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5月12日，汶川地震，已過去整整17年。

2008年，地震發生的前一天是母親節。節日的鮮花尚未凋謝，汶川發生8.0級地震，8.7萬人的生命永遠定格在這一刻，留下7500多個破碎的失獨家庭。

導演范儉用12年時間，持續追蹤地震中失獨家庭的再生育故事，以及震后一代孩子的成長。

地震奪走了祝家8歲的女兒。在高齡之下，他們再次嘗試生育，只為“再擁有一個女兒”。命運卻送來一個男孩。母親要求兒子記住那場災難，并感恩自己從未謀面的姐姐。

游家的女兒游雨在地震中遇難后，游哥把自出生就送養出去的另一個女兒游小冉接回了家。但親情需要重新建立，創傷也在重塑彼此的關系。

17年過去，汶川地震成了歷史注腳。但對一些家庭來說，它從未過去。

5600多個失獨母親，在高齡中艱難求子。她們把生育當作一次“輪回”，希望失去的孩子能以另一種方式歸來。

而這批孩子，從出生起便活在余震中，背負著“替代”與“延續”的意義。

“就地震那天下過這么大雨，從下午開始，一直下到第二天天亮。"

2008年5月12日的雨，在游雨奶奶腦海里從未停歇。那天，她催著不想上補習課的孫女游雨去補習。

地震突如其來。再見到孫女時，她已躺在操場上鋪著的花油布上。放眼望去，整個聚源中學的操場都被這樣的花油布鋪滿，一塊接一塊。

就在那天上午，游雨的母親高姐稱體重，發現自己瘦了一斤，打算等女兒放學回來告訴她這個“小喜訊”。

一直以來，上初三的女兒不愿意讓媽媽去接她放學。每次高姐去接女兒，女兒都不高興，理由是同學笑話她媽媽胖。她對高姐說：“你要接我也行，除非你先減肥。”

地震發生后的一周內，高姐瘦了九斤。

高姐。紀錄片《兩個星球》劇照

那一天的細節，誰也忘不了。

葉紅梅懊悔，就在2008年5月12日中午，因為女兒祝星雨的作業沒做好，她還責罵了女兒。7歲半的女兒，從此失去了撒嬌的機會。

游雨、祝星雨——兩個名字都帶“雨”的女孩，永遠留在了那個雨季。

兩年后，祝家和游家在醫院相遇。葉紅梅和高姐，都在接受試管胚胎植入治療，努力備孕。

病房里，她們又聊起那天的大雨。游雨的父親忽然說起，那場地震中，女兒班上幾個名字里帶“雨”的孩子都沒能活下來——王雨、王小雨、何雨，還有他家的游雨。

這些帶著水汽的名字，最終都化作了傾盆大雨，在親人的記憶里下個不停。

祝俊生常常陷入回憶的傾盆之雨。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發生8.0級地震。8.7萬個生命永遠定格在這一刻。

都江堰距離震中映秀鎮僅二十多公里，是受災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學校成為傷亡最慘重的場所——新建小學、聚源中學、向峨中學等校舍轟然倒塌。

