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上那身衣服不到十分鐘，被亂槍打成篩子。

那個衣服原本是周恩來的。

犧牲時他還未娶親。

——《壹》——

勞山伏擊：那天，他成了“周恩來”

甘泉縣勞山，1937年4月25日早上八點多，空氣悶得像鉛，山路彎彎曲曲，懸崖貼著公路，一面是石壁，一面是溝壑。

車隊往西安方向走，路上沒什么行人，安靜得過分，這是西北戰場最常見的陷阱前奏。

周恩來坐在中間那輛車里，身邊是警衛參謀陳友才，29歲，湖南人，臉瘦，眼神警覺，他們剛拐過一個彎，前方突然炸開一團灰塵，不是路滑，是埋伏已久的土匪開火了。

第一輛車翻了，后面幾輛急剎，槍聲從兩側山坡打下來，像雨點打鐵皮。

隊伍一下子散了，周恩來還沒反應過來，身邊的陳友才已經把衣服一把扒下來，塞進他懷里，“快走，穿這個，他們是沖你來的。”

沒時間解釋，陳友才穿上衣服，戴上那頂黑色禮帽，別上了那塊寫著“周恩來”名字的名牌。

他刻意朝山坡沖上去，還大聲喊話，揮手指揮：“掩護撤退！”土匪盯上了他，槍口立刻對準他的位置。

這是個聰明的局，李清伍、姬延壽那伙土匪不是臨時起意。

他們早收到消息，知道“共產黨有大官要經過勞山”，消息從哪兒來的？后來查出來，是延安逃出的一個叛徒——馮長斗。

但他們不認識周恩來長什么樣。

他們只知道那人穿西裝，戴帽子，有警衛護送，車子在中間，陳友才把這幾個特征套在自己身上，活活變成了“替身”。

槍聲一直沒停，他沖到一個低洼地，借著地形壓制了一會兒，反而更像是在“指揮戰斗”。

土匪圍了上來，有人喊：“他是周恩來！別讓他跑！”幾十桿步槍指著他，他還在朝另一個方向揮手，吸引注意力。

他沒跑，他知道不能跑，一跑，他們就會懷疑真正的周恩來已經逃走。

幾分鐘后，子彈打穿了他左肩、右胸、小腿，他沒有倒下，繼續指揮，甚至還試圖反擊，最后被圍住。

刺刀刺進他的腹部，一刀、兩刀、三刀……現場的活口說，最后是被扎了二十多刀。

土匪確認是“周恩來”，高興地大喊：“我們把他殺了！” 然后就散了，這場戰斗，32人里活下來的只有4個。

——《貳》——

一個23歲的替身英雄

陳友才的身份沒什么特別，他生在湖南郴州，農民家里，家窮，吃不上飯，他小時候打短工，14歲就跟著起義部隊走了，后來在湘南加入了紅軍。

沒念過什么書，但腦子特別清楚，能記得每條山路、每個村莊、每種槍械型號。

他不是大人物，但他一直在保護大人物，最早是跟著毛澤東，后來調去做周恩來的警衛參謀，他不多話，也不搶功，偵察、護衛、掩護、排雷，樣樣干。

長征的時候有一次，紅軍隊伍在四川打游擊。

夜里敵軍包圍過來，陳友才發現情況，繞著黑林溝悄悄爬出去，把敵人布防畫在樹皮上，送回指揮部，第二天紅軍成功突圍，沒有他，那一次可能就走不出去。

毛澤東看過他畫的地圖，說一句話：“這個人有眼力。”

西安事變前后，形勢緊張，他跟著周恩來出入各種談判場合，每一次都帶著手槍，眼睛始終不離開周恩來的背影。

他不寫日記，不留照片，但幾乎每一次談判他都在現場，站在門口。

很多時候他只是“背景板”，但在那場勞山的伏擊里，他站了出來，沒人逼他，他自己提出的，他太清楚那幫人要的是什么，“只要我露頭，他們就開槍?！?/strong>

他賭對了，也用命兌現了這個賭注。

——《叁》——

沉默的血脈

陳友才死的時候，沒有家書，沒有遺物，也沒有墓碑，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湖南郴州，資興縣一個小村子，陳家在村尾，泥房三間，地基總在下雨天泡水，他父親陳澤初，十幾歲就進山砍柴，后來參加農會，被地主打斷過腿。

