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佟曉宇 實習記者/王筱潔

編輯/宋建華

施愛東

今年3月，施愛東在自己的微博里呼吁取消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招聘時設置的35歲門檻。發聲沒有掀起什么水花，微博下沒人評論也沒人轉發。

施愛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的教授，他研究故事學、謠言學，也是社科院的研究員。這并不是他第一次為學術圈的怪象發聲，身處學術界多年，他嘗試用各種方式將自己的觀察講出來，在自媒體上講、寫文章、接受采訪，甚至出一本書。

去年，他的書《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出版，在書里他以民俗學為例，講述學術行業里的祖師崇拜、學術趕集，以及這里存在的派系和圈子……書“出圈”了，在豆瓣上獲得了8.3的評分，又接連獲得了多個圖書獎項。讀者評論，初讀好笑，細想凝重。

施愛東說，這是一本關注普通學術工作者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者的書。他不愿稱此為“揭黑”之作，更愿把書視為與更廣闊范圍的年輕學者的一次隔空對話。對那些有志進入學術領域的年輕人，他希望向他們描述真實的學術圈，這里不是與世隔絕的純凈真空，而是需要一些指南“闖關”的另一個小社會。對初入學術圈卻感到迷茫的年輕人，施愛東試圖給出自己的解法。

施愛東今年57歲，沒幾年就要退休了，但面對問題，他的選擇仍是“講點真話”。他更愿意做一個“半頭白發、身形偏瘦、臉色蠟黃、肝腎功能俱不健全的施愛東”，而不是“美顏過后的假施愛東”。

直率、講真話，這是很多同行對施愛東的評價，但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較真的普通人，做不到義無反顧地“以卵擊石”，能做到的是哪怕“白說也要說”。

以下是施愛東的講述。

《蛋先生的學術生存》獲得2024年多個圖書獎項

鋪在學術金字塔下的基石

“自然的學術構成猶如一座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是靠一層一層不同層級的基石支撐起來的。平庸的學者以及平庸的成果就是鋪在金字塔底層的那些基石，他們才是金字塔的主體，是真正的絕大多數。”

——引自《蛋先生的學術生存》

這本書的前兩章其實源自我15年前的文章《學術行業生態志：以中國現代民俗學為例》，文中記述了我對當時學術生態的觀察。在我看來，當時的學術界深受傳統生活倫理和世俗影響，學術體制使大多數普通學者成了學術行業的弱勢群體。

在這之后，我不斷補充新內容、新思考，這個過程經歷了15年。15年前那篇文章發表之后，受到很多學界“青椒”的關注。15年后，作為這本書的前兩章，它們依然是最受歡迎的部分。

但我不得不正視這其中的意味。因為這也恰恰說明，即便是經歷了這么長的一個時間跨度，我們的學術生態卻沒有發生太大改變，甚至書中寫到的種種境況讓大家更感同身受了。

全世界的學術生態其實都差不多，比如都要有學術權威，像金字塔一樣，學術權威掌握著大量資源。從這個角度來說，我不是在“揭黑”，我只想客觀地描述學術界的這些現象，讓想要進來的年輕人把學術界當成一個小社會來看待。

不少人問，這15年中，為什么沒有人愿意跟我一樣做這個事情，因為他們怕得罪人，無欲則剛，我不需要去求別人，也就沒有什么怕的。但是如果時間倒退回去，我年輕20歲，還有沒有這樣的勇氣？我也得掂量掂量。

相比書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我試圖給青年學者一些學術方法上的建設性意見。讀書的時候，老師們都會說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可是大部分老師沒說明問題意識從何而來，什么樣的問題是有意義的問題。他只教給你一個原則，原則背后你自己悟到了就往前走，你要是悟不到，可能學了三年五年什么也沒學到。所以我想把自己已經悟到的分享給大家。

我想用這本書跟青年學生進行一種跨越時空的交流，因為我發現很多學生，對最前沿的學術幾乎不了解。我想通過這樣一本書，讓哪怕處在偏遠大學的研究生，也能夠了解現在的學術前沿是什么樣的。

年輕人可能會認為象牙塔是如此純凈，但是看完第一部分就會發現根本不是這么回事，那你還愿不愿意進入學術界？面對學術圈這些生態和規則，對青年學者來說，會異常艱難，因為他們很難改變現狀。改變不了，就只剩兩條路，有人會放棄玩這個游戲。但是學術終究還要有人來做，這些人就需要一直跟著獵物跑。

面對那些已經進入學術界卻感到迷茫的青年學者，我想在書中與他們探討在這個圈子內如何自處，如何思考，如何劃定你的邊界，如何與同行打交道。我們過去都認為學術是孤獨的，只要在書齋里面做好學問就可以，但是我要告訴大家，這是不可能的，學術是需要對話的。