震后統計顯示，有7500多個獨生子女家庭失去了孩子，或孩子嚴重傷殘。

災后，國家啟動“再生育工程”，為失獨家庭提供兩次免費再生育機會。無論采用什么生育方式，治療費和醫藥費都由政府承擔。

2009年5月，紀錄片導演范儉來到都江堰，進行512地震后的調研，走進城北板房安置區——那里住著五千多名災民，生活臨時，情緒漂浮。

葉紅梅與失獨媽媽們相擁哭泣

范儉從一個做震后心理援助的團隊，了解到震后失獨家庭。

板房區有一個屋子，被叫做“媽媽之家”，一群失去孩子的母親常常聚在一起折紙花，互訴衷腸，她們中的不少人選擇再次生育。

在那里，范儉認識了葉紅梅。她是震后五千六百多個再生育母親之一。

哪怕要經歷長達數月數年的漫長治療，哪怕要在未來付出更多的精力與感情去撫養孩子，她們都義無反顧地想再生一個。

“只要還能生育，就意味著人生還有機會，對這些女人、對家庭都是如此，他們不愿放棄這些機會。”范儉說。

不少女人相信“輪回”，希望通過再生育，讓過去的孩子重新回來。

葉紅梅

2009年起，范儉開始持續跟蹤記錄震后失獨家庭再生育的故事，長度跨越12年。

他先后創作了《活著》、《十年，吾兒勿忘》等震后紀錄片，這個系列的最新一部作品《兩個星球》將鏡頭對準兩個家庭——祝家和游家。

祝俊生和葉紅梅的經歷具有某種典型性：住在震后的板房里，經濟困頓，失去獨生女祝星雨后，他們踏上一條漫長而艱難的再生育之路。

游哥與高姐是祝家的患難之交。在祝家迎來男孩的同時，游家也迎來了一個新的女兒。

新生命到來的那一刻，既是期盼，也是試探——命運是否真能歸還些什么？

再次生育，是一場艱辛的拉鋸戰，多數失獨母親已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

2010年，葉紅梅已經40歲，身體狀況并不好。為了調理身體，她試遍各種方法：

針灸，一根根長針扎進肚皮；偏方，苦澀的粉末卡在喉嚨里，讓她“惱火”；促排卵針、取卵泡，她疼得走不動路，整晚睡不著覺。

祝家的經濟捉襟見肘。祝俊生靠做裝修工維持生計，零活斷斷續續。為了省下一人的路費，葉紅梅不讓丈夫陪她，一趟趟獨自往返都江堰與成都。

他看著妻子受苦，卻無能為力。在逼仄的板房里，他抹著眼淚說：“人家有錢的開私家車去醫院，我們趕車、打的、坐公交，凈是顛簸。”

但葉紅梅從不在人前落淚。她咬牙撐著，始終帶著一副不容自己軟下來的模樣。第一次試管失敗后，哪怕再“受罪”，她仍堅持再試一次。

第二次試管失敗后，夫妻二人放棄了生育的念頭。卻沒想到，四個月后，奇跡出現了——葉紅梅自然懷孕。

葉紅梅和祝俊生一直期待再生一個女兒。“假如生成兒子的話，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女兒再也回不來了。”葉紅梅說。

范儉發現，這也是不少再生育家庭的想法，希望再生一個和逝去孩子性別相同的小孩。這會讓他們感覺過去的孩子，沒有真正失去，這個生命又“回來”了。

祝俊生和葉紅梅。攝影：肖毅

2011年5月20日，范儉跟著葉紅梅進入了產房，記錄下新生命誕生的全過程。

葉紅梅做了剖腹產，手術進展順利。當嬰兒從母體中被抱出，啼哭響起的一瞬間，范儉的視線模糊，拿著攝像機的手止不住顫抖。

反倒是葉紅梅顯得異常冷靜。她臉上沒有激動，也沒有笑意，只有淡淡的表情。她問范儉：“是男孩嗎？”范儉點頭，她脫口而出：“哎呀，這下祝老四要不高興了。”

產房外，祝俊生凝視著嬰兒車里的孩子，表情逐漸變得耐人尋味：從短暫的喜悅，到遲疑，再到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哀傷。

葉紅梅在產房

游哥和高姐得知葉紅梅生了孩子，帶著四歲的小女兒游小冉特意趕來探望。

當初，因為計劃生育的政策，她們不得不將小女兒送到親戚家寄養。大女兒游雨去世后，他們將小女兒游小冉接回了家中。

祝俊生和游哥聊起天。“要是生了女兒，我現在的心情就跟你一樣，開心得很。”

游哥猜到，如果是女孩，祝俊生一定會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他。祝俊生靠著墻，勉強笑了笑：“知道是兒子，就不想打了。”

游家一家來醫院看望祝家

兒子出生后第二天，祝俊生獨自回了趟家。

客廳里，電視機上方擺著兩張照片：一張是女孩七八歲的獨照，另一張是全家福，小女孩站在中間，左右是他和葉紅梅。

他久久凝視著照片，眼淚止不住地滑落，喃喃道：“幺兒，對不起了。”

祝俊生覺得自己這輩子都對不起女兒。

地震當天下午，他趕到女兒所在的學校，滿眼廢墟，教學樓已全部坍塌。

他鉆進廢墟，一遍遍呼叫女兒祝星雨的名字。凌晨三點五十，他聽到祝星雨在廢墟下回應，“爸爸，我在這里。”

祝俊生激動壞了，大喊，“幺兒，你要堅強，你要勇敢，爸爸馬上來接你！”

他向范儉形容那時的心情，“就像登山時，你以為他遇難了，東找西找把他喊答應了，你說心里好高興，對不對？”

他能聽到女兒的聲音，卻看不到她的具體位置。他縮在廢墟下，邊找女兒邊救了好幾個看得到的孩子。

祝俊生

孩子們一個個被救出來，但他始終沒等到女兒。5月23日，挖掘行動停止，祝俊生和葉紅梅在殯儀館見到了女兒的遺體。

“我明明把她喊答應了。”沒能把女兒救出來，成了祝俊生一輩子的傷痛。

父母內心的愧疚和掙扎，旁觀者永遠無法感同身受。地震物理意義上的重建很快，但心理的重建卻是漫長而持久的。

范儉忍不住思索——這個新生命，真的能撫平他們內心那道深不見底的裂縫嗎？對逝去女兒抱有深切愧疚的祝俊生，又如何真正接納兒子的到來？而年幼的孩子，未來怎么理解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緣由？