陳友才14歲離開家的時候，父親送他到村口，沒說一句話，那年冬天，父親也被抓進縣監，被打死在牢里。

家里只剩下叔叔陳秉武和弟弟，幾年后，陳秉武也在作戰中犧牲。

至此，陳家基本斷了，只剩下一個遠房侄子，叫陳容建，但那個時候沒人知道，陳友才已經死在甘泉的山溝里。

他的名字在延安有備案，但在湖南村里，是“失蹤”，沒有通知，沒有解釋，只有沉默。

很多年以后，陳容建在郴州市檔案館，看到一份舊文件，封面寫著“甘泉勞山伏擊事件”，打開第一頁就是：“陳友才，湖南籍，時任周恩來警衛參謀?！?/p>

1937年4月25日于甘泉犧牲，確認替身誘敵，表現英勇。

陳容建當時已經60歲，他看著這句話，坐了很久沒動，那個他小時候聽說的“戰死親人”，原來不是普通戰士，是替人死去的“周恩來”。

他寫信給甘泉縣、給延安、給郴州的黨史研究室。

有人回信，有人沉默，他從2003年開始查，一直到2010年，才拼出一個大概的輪廓，那時候他才知道，1985年，甘泉勞山修了紀念碑，寫的是：“勞山遇險，英烈不朽?！?/p>

碑上刻了名字，第一個就是陳友才。

可惜那時候，陳家早就沒人了，連他，也是隔了七十年，才找到一塊碑，郴州后來為陳友才建了一個小型紀念館，舊式屋檐，墻上掛滿報紙復印件和黑白照片。

展柜里唯一的遺物，是一頂陳舊的黑呢禮帽，外沿已經磨爛。

講解員問：“你是他什么人？”陳容建沒回答，他只是站著，眼睛紅了，說了句：“這個人是替人去死的。家里只知道他‘參了軍’?！?/strong>

——《肆》——

一場模糊的死亡賬

勞山伏擊，到底是怎么發生的？起初的說法，是國民黨特務埋伏，想暗殺周恩來，報紙上也這樣寫，標題很大：“敵特密謀刺殺未遂”。

但后來，事情變了味，延安整頓內務，有人翻出一個叫馮長斗的名字。

此人原是延安某機關的交通員，1936年底出逃，投奔西安一帶土匪，正是他提供了車隊行程和路線。

情報賣出去了，但情報買主不是“軍統”，是李清伍和姬延壽那伙土匪。

他們不是搞政治，是為了劫財，他們不認識周恩來，只知道：有“大官”，有“護衛”，身上可能有錢。

這才解釋得通：伏擊一開始打得猛，但中途一發現“目標已死”，他們就撤了，連搜尸都沒徹底干凈。

那天打死多少人？說法也不一樣。

一份1937年5月的延安會議紀要上寫：“犧牲警衛11人，傷7人。”但另一份《新中華日報》記載的是：“21人陣亡，包含警衛與駕駛、炊事等隨行人員。

這場戰斗，連統計都模糊，更難的，是確認“替身”這個身份。

當年陳友才穿了西裝、戴了名牌，身上搜出的證件也是“周恩來”，土匪確認目標擊斃，拍手散去，他“演得太像了”。

死后第二天，警衛隊在山下找到他，衣服被撕成布條，胸前插著最后一把刺刀。

尸體燒毀嚴重，后來靠鞋底殘跡和一塊破損證件確認身份，周恩來看過他最后一次，什么都沒說，半天才蹲下，把那頂帽子拾起來。

他從那年起，把這張合影照片放在隨身夾里，背面寫著：“勞山遇險，僅存四人?！?/strong>

后來1973年回到延安，他提議勞山立碑，只說了一句：“我們欠他們的，不止一個名字?！?/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