如果你沒有名氣，論文又并非重大選題，也沒有得到一些人的推薦，那很有可能這篇論文的最終結果就是沒人看。國外曾有一項統計，平均一篇論文，尤其是科學論文，它的有效讀者可能加上責編也還不到5個人。甚至大部分的論文一個讀者都沒有。那這個論文就起不到應該有的作用，甚至變成了一個自娛自樂的東西。

參加學術會議是一種方式，但如果對于推廣你的學術思想沒有意義，或者你不能輸出價值，那就叫“混會”。年輕時我很少參加學術會議，但是只要我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我一定寫出一篇自己認為過得去的文章。論文有沒有價值，能不能為別人輸出新鮮知識，自己心里要有底。如果你達不到這樣的目的，或者沒有這樣的價值輸出，“混會”不但不會成為加分項，反而會是減分項。

被“擠壓”的青年學者

“一個學者最優秀的學術成果總是寫于他精力最旺盛的青壯年時期，但是，這一時期的學者普遍還沒有相應的學術地位，這些成果還難以被廣泛閱讀，而當他獲得了崇高學術地位的時候，一般來說，他已經到了寫不出最優秀論文的年齡了。”

——引自《蛋先生的學術生存》

所以學術不僅需要別人了解、理解，還需要對話，討論甚至爭論。這跟過去不太一樣，過去老師會教導我們，要沉下心來學習，不要亂寫論文。但是我想告訴你：不要這么干。要邊寫作邊學習，通過寫作來學習，長期不寫作，手就生了。

我認識很多學者，覺得自己雖然沒發表作品，但正在醞釀一個大作品，要一鳴驚人，但到現在為止，我幾乎沒見過一個成功的例子。積累需要呈現，如果長期不寫作，就會連呈現的方式都找不著。

學術研究是一個年輕人的事業，雖然人的認知能力會隨著年齡變化，但到60、70來歲的時候，智力、體力各方面和年輕人很難在一個層次了。可是在學術圈，這個時候往往一個學者才功成名就，有了名氣，各大雜志期刊都會愿意發他的文章，因為名氣大。年輕人年富力強，有思想有活力，他們卻發不了文章，這合理嗎？

所以現在年輕人非常難出來，而且“卷”得不得了。有些高校設置了一個“35歲門檻”，年輕人年富力強，競爭力強，在高校里，這一部分人數量越龐大，學術生產力就越強。一旦過了這個年齡之后，學術生產力可能會逐漸下降，所以有些高校干脆把年齡都壓下去。

我們可以計算一下。一個學生畢業出來工作幾年，再重新回去讀博士，讀完博士之后未必能順利進入科研單位，有些單位只招博士后。有人可能博士延期，之后再做博士后。這時就已經超過35歲了，所以想進入這些設置門檻的高校，就必須一直往前走，不能出校園，只有這樣才能夠卡著這個點進來。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這些進入高校做學術的人都是沒進入過社會的人。如果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連社會也不懂，人性也摸不懂，難道真的是從文獻里面了解社會？這就把那些真正的有社會經驗的，有人生體悟的，有過痛苦，有過掙扎，在社會上有過歷練的人全都排斥在外了。

有時年輕人想做學術，不可避免要適應一些游戲規則，因為有些是我們打破不了的。

我曾有一個學生非常優秀，特別愛好古文字，但是英語水平一般。有一次我找他談話，我說你英語如果不學好，一味由著自己的性子只專注古文字，可能就無法通過研究生考試。不能讀研，最后回到老家去工作，古文字做得再好，都沒有平臺，永遠進不了這個領域。

現在他留在中山大學做研究。所以做學術首先要適應游戲規則，一方面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一方面“我不跟你玩”，人家就不給你機會，首先你得低下頭去玩，得到入場券。這就是我寫的“蛋先生”，本意就是說你不能去碰石頭。

“卷”出來的學術泡沫

“幾乎所有學者都在嘲笑和怒斥當下各種不合理的學術政策，但是，回到書齋，這些學者還得埋頭苦干，繼續生產新的學術泡沫。學術泡沫的泛濫當然不能完全怪學者，趨利行為是所有動物的天性。”

——引自《蛋先生的學術生存》

我認為現在各種各樣的排行榜是內卷和學術生態變壞的罪魁禍首。比如大學排名、學科排名、學者影響力排名……為什么有些學者追求數量的比拼，因為排行榜無法判斷學者的學術水平，只能統計學者發表文章的數量。有些學者為了提高引用率排名，規定學生只能引他和學術泰斗，別人不許引，背后這種生態已經非常惡劣。

