情況。隨后周恩來在講話中指出，在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對經過改造有所悔過的戰爭罪犯，在適當時機分批寬大處理，是有重要意義的。他說：“毛主席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這當然先要經過各方面人士的協商，征得大家同意。因為這件事還要在人民中去解釋。如果我們肯定‘一個不殺’的意見，就不采取‘殺’‘判重刑’的辦法，而采取逐步寬赦的辦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時又進一步指出：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如果不殺或許對臺灣還會產生影響。

◆1959年9月18日，特赦的消息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同時還配發了《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

1957年2月2日，毛澤東在審閱公安部黨組1月29日關于對在押病殘戰犯處理問題的請示報告時批示：“不但這些人應當處理，其他戰犯凡犯罪較輕、表現較好的，都應考慮判決釋放，因為已關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較重的和最重的兩類，待后處理。請公安部將戰犯全體審查一下，定出一個處理方案送中央審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以下簡稱《年譜》）

1959年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毛澤東考慮在這個時候釋放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將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于是在8月24日致信劉少奇，提出：“今年國慶十年紀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時所謂‘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辦此事，離國慶只有三十幾天時間，是否來得及審查清楚？或者不趕國慶，在秋天辦理即可，但仍用國慶十年的名義。此事是否可行，亦請召集有關同志商議一下。”（《年譜》第4卷，第165頁至166頁）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為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書面建議。9月17日，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經過討論，同意該建議并根據憲法的規定，作出了特赦的決定。同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布了特赦令。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上，發表了相關消息并同時配發了題為《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這一重大新聞，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當然，關押在北京功德林一號的戰犯更是欣喜若狂。10月2日，他們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國家主席特赦令，于12月4日特赦首批戰爭罪犯33人。被俘前為國民黨中將的杜聿明代表特赦戰犯講話時聲淚俱下：“黨和毛主席對我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頭等戰犯，給予特赦，我無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繼續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成為新人，永遠跟著共產黨、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無論遭受狂風暴雨的阻礙，生死以之，決不反顧！”隨后，各省、市、自治區也特赦了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共計12082名，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后來回憶：“這些人改造成了新人，充分說明黨的政策的威力和對人的改造工作的巨大成績，對國際、國內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舉行的特赦大會。

從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戰犯。1974年12月，毛澤東指示特赦剩余的國民黨的戰犯。周恩來也很重視這個工作。12月27日，毛澤東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公安部報告擬給釋放的每名戰犯發15元零用錢，但不開歡送會。另有13名罪大惡極的戰犯擬繼續關押，不予釋放。對此，毛澤東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年譜》第6卷，第573頁至574頁）1975年1月，時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深感毛澤東的氣魄大、胸懷廣闊，迅速組織有關單位全面落實。3月17日，四屆人大二次會議批準釋放全部在押戰犯。在3月23日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宴會上，高潮迭起，場面動人，催人淚下。被俘的國民黨中將黃維和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制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并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只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次特赦，不但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焦點，而且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接著，毛澤東又指示公安部釋放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務，釋放、安置以歷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9月9日，毛澤東在公安部的有關報告上批示：“建議一律釋放。本地不能就業的，轉別地就業。”（《年譜》第6卷，第606頁）華國鋒迅速召開公安部會議貫徹落實，對釋放和轉業安置具體事宜作出安排。1975年12月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機關先后召開了寬大釋放大會，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全部寬大釋放。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釋放的文件明確提出：“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給予公民權。”這樣，既然連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摘“帽子”，就意味著今后在適當的時候，給還戴著右派、地富帽子的人摘帽將會是順理成章的事。

