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在全球經濟格局加速重構的當下，數字經濟正以顛覆性力量重塑產業生態與區域競爭格局。北京作為國家科技創新中心，在數字經濟賽道持續領跑，但在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京津冀區域協同創新等方面仍存在顯著瓶頸。深入剖析這些結構性矛盾并探索系統性解決方案，對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和我國經濟高質量轉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數字經濟：經濟增長“主引擎”下的北京站位與布局

數字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正在重構全球產業競爭新格局。2023年數據顯示，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突破55.4萬億元，占GDP比重攀升至41.5%，以10.3%的同比增速持續領跑宏觀經濟，其對GDP增長貢獻率已達68.3%，充分彰顯經濟增長“穩定器”的戰略價值。在這輪數字化浪潮中，北京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樞紐，依托《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行動綱要（2022—2024年）》和《北京市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實施方案（2021—2025年）》雙輪驅動，率先形成“四梁八柱”發展體系。根據北京市統計局2023年數據，全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達1.8萬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41.6%，規模與質量穩居全國首位。

在戰略實施層面，北京以“筑基擴容”工程為抓手，構建“4+N”產業集群生態（4大核心產業涵蓋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信息，N個融合應用延伸至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15個重點領域），打造數字技術創新策源地。國家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朝陽）、全球首個車路云一體化自動駕駛示范區（亦莊）、國家網絡安全產業園（海淀、通州）等戰略載體相繼落成，數字基建水平全國領先：截至2023年底，全市5G基站總數超10.7萬個，實現每萬人49個的高密度覆蓋；智能算力規模突破1.1萬PFlops（含在建），居全國之首。人工智能領域形成“一核三極”發展格局，百度飛槳平臺開發者社區用戶數突破800萬人，字節跳動視覺大模型在ICCV2023、CVPR2023等國際頂級賽事中斬獲5項冠軍，技術競爭力全球矚目。北京正加速推動數字技術向制造業滲透。

二、融合困境：北京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銜接溫差”

盡管北京市在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方面制定了宏大的戰略規劃并展現出高遠的志向，但在實際推進過程中，仍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呈現出顯著的“銜接溫差”。特別是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當前數字化滲透率僅為30%左右，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存在較大差距，這已成為北京市亟需攻克的核心難題。通過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問題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相互交織與制約。

首先，傳統制造業經過長期發展，形成了固化的生產運作模式和管理架構，其組織慣性和路徑依賴使得企業對數字化思維與方法的接納進程緩慢，內在變革動力不足。其次，廣大中小企業受限于資金短缺、專業技術人才匱乏等現實問題，面對數字化轉型所需的高額成本投入和較高的技術門檻，往往表現出猶豫不決的態度。根據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2023年的調研數據，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平均投資回收周期長達4.7年，其中中小企業的投資回報率（ROI）中位數僅為1.3。這一現實導致73%的中小企業處于“觀望狀態”，形成了顯著的“冰火兩重天”格局：一方面，頭部企業正加速數字化布局（例如，三一重工的智能制造投入占比已達到其營收的8.2%）；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的數字化滲透率不足15%。這種分化的態勢表明，“數字鴻溝”正在產業內部不斷擴大，亟需構建梯度化的轉型支持體系，以推動不同規模的企業協同發展。

同時，數字技術供給端與制造業實際需求端之間，時常出現供需錯配、對接不暢的情形，存在“水土不服”，致使企業數字化轉型難以在企業管理層頭腦中生根、融合，難以在生產一線、企業末梢落地、結果，發揮實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024年的研究表明，北京數字經濟解決方案在津冀地區的技術適配度僅為62.3%，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70%的工業軟件未開放API接口；45%的智能裝備缺乏模塊化設計；傳統產業數據采集標準化率不足30%。以首鋼集團的智能化改造為例，其冷軋產線數字化系統與唐山本地供應鏈系統對接調試耗時長達17個月，額外增加了3200萬元的改造成本，充分暴露了技術適配性不足的問題。

此外，對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500家企業的跟蹤調查發現，數字化轉型導致企業管理層級平均壓縮了42%，這引發了兩個突出問題：55歲以上管理者的數字化適應指數僅為32.7（滿分100）；傳統技能工人的再培訓流失率高達28%。如，某汽車零部件企業推行MES系統后，12名車間主任中有9人因無法適應數字化管理選擇離職，暴露出“技術進化”與“組織慣性”的深層矛盾。

在這一具有“銜接溫差”的區域，破解困境的唯一途徑是以數字化的思維和方法對傳統模式進行徹底的重構。而重構的首要任務是對人的思維進行重構，尤其是對管理層和一把手的思維模式進行重塑。這是整個數字化重構過程的起點，也是其成功閉合的關鍵。只有通過自上而下的思維轉變，才能推動數字化轉型在企業內部真正落地，并實現技術與組織的協同進化。