什么都可能成為大學排名的變量，圖書館藏書，甚至教室面積都可以作為指標。

我們當下的高校職稱評審也好，學術評價也好，其實更多還是強調量，也就是你發了多少論文。有沒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去評價學者的研究成果，讓學者能夠更專注于學術探索，而不是迎合當下的這種量化標準？

我認為是代表作制度。讓學者拿出最好的來，而不要靠數量，不要說一年寫了多少篇，或者總數有多少篇，關鍵看有沒有代表性著作。寫10篇泛泛之作，不如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寫一篇對學術有真正促進作用的論文。我們已經有大量的論文著作，根本就看不完，我們還要這么多同樣的內容來干什么？

像蝴蝶效應一樣，這種內卷會導致很多社會問題，并不只是學術圈。

現在還有些科研機構和學術項目過度追求創新，把創新作為一個硬性指標。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人要去硬創新，最后就會做出四不像，有的時候甚至會造假。我就見過一些學者為了創新而造假。

我做博士后的時候，有一個老師逼著學生進行某方面的新問題挖掘，認為學生挖掘不到就說明田野調查做得不仔細。可實際情況是學生去了那里就沒有得到這方面的材料，田野中就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怎么辦？學生只好虛構，編，編好了，老師滿意了。

對于一些有創新欲望的學者來說，根本就不需要對他提這個要求。為什么現在我們會把一些學術成果叫做學術泡沫，因為為了創新而創新，帶來的一定是嘩眾取寵。

所以我們的評價體系應該多元，這樣我們每一個人才能夠從社會的各種觀念體系和價值格局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哪怕“白說”也要說

“的確，我不是敢于砸向城墻、砸向石頭的卵，我只是鄉下頑童“斗蛋”游戲中外殼相對厚實一些的蛋，我的耿直也罷、無畏也罷，僅限于跟其他和我一樣的蛋們較個真、頂個牛。所以說，我只是蕓蕓眾蛋中普普通通的一位蛋先生，算不上勇敢的擊石卵。”

——引自《蛋先生的學術生存》

書出版后，我有時會看豆瓣的評論，有好的也有壞的。有讀者說我這本書會不會成為“學閥”們逆練的教科書。我都笑了，他們還需要我教嗎？說句實話，當寫這樣的文章和書的時候，我心里面就已經有預設了，清楚自己會遭遇到什么。謾罵也好，不理解也好，我并不在意，否則一開始就不寫了。我聽到最多的聲音反而是來自學界之外的，有人看了之后會說想要讀博，做學術。但是也有人看完之后悲觀失望，因為他們確實把學術界想象成一片百分百的凈土，看了之后覺得意外。

如果你抱著滿腔熱血進入學術界，卻遇到了書中提到的現實問題而感到幻滅，生活又很潦倒，這是一種很艱難的境況。年輕人有的時候會有很多浪漫想象，因為不了解背景，只看到事物光鮮的一面，沒有看到殘酷的一面，我恰恰是把殘酷的一面揭開給大家看。

我覺得我們學科現在已經嚴重滯后于社會文化生態。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文學研究，依然是在注重最傳統的詩詞歌賦，尤其是長篇小說。但是現在這一類的文學作品閱讀量已經大大的減少。網文，短視頻、各種社交平臺，還有新出現的短劇、電影解說，這些都是現在社會上更普遍、更被大家關注的內容。它們的產生和興盛，我們的學術研究幾乎不關注，在高級別的學術刊物上很少看到這一類的文章發表。

學者都在自說自話，自己引（用）自己（論文著作），互相引，然后拿這些文章評“帽子”（象征榮譽和地位的頭銜），事實上社會上的人也根本就不關心他們。

學術對生活或者文化的引領作用，已經嚴重走偏了，整個社會文化大踏步的向前走，而文學研究嚴重滯后。某種程度上，可能跟現在的“卷”也有關系，因為如果學者關注這些東西，可能文章發表不了最權威的刊物。你寫一個短視頻評論你試試能不能發，但是你去研究郁達夫，研究魯迅，卻能年年發。

大家都會想到一種理想狀態，就是所有發現問題的學者都站出來發聲，大家一起改變現狀。但實際情況是，總有一些人想著天塌下來高個子頂著。有時我并不是沒有失望，會覺得寫了書也沒有用，寫的東西就是讓大家吐槽，發泄一氣，之后大家該干嘛干嘛，世界不會因此而發生任何改變。

但是也許我說多了之后，會逐漸有人意識到這些問題，或者一些決策者看到，沒準兒有一天突然出一條規定，取消那些不合理的政策，這不是沒可能的吧。這就是發聲和呼吁的重要性，要不停的說。

有一句話叫做“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但是后面還有一句“白說也要說”。無論這個世界如何，我覺得要有勇氣說真話，說真話是我們這個世界逐漸變好的一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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