給部分右派分子摘帽

在對國民黨戰犯進行特赦的同時，毛澤東還建議摘掉一批確實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關于1957年的整風反右，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已經作了正式結論，在此不贅。在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上，毛澤東多次提到要在適當的時候給右派分子摘帽子。在毛澤東看來，“右派許多人是有才干的，在這一點上我倒還相當地賞識他們。”“我們估計，大多數人是能夠前進的，知識分子能夠變成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年譜》第3卷，第227頁）因此，“要化無用為有用，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要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除個別很壞的以外，選舉權不取消，有一些還給他一些地位……在知識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們如何處理右派，處理過分了，會傷他們的心，會不高興……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年譜》第3卷，第261頁至262頁）毛澤東同時還注意到有人反映反右以后知識分子發言少了的問題，批示：“為什么知識分子不敢講、不敢寫呢？我們人民的自由已被壓死了嗎？”（《年譜》第3卷，第315頁）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肯定了胡耀邦的處理右派分子的工作。1958年3月2日，毛澤東為轉發共青團中央機關召開右派分子座談會情況的簡報，起草中共中央給上海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批語，指出：“各地應當召集右派分子開會，由主要領導同志去作報告，爭取他們和分化他們。會可以是幾十人的，幾百人的，幾千人的，都應由該單位（例如一個大學，一個部門）、該系統（例如文教系統）或該地區（例如一個區，一個市，市的右派人數很多時，則選擇若干人，例如二千至三千人）最有威信的主要負責人去作講演。這樣，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簡報說：團中央機關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別召開了兩次右派分子會議。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兩次會議上都講了話。指出他們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是從根本上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是大是大非問題。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頭認罪，決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還向他們宣讀中央關于處理右派分子的六條辦法，說明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們愿意悔改，黨對他們是采取寬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處理，二不剝奪公民權，三大部分不開除公職，給飯吃，給工作做，而且組織上還準備誠懇地幫助他們改造，鼓勵他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兩次會議的效果都很好。（《年譜》第3卷，第306頁至307頁）

◆1959年9月，毛澤東與劉少奇留影。

1959年8月24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關于全國四十五萬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問題，據江西省委楊尚奎同志說，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他說，已經向你說過了，你答應回北京統一考慮此問題。”“請你提向常委和書記處討論一次，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在國慶十周年時機，根據確有改變的情況，給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萬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對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將大有作用，他們會感到確有前途。”（《年譜》第4卷，第165頁）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下發《關于討論特赦罪犯和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問題的通知》。9月15日，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舉行座談會。毛澤東在談到右派分子問題時說，右派分子全國有四十五萬，其中十分之一是共產黨內的，十分之九是黨外的。現在，黨內黨外這些右派分子，有相當一部分是改好了。趁這個國慶十周年，把各地方多多少少改變了的，有的百分之幾，有的百分之十，有的百分之十幾，甚至于還有更多的，不等，給他摘掉帽子。這樣，其他的右派分子就有希望，有奔頭。（《年譜》第4卷，第181頁）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確實表現改好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指出：“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決定在慶祝建國10周年的時候，摘掉一批確實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后，根據右派分子的表現，對那些確實改好的人，還準備分批、分期摘掉他們的帽子。”到1964年，全國共分5批為大多數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對于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來說，摘去帽子，對他們的政治處境、工作條件和生活安排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對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的科研環境的改善。有“力學之父”之稱的錢偉長，從1960年摘帽到1966年，講了12門新課，寫了600萬字教材。1971年，毛澤東、周恩來點名要他參加出訪英國、瑞典、加拿大和美國的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并兼任代表團的發言人。錢偉長1975年還獲得北京市的科技進步獎。著名化學家曾昭掄，1958年初到武漢大學教化學，1960年摘帽后，專業發展進入快車道，因而被業內專家稱為“我國元素有機化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生前一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964年他在一份思想匯報里寫道：“我雖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黨的領導下，還能繼續為人民服務十年、二十年，以致更長的時間，爭取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從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來看，給右派分子摘帽，對于緩和、改善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更好地調動了廣大民主黨派成員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積極性。1959年10月9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因病逝世，享年75歲。李濟深從1948年民革成立到1959年逝世前，一直擔任民革中央主席職務。他為民革的事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直到去世前夕，他還強調民革一定要接受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民革本身歷史發展的自然歸宿，猶如江河之歸大海。又說，我們對共產黨提意見，發揮監督作用，“態度必須誠懇，用詞不可過激”；“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既經提出，我們就要負起責任來，協助中共執行下去。李濟深生前曾建議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同時舉行，政協委員列席人大會議。這一建議從1959年開始被采納，一直延續下來，成為慣例。

從1959年到1964年，全國先后分5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此期間，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雙周座談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在雙周座談會上對在北京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和民主黨派中委、候補中委范圍內的非共產黨的90名右派分子的摘帽問題，進行了協商討論，從1959年起到1966年，先后共摘掉84人的右派帽子。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為著更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首先要擴大和發揚民主生活，這也是我們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要擔當的任務。我們不可能設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鐵板一塊，大家都是一個想法，對任何問題的看法都一樣。如果我們的統一戰線是這樣，它就不能發展，就會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指導我們統一戰線民主生活的原則。因此，我們應該肯定統一戰線的任務是加重了，有了新的發展。”

