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我在介休工作的回憶

口述歷史人，趙力之（1915-2012），原名趙繼禎，曾用名趙一，山西介休板峪村人。1938年3月，參加抗日游擊隊，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先后擔任介休縣三區犧盟會秘書、太岳游擊隊政治部民運隊干事、介休抗日縣政府公安局長等職務。

口述時間，1985年7月；紅稅工稅史學習小組依據口述內容，將有些段落按照時間順序略作調整，對個別字符進行了補正。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山西。10月26日，侵占娘子關，10月30日，占領陽泉，并沿著正太鐵路繼續進犯，11月8日，太原失守。

1938年2月15日，日寇侵占了介休縣城的鐵路沿線。

那年我23歲，參加了介休縣人民抗日武裝自衛總隊，和陸道一同志一起被分配到供給部工作，供給部長是李桂生同志。

當時的斗爭環境是十分艱苦的，面對強大的敵人，介休縣委執行黨中央的指示，最廣泛地發動群眾，建立人民武裝，堅持敵后游擊戰爭。介休黨的建設是緊緊地圍繞著武裝斗爭進行的，而武裝斗爭又鞏固了黨的建設，這兩者又都離不開山西這個特殊形式下的統一戰線，這就是介休抗日游擊活動迅速開展的根本原因。

介休人民抗日武裝自衛總隊，是我黨在介休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裝，原是在李志敏等同志的領導下，成立的介休游擊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游擊隊初建時約有二十余支步槍、兩支沖鋒槍和一些子彈、手榴彈等，以后發展到一百余人。

我正是在改編工作時加入進來的，縣以下各區相繼成立了自衛中隊(相當于連)。自衛中隊的領導有李志敏、宋濤等同志。由于黨領導的這支游擊隊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許多青年踴躍參軍，游擊隊很快發展到三、四百人。不久，經三專署批準，自衛中隊改編為山西第三行政專區游擊第五支隊。

1938年5月，上級把我從五支隊抽調到船窟訓練班學習，學習后分配到介休三區任犧盟會秘書。記得當時三區黨的負責人郭鵬飛同志介紹我入黨時說:“老趙，在對敵斗爭中我知道你勇敢不怕死，你說共產黨好還是國民黨好？”

我聽了后挺納悶，說:“你盡胡說，國民黨還能和共產黨比？你比得就不對，提法就錯誤。”

他聽了后，不但不生氣，倒是挺滿意的。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當時黨的建設緊緊地圍繞著武裝斗爭進行的，而在武裝斗爭中不僅要勇敢不怕死，還要分清敵、我、友，才能最大限度孤立和打擊敵人，鞏固黨的基層組織，發揮基層的戰斗堡壘作用。

這時候，介休二、三、四區都先后建立了“犧盟會”組織。我們就是利用“犧盟會”工作人員的合法身份，積極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建立各種形式的革命群眾團體，如“工救會”、“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等,逐步地改造閻錫山的區政權、村政權。

船窟訓練班學習結束后，大約是10月份，組織上派我到太岳特委學習。這期間，五支隊根據上級命令調離介休，為了鞏固根據地，介休縣委又成立了縣游擊大隊。我在太岳特委學習結束后，先是留到太岳區游擊隊，搞了一個多月的民運工作，介休縣委為了發展縣游擊大隊，書記史健同志專門到太岳特委把我調回介休。

1939年10月左右，縣委決定調我到介休鐵北接替馬殿俊同志任辦事處主任。鐵北開始時有只一區(在城西郭壁一帶)，馬殿俊在任時成立了鐵北一區、二區、三區。

是有湊巧，我到了鐵北后，張肯功同志從晉西南來到介休、汾陽、孝義一帶活動。那時候我們鐵北區已經有了一些武裝和骨干力量，初步具備了成立游擊隊的條件。為了更有效地執行縣委指示，開展鐵北平川敵后游擊戰爭，我和張肯功同志說:“咱們把鐵北游擊隊建立起來，才能更有力地打擊敵偽漢奸活動，開展平原游擊 戰爭，群眾也有了主心骨。游擊隊里你當指導員，我當隊長。”就這樣鐵北地區第一支游擊隊誕生了。

鐵北游擊隊成立后的主要任務，就是配合縣游擊大隊，堅持在敵后平原“格子網”里開展游擊活動，對敵人建立的據點和交通線不斷進行襲擊和破壞。為了打開鐵北區抗日斗爭新局面，打擊漢奸維持會的囂張氣焰，我們鐵北游擊隊還潛入到三區偽公所駐地義安村，打死日偽維持會長。這一行動不但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抗日熱憂,而且對敵偽人員震動很大，他們再也不敢隨意為非做歹，迫害抗日群眾，有的敵偽人員還給我們送情報、布匹等物資。同時我們鐵北游擊隊還配合縣游擊大隊和正規軍針對敵人對我根據地的清剿、掃蕩，進行了反清剿、反掃蕩、反蠶食、反強化治安、反毒化(就是反對敵人強迫種鴉片煙);保衛夏收、保衛秋收，實行堅壁清野及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把日本侵略者這頭野牛趕入人民戰爭的熊熊烈火之中。

當時閻錫山認為“辦事處”是共產黨、八路軍的名稱，讓我們改稱“縣佐”。我們出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計，并經上級批準后，就把辦事處主任叫成“縣佐”。其實辦事處主任和“縣佐”是一回事，只要有利于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名稱問題我們并不計較，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敵斗爭中，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斗爭對象，我們采取了各種不同的斗爭形式，如建立“抗日村長”、“兩面村長”和利用“偽村長”等等。