三、協同短板：京津冀數字經濟的“聯而未融”困局

京津冀地區作為國家重大戰略核心區域，在數字經濟協同發展中尚未形成緊密高效的區域優勢，功能潛力未充分釋放。盡管三地地緣毗鄰且資源要素互補優勢顯著，但行政運行體制貫通性不足與區域協同機制不完善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約著資源自由流動與要素高效配置。北京在數字技術領域的創新成果未能有效向津冀傳統產業轉移，京津間高效共享機制尚未建立；津冀豐富的制造業應用場景與完整產業體系優勢，未能通過北京數字技術實現深度融合創新，區域整體數字經濟競爭力提升空間巨大，協同紅利釋放不足。

區域數字治理面臨多重困境：政策協調層面，三地237項數字經濟政策中沖突條款占比達18%；市場配置方面，數據要素交易價格離散系數達0.47（長三角為0.29）；創新網絡建設滯后，聯合專利授權量僅占區域總量的9.3%，遠低于粵港澳大灣區的21.6%。這種治理效能差距導致北京數字技術外溢呈現顯著“距離衰減效應”，100公里半徑外技術溢出強度驟降63%。

數字基礎設施協同存在結構性矛盾：數據中心利用率差異懸殊（北京78% vs 河北43%），5G基站共享率不足25%，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二級節點重復建設率達37%。以算力資源為例，北京數據中心峰值負載率達85%，而張家口、廊坊等地同期負載率不足40%，未能形成動態調度機制。

通過對比分析世界級城市群發展經驗發現：東京灣區構建的“核心—節點”產業協同網絡，使數字經濟要素流動效率達到京津冀的2.3倍；舊金山灣區“風險投資+技術轉化”模式將技術溢出轉化周期縮短60%；萊茵—魯爾區“工業4.0創新走廊”實現跨行政區標準互認率92%。這些實踐表明，破除行政壁壘、構建市場化協同機制是突破發展瓶頸的關鍵路徑。

四、破局之道：多維度協同發力，激活融合發展“新引擎”

破解京津冀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困境，需堅持系統思維，以整體布局突破重點領域，通過多維度協同施策激活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動能，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續動力。

（一）強化產業政策引導的“指揮棒”作用

政府部門應優化宏觀調控與產業政策導向，評估現有政策的實施成效，充分發揮政策杠桿效應，激發企業數字化轉型內生動力。建議設立專項基金，針對企業不同轉型階段和技術類型實施差異化補貼策略。可借鑒廣東佛山的經驗，通過精準的政策扶持傳統陶瓷企業突破發展瓶頸，取得生產效率提升約40%的顯著成效，激發企業“主動轉、務實轉、深度轉”的積極性。

（二）鍛造京津冀協同發展“聯動軸”

編制首都都市圈數字化轉型空間協同規劃，強化北京作為“核心引擎”的輻射帶動作用。加快建設京津冀協同數字化創新共同體，疏通科技成果轉化渠道，提升創新要素流通效率。推動京唐、京濱城際鐵路等交通干線向“數字經濟創新動脈”升級，串聯沿線城市經濟脈絡，構建疏密有致、協同高效的區域發展網絡。

（三）完善數據安全與標準規范體系

數據安全與標準體系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安全閥”與“度量衡”。政府數據部門需加快數據安全基礎建設，完善法治保障，制定統一的轉型標準，搭建公共數據安全防護平臺，提供加密存儲、定期備份等基礎保障。借鑒浙江五金行業聯盟經驗，推動京津冀跨區域行業聯盟建設，統一技術標準，消除內部壁壘，提升協同轉型效率。

（四）打造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硬內核”

北京應發揮科研資源與高端人才優勢，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核心領域集中突破。依托城市副中心產業聚集效應與雄安新區央企資源優勢，形成“一體兩翼”發展格局，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跨界融合，催生創新業態與商業模式，拓展價值創造空間。

（五）筑牢數字經濟“新基建”底座

數字基礎設施是創新發展的戰略基石。在鞏固全球第二大算力規模優勢的基礎上，加速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全域覆蓋，構建高速智能算力網絡。通過優化數據中心資源調度機制，推動京津冀算力資源均衡配置，為海量數據流轉與創新要素匯聚提供堅實底座。

京津冀數字經濟協同發展，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實踐。唯有堅持政策精準護航、區域協同聯動、數據安全保障、產業深耕細作、基建堅實托舉，方能突破發展瓶頸，釋放協同紅利，在數字經濟浪潮中譜寫高質量發展新篇章。

文章來源：《中國國情國力》雜志

微信編輯：祁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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