“黨外不要搞運動”

從1958年底開始，毛澤東采取許多措施，積極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經察覺的“左”的錯誤，同時在對資產階級分子和民主黨派的關系上，提出一張一弛，即“弛”的方式，重在推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技術革命的實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對知識分子工作上，毛澤東提出要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和文化科學事業服務。即使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后期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運動，也并沒有妨礙毛澤東提出的“弛”的實行。1958年7月，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專門研究對資產階級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改造問題。彭真代表中央在會議上指出，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不要把弦繃得那么緊。現在整風應該告一段落，把精力轉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實踐上來，以實際行動來表現思想改造的決心和成果。這次會議對于把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團結統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舟共濟建設社會主義增添了信心。

1959年9月15日，在中南海舉行的座談會上，毛澤東在談到黨內反右傾時說：“有些朋友他們得了一條規律：共產黨辦事就是先整自己，后整別人。現在在許多地方，特別是上海一些工商業家，聽說有這個顧慮，還有各民主黨派。這回在黨內是搞運動，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黨外不要搞運動。所以，那種顧慮可以解除。現在，教員、教授大有進步，民主黨派大有進步，工商界也大有進步，但并不是說問題都解決了。什么世界觀這些問題，舊的東西一下要刮掉，洗腦筋洗得那么干凈，那不容易的，慢慢來嘛。”（《年譜》第4卷，第181頁）

◆1960年，周恩來（左一）、劉少奇（左二）與沈鈞儒（左三）等黨外人士座談交流。

據李維漢回憶，從1959年初開始，統戰部就開始認真實行毛澤東“弛”的方式。5月上旬，中央統戰部召開各省、市委統戰部長座談會，繼續實行“弛”的方式。經過座談，思想逐步取得一致，認為階級斗爭總的形勢是逐步趨于緩和。提出當前統戰部門的工作是：繼續深入地貫徹去年兩次統戰會議的方針，充分調動資產階級分子、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的積極性，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服務中進行改造，使服務與改造密切結合起來。對黨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應當是更加和風細雨地進行正面教育，一般不進行群眾性的批判和斗爭。在9月15日中南海的座談會結束后，中央統戰部堅決貫徹毛澤東“黨外不要搞運動”的指示，督促各地統戰部門全面落實。這也可以說是汲取了從1957年以來的教訓：黨中央的指示，到了下面，往往容易走樣，有的地方走樣還很嚴重。這次實行“弛”的方式，某些地方統戰部門仍主張要“弛”中有“張”，強調還是要以改造為主。李維漢堅持認為，應遵照毛澤東在9月15日座談會上講話所宣布的，在黨外人士中不開展“反右傾”運動。11月13日，中央統戰部在報送中央的文件中有針對性地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11月21日，中央批轉了該文件，并加了一個很長的批語，指出：這次反右整風運動，不要在民主人士中進行，即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進行。此事，毛澤東在中央9月15日召開的黨派會議上已經宣布過，望各地遵照執行（現在已經開始進行的單位，應該采用適當方式加以結束）。中央這個批示，及時糾正了“左”的思想，從而穩定了黨的統一戰線。

1959年底，政協全國委員會根據毛澤東指示的精神，認真實行“弛”的方式，全面落實“黨外不要搞運動”的指示，并采取多種措施，以利于進一步調整好中國共產黨和各界民主人士之間的關系。在各界民主人士進行自我改造中，尤以推動和運用“神仙會”方法進行形勢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工作，收到了明顯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神仙會”首先是在民建和工商聯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采用并取得成功，繼而在各民主黨派的中央會議上得到推廣的。而民建和工商聯一直對自身的參政議政職能作用發揮得比較好，他們關注的重點是經濟問題。后來民建和工商聯成立了協作委員會，胡子昂、黃炎培和陳叔通擔任領導。這個協作委員會發展得相當好，在民主黨派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1960年夏，民革、民盟、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和致公黨分別召開中央全會。李維漢建議他們也采取“神仙會”方法，并在這六個民主黨派的會議上作了題為《學習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觀》的報告。這些民主黨派的會議也都開得很好，開出了兩個積極性，即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和自我改造的積極性。后來，“神仙會”的方法又被推廣到各地，推廣到工商界、知識界和全體民主黨派成員，使黨外人士提高了認識，增強了統一戰線內部團結，在物質生活條件十分困難的形勢下，經受了考驗，緊緊地團結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周圍，并且為克服暫時困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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