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治日報

□ 說法典

□ 呂忠梅

萬眾期待之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4月27日首次亮相，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4月30日，草案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細心觀察可以發現，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的相關內容表述為“積極研究推進環境（生態環境）法典和其他條件成熟領域的法典編纂工作”，可見法典名稱在當時并未確定。此前還有學者提出過“環境法典”“生態環境法典”“環境保護法典”等不同建議。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態環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之所以用“生態環境”來命名法典，其中包含著遵守法律命名規范以及立法技術與政治意涵的多重考量。

名稱是對法律本質的凝練表達

法律名稱是立法者對法律本質的凝練表達，其確定需兼顧技術規范與政治意涵。我國法律名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法治理念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律名稱是法律文本的核心標識。我國的法律中，有的法律名稱具有快速判斷其調整領域、效力等級及立法主體的識別與定位功能，如民法典；有的法律名稱具有界定法律的空間效力、時間效力及適用主體的規范與邊界功能，如黃河保護法；還有的法律名稱承載政治價值導向、傳遞國家戰略意圖、凸顯政治立場、強化社會共識的社會溝通與宣傳功能，如英雄烈士保護法。

一般而言，法律命名需要考慮幾個核心要素：一是精準表述法律的調整對象以明確法律規制的社會關系類型，如環境保護法；二是體現法律干預手段以明確調整方法，如循環經濟促進法；三是通過主體、地域或事項限定效力以明確效力范圍，如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四是通過直接反映立法宗旨而體現立法目的，如大氣污染防治法。

法典名稱更需注重價值追求

法典編纂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政治決策下的立法活動，不僅其立法過程更加復雜，其名稱確定也更加注重政治意涵。法典所具有的各項功能都應在名稱中加以體現。

從世界范圍看，各國以法典命名的環境立法文件，其共同點是均有“法典”一詞，不同點是有或短或長的前綴詞。如哥倫比亞命名為《可再生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法典》，瑞典、法國、意大利命名為《環境法典》，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愛沙尼亞命名為《生態法典》，柬埔寨命名為《環境與自然資源法典》，菲律賓命名為《環境保護法典》等。不同名稱的背后，更多體現的是法典的政治考量、價值追求與文化傳承。

由此可見，與單項法律比較，法典命名更注重從政治高度加以考量，其實質要素、文化要素在命名中占據重要位置。

生態環境法典具有政治意涵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開展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實現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生態環境法治理論與實踐實現了以污染治理為特征的“小環境法”到適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大環境法”的本質飛躍。以“生態環境”命名法典，既可以展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可以更好體現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與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所涵攝的法律關系。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黨中央的重大政治決策，法典命名首先必須體現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與行動綱領。以“生態環境”命名法典，可以更好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觀，踐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整體論、“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統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辯證論，確保“以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治軌道。

法典命名必須體現國家立法體制與使命擔當。以“生態環境”命名法典，鮮明地體現了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法體制，體現生態環境法典實現憲法規定的國家目標、落實國家任務的使命擔當。

法典命名必須充分考慮其文化功能與國際影響力。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和法律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也是為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和世界法典文明貢獻中國力量與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的鮮明標志。生態環境危機是當代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以應有的大國責任和擔當精神積極參與推動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實現了從參與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彰顯了中華“和合”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以“生態環境”命名法典，可以更好展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世界法典化立法提供一種新的立法方案的歷史視野與宏闊胸懷。

（作者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本報記者朱寧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