親密關系如何重新建立，成為一個復雜的課題。

祝俊生在醫院表情復雜

2017年，范儉再次來到都江堰，祝家兒子祝葉桂川已經6歲了。

葉紅梅的一天圍繞孩子運轉。早上六點起床，帶兒子晨練，督促他讀英語，接著準備早飯，接送孩子上下學，晚上輔導他做功課。

表面上，日子波瀾不驚，一切都在有序進行。

可家中，姐姐的照片依然擺在最顯眼的位置，家里仍保留著她的玩具。葉紅梅常帶兒子翻全家福，辨認照片：“這是姐姐。”

川川六歲那年，葉紅梅還是忍不住對范儉吐露了心聲，“他小的時候，我給他打扮成女孩子，穿裙子，扎小辮子。我其實就是在找那種感覺。”有時她忍不住對兒子說，“幺兒，你要不變成女孩算了。”

5·12紀念日，她領著川川去祭奠姐姐。“是用你姐姐的命，才換你到世上來的。”這句話引來其他再生育母親的勸阻，她們擔心孩子會覺得自己是替代品。

葉紅梅有時會從兒子身上尋找女兒的身影。攝影：于卓

川川活成了姐姐的反面。在祝俊生眼里，兒子總是沒精打采，”像扶不起的阿斗”。

兒子貪玩、不收拾玩具，怕黑、愛黏媽媽。父子之間不夠親近，溝通總卡著。祝俊生脾氣一上來，話就重。川川擦鼻涕多扯了點紙，他斥責：“起碼浪費了三四塊錢！”

一次，葉紅梅讓祝俊生陪兒子去歡樂谷玩，祝俊生嫌票貴不劃算。

她勸丈夫：“你帶川川去趟歡樂谷吧，別人家孩子都去了好幾回了，他一次都沒去過。”

兩人說著說著，火氣上來了。祝俊生突然冒出一句，“有啥好陪的？祝星雨沒陪就長大了！”

空氣短暫僵住。“就是因為那個沒陪，這個才更要陪。”葉紅梅反駁道。

葉紅梅和祝俊生帶川川玩旋轉木馬

祝俊生真心羨慕游家，失去了一個女兒，還有另一個女兒能回來。但這份”幸運”背后，是另一種難以言說的隔閡。

再次拍攝時，范儉鏡頭里的游冉已經長成高挑的少女。她總是沉默，眼神游移，不輕易敞開自己的內心世界。

高姐告訴范儉，冉冉曾責怪過他們偏心，“把我曬得這么黑才接回來。你們為什么把姐姐留在家里，把我送走？”

高姐是愛冉冉的。接回冉冉的第一年，她幾乎寸步不離地陪著女兒。但生活所迫，第二年她就不得不去塑料袋工廠打工，常常上夜班，連續工作12小時。

母親在家的時間變少后，更多時候，是奶奶陪著冉冉。

某天夜里，一家人在院子圍坐烤火。冉冉蜷在奶奶懷里玩手機，高姐試探著靠近，女兒卻下意識側身遮擋屏幕。

“今天跟媽媽睡吧？”高姐提議，冉冉拒絕了。

高姐試圖靠近女兒

高姐對女兒的愛，體現在生活的細枝末節里。

她帶女兒去剪頭發；餐桌上總把女兒的碗堆成小山，直到女兒蹙眉拒絕；她擔心女兒冷，細心地將冉冉的袖子往下扯了扯。

這些細碎的溫柔，始終沒能叩開冉冉的心門。少女的心事像上了鎖的日記本，對母親永遠合著。

就像當年的游雨一樣，冉冉更愿意趴在父親肩頭親昵地說話。

高姐坐在一旁，望著父女倆親密的互動，目光在父女倆之間輕輕游移，眼神里掠過一絲復雜的情緒——像是羨慕，又有點失落。

冉冉與父親互動

范儉記得，有一年冉冉過生日，攝制組買了一個蛋糕。

分蛋糕時，她先遞給奶奶，又給了爺爺，然后是劇組每一位工作人員，接著是爸爸，最后，她才把蛋糕遞給了媽媽。

在一旁默默等著的高姐，有點不開心了。她沒想到，在女兒的心里，自己竟排在最后。心里難免泛起些盤算和比較，嘴上也忍不住開始絮叨起來。

最終為了安撫媽媽，冉冉切了一大塊蛋糕，塞到她手里。

高姐眼神里掠過一絲復雜的情緒

在拍攝過程中，范儉漸漸發現，孩子們都有一顆異常敏感的心。這不僅出現在川川和冉冉身上，在他接觸過的許多失獨家庭的“再生”孩子中，敏感，幾乎成了一種共同的氣質。

他曾送冉冉一部手機。冉冉用它拍下了許多浪漫的瞬間——屋頂的野貓、晚霞的余暉、薄翼振顫的蝴蝶、沾著露水的草葉……

范儉將這些零碎影像被剪輯進《兩個星球》紀錄片后半段，成為她沉默之外的另一種表達。

那是一個很美、也很浪漫的世界，是她的內心世界。

游小冉看向屋外

面對父母時常提起的那個”姐姐”，川川和冉冉從不表現直接的抗拒，但也不回應太多。

在鏡頭里，他們總露出相似的茫然神情，那是種介于理解與困惑之間的微妙表情，藏著些說不清的情緒。

導演范儉曾問另一個再生育家庭的小女孩：“你會想那個走了的姐姐嗎？”