不采取這種結合實際的做法，群眾是不敢起來抗日的，我們也就存在不住。

許多兩面派村長，實際上是我們同意的。我們不同意，他們也存在不住。當時有些偽村長說:“我們當村長是經共產黨同意的，要不白天我們呆得住，黑夜就是共產黨的天下呀!”而對死心塌地破壞抗日的漢奸維持會長，我們堅決鎮壓之。

在敵人眼皮底下建立了這樣一支游擊隊，日寇當然不會甘心的。

一九三九年秋，平遙日軍“紅部”習會官龜田大隊長帶領數百名日偽軍，對我鐵北區樂善村和桑柳樹村一帶進行突然襲擊，妄圖全殲我鐵北區委和游擊隊。日寇在桑柳樹村放火燒房，亂捕群眾，但是這村的群眾并沒有被日寇獸行所屈服，群眾用生命和財產保衛了我們。

我們鐵北區委和游擊隊正是在群眾的掩護下,才得以化整為零，不斷地對敵人進行襲擾。不久，日寇在距樂善村十里路的汾陽東大王村扎下據點。這時期，敵人的“突襲”、“清剿”更加頻繁，由于平川地形所限，日偽較好控制，更有漢奸為虎作倀，我們的處境更加困難了。然而，我們鐵北游擊隊依靠群眾，不斷突襲，打擊小股日偽人員，鎮壓死心踏地的漢奸走狗，堅持了在敵人“格子網”里斗爭，大大牽制了敵人對我根據地的清剿。

1939年12月，發生了“晉西事變”，閻錫山撕破抗戰，聯共的假面目，配合蔣介石發動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對“犧盟會”，“新軍”等我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革命武裝進行合圍突襲，妄圖一舉消滅。事變前夕，閻錫山就派出了“同志會”、“敵工團”、“精建會”等反動組織，還有縣視察員，企圖取締“犧盟會”，解散我黨領導的進步組織。當時介休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也蠢蠢欲動，并與閻錫山派來的反動組織串通一氣，破壞抗日。

我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受到嚴重威脅，形勢十分緊張。介休縣委為了鞏固這一抗日陣地，繼續堅持敵后游擊戰爭，根據上級指示在全縣開始了“反頑”斗爭，從思想上組織上做好了應變準備。當時介休縣委書記王銳同志、縣長張德含同志把我叫回縣委，語重心長地說:“鐵北是咱介休的門戶，你無論如何要把好它，千萬不能讓頑固軍政人員過鐵南來搗亂破壞。”

當時《黃河日報》上一篇社論中有一句話:“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給我的印象很深。當閻錫山下令舊軍向新軍和決死縱隊發動進攻時，姚守忠同志告訴我說“老趙，你可要注意啊！閻錫山向我們下手啦，你趕快做準備”。這時，敵人的“同志會”、“敵工團”、“精建會”和縣視察員也跑到鐵北來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沖突迫在眉睫。

為了完成縣委交給我把好鐵北這個門戶的任務，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我們鐵北區委決定采取果斷措施，先把閻錫山派來的這些反動組織的頭頭處理掉，鐵北的局面已基本穩定，就回鐵南向縣委書記匯報工作去了。

在“反頑”斗爭中，我們鐵北區處決了一批反動軍官和反動組織的頭頭，勝利地完成了縣委交給我們的任務，打開了鐵北區的工作局面。當時，我們還給八路軍籌集糧款和制做軍鞋，搞合理負擔、支援前線等，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

這支游擊隊后來發展到一百多人，根據縣委的指示，我們把游擊隊帶到根據地，編入八路軍的正規部隊，張肯功同志也隨部隊到了根據地。

一九四〇年，縣委調我回縣擔任公安局長。

我在擔任縣公安局長期間，行署曾召開各縣公安局長會議，八路軍總部派來了一位保衛部長，是位老紅軍干部(名字我記不清了)。他讓我匯報反“汪記國民黨”的情況。因我在公安局工作時間不長，對全縣的工作不十分了解，王部長說:“你回去給我查清楚再匯報”。我回到介休后，王金林縣長又去行署把介休縣“反頑”、反“汪記國民黨”的情況詳細地向行署做了匯報，受到了行署的嘉獎(一把盒子槍)。

后來，王部長來介休檢查工作，我又向王部長匯報了一次。王部長說:“你們縣反頑斗爭搞得還是不錯的。”由于當時情況極其復雜，斗爭異常激烈，加之工作中的不慎，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和那樣的一些失誤。“反汪記國民黨”是“反頑”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有一些問題，但不能夸大，不要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斗爭形勢孤立地去看。晉西事變后，蔣、閻聯合反共，妄圖以反動武裝消滅我黨領導下的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也將戰略目標逐漸地轉移到對我黨領導下根據地的清剿、掃蕩。

我在公安局工作只有一個多月，就被分配到平遙縣擔任抗日縣長去了。安民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

當時太岳根據地的形勢極其惡劣，十幾個縣政府都轉移到了沁源縣。介休縣內的洪山、張壁、保和都被日寇占領了，沁源的王和，平遙的普洞、靈石的靜升也都住著敵人，介休的根據地變成了游擊區，我們就是在敵人的“格子網”里活動的。

想起那些戰斗的歲月，不能不使我非常激動，我們這些幸存者，常常懷念為堅持介休抗日游擊戰爭而英勇獻身的先烈們。他們在那樣艱苦、惡劣的環境下，和介休的黨員、干部、群眾一道，表現出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大無畏的斗爭精神。在為“四化”而奮斗今天，我們不正是應該發揚這種頑強的斗爭精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