小姑娘想了想，說：“只會想起她，不會想念她。”

新生命在一往無前地長大。

無論是祝家的父子，還是游家的母女，關系都在起伏中緩緩推進。運動會來臨，父親每日陪兒子一起跑步；冉冉有時也會挽住母親的手臂——這些細微的靠近，被鏡頭誠實地記錄下來。

這些年，范儉每年都會回都江堰看看。

川川如今十四歲了，上了初中，個頭竄得很快，站在父親身旁，已經齊到祝俊生的肩膀。

那個曾經瑟縮的男孩，如今身形結實，話也多了起來。而祝俊生的背開始微駝，鬢角添了幾縷刺眼的白發。父親在老去，兒子在長大。

今年再訪祝家，范儉注意到，姐姐祝星雨的照片，已經全部被收了起來。

2024年夏，祝哥一家去游家玩，祝俊生抓了個知了給川川玩

冉冉，已經上了大學。范儉眼里的她，愈發有了“神秘感”。女孩長大了，她開始化妝，變得愛美了，早已不再是那個沉默的小女孩。

她與母親之間，始終有著淡淡的疏離感。

在跟拍失獨家庭的十幾年中，范儉看到了不少失獨媽媽的生命，大多因生育變得飽滿，她們暗淡的眼神有了光亮，家庭也因此更加緊密。

“對于那些母親來說，再生育行為就像是一種治療行為。”范儉逐漸理解了她們的復雜心理。

冉冉

總有觀眾質疑：”這對后來的孩子公平嗎？"

他們不理解再生育家庭對待新生命的方式。甚至假設，如果可以選擇，孩子或許不愿來到這個世界。

作為記錄者，范儉并不想評判這些父母。他更想呈現和理解那份沉重和復雜，而非簡單定義對錯。

“很多評判者并未親歷過這種巨大的失去，不太容易共情。”他說，“我見過的許多觀眾，他們還很年輕，可能沒經歷過大的生離死別，或者命運突然改變的時刻。”

“他們看待生命的方式，還是基于某種理想的公平。”

拍攝紀錄片多年，范儉越來越確信：生命的到來，本身就沒有公平可言。

任何人都是在無從選擇的情況下來到這個世界，并天然背負著原生家庭、歷史和過往的重擔。

范儉導演

2021年，紀錄片《兩個星球》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放映。

映后提問環節，一位女孩情緒激動，問導演范儉：“您有沒有考慮過，這部片子對親歷者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范儉隱約意識到，她或許就是親歷者之一。散場后，他找到女孩，聽她講述了纏繞多年的心結。

2008年5月12日，是女孩的7歲生日。當時，親戚們為了慶生聚在都江堰。地震發生，一些親人永遠留在了那一天。

此后，家族中流傳著一種指責：如果不是為了給她過生日，親人或許不會遇難。

親情的裂痕、負罪感的重量，以及災難的陰影，從此壓在她的成長里。

女孩與紀錄片中拍攝的家庭境遇不同，但她想從別人的故事里尋找答案：那些同樣背負著沉重記憶的孩子，后來是如何生活的？又該如何與父母重新建立親密關系？

有些問題沒有標準的答案，但提問本身，已是一種直面創傷、繼續生活的勇氣。

《兩個星球》海報

2008年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也在某種程度上，沖淡了汶川地震所留下的集體創傷。

年輕一代，談起汶川地震，眼神是陌生的。對他們來說，那不過是幾幀模糊的新聞畫面，是長輩口中遙遠的傷痛。

但在那場災難的余波里，仍有人在雨中踽踽獨行。

每到五月，雨季將臨。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們，睡眠就變得很輕，她們說，“失去孩子，心是虛的。”

喪子的傷口，不會被時間抹去。它只是埋得更深，時不時地泛起刺痛。父母們能做的，唯有接納——接納那場失去，接納每一個“5·12”到來時，無法回避的悲傷。

地震后的某一天，祝俊生在幫二姐修房子時，不小心被一塊磚頭砸中了腳。他疼得直冒冷汗。那一刻，他腦子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一塊磚砸我都這么痛，當時整棟房子壓在女兒祝星雨身上，那得有多痛啊。”

那天，祝俊生難過了很久。

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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