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還是來看一個基本問題，清朝對太監的基本態度是什么？如果我們看清朝官方修纂的《國朝宮史》，很容易得出結論，那就是有清一代的歷任皇帝，都非常忌諱宦官專權，對太監管理非常嚴格，和明朝有所區別。的確，明朝宦官的囂張跋扈程度堪稱惡名昭彰，在晚明時期，已經有非常多的學者痛陳過宦官干政的危害，比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人，他們對后世影響尤為巨大。我們現在聽說這三人，一般是說他們引領了明末清初經世思想的風潮，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思想和啟蒙色彩，開始倡導用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但其實，他們也對明朝的宦官制度提出了很具體的批判，并提出了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的建議。

王夫之認為，天下萬物都要遵循陰陽平衡的原則，而宦官代表“純陰”，會阻斷陰陽互動。具體而言，就是后宮女性和宦官代表的陰，讓皇帝沉溺享樂，損耗了陽。他結合自己的官場經歷，認為阿諛奉承、內外勾結、拉幫結派的行為都屬“陰”，所以在宦官當道的時代，這些行為在官場中會變得更加普遍，所以有道德的人在這種時候干脆不要做官。而在他眼中更致命的，是讓宦官掌握兵權，因為他們屬陰，所以“膽劣而氣浮”，光說不練，讓不懂軍事的人指揮，當然沒有好結果。因此，皇帝要時時提防宦官，嚴格區分內外，不能放權給宦官。黃宗羲也提出了類似主張。在他的理論中，宦官人數越多，危害越大，比如明朝后期有數萬宦官，所以才會亡國。因為宦官的職責是服務內宮，人數越多，說明皇帝越沉迷后宮享樂，就越疏忽于管理國家。他不但建議控制內宮和宦官的規模，最好就是只有數十人，還要求區分宦官和官員，宦官應該當皇帝的奴仆，而官員要當皇帝的老師。最后就是顧炎武，他沒有那么多當官的經歷，他主要是收集過往史料來論證宦官問題。他尤其批評永樂帝，因為他依賴宦官，甚至安排鄭和代表國家出海，破壞了宮廷內外之別。顧炎武還提出，不應該允許宦官收養義子、興建宗祠，擴大家族影響力，并且宦官也不能識字，因為一旦皇帝開始讓會讀書寫字的內宮太監執筆草擬圣旨，就等于讓他們擁有了權力。

以上幾條結合起來，包括要皇帝疏遠宦官、要內外有別、要控制宦官人數，不許宦官擴大家族，不讓宦官識字等等，就構成了一套“黃金準則”，可以避免宦官專權。不過，這三個人的著作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清軍就已經入關了。紫禁城里的新皇帝，也就是順治，建立起了新的宮廷制度。雖然乾隆在《國朝宮史》中夸獎這套制度嚴格控制了宦官，但是從實踐上來看，短暫的順治時期繼承了明朝的寬松。在順治十一年，有一道諭旨，裁撤了管理內宮事務的內務府，改為模仿明朝，設立“十三衙門”。表面上寫著遵循明太祖朱元璋的諭令，警告了宦官的危險，限制了宦官人數，規定宦官最高只能到四品，而且有滿人官員監督，并且警告內外官員不能隨意勾結，但實際并非如此。在這份諭旨的原稿上，可以看到順治皇帝對草稿的修改痕跡，給了太監更大的活動空間。順治刪去了宦官不能當衙門領導的條文，而且削弱了衙門對宦官的實際控制權，也沒有嚴格禁止太監進出宮內，最重要的是，和朱元璋的諭令不同，順治的宦官衙門沒有禁止識字，允許“秉筆太監”為皇帝草擬圣旨，也允許了太監出宮代表皇帝執行任務。

很多證據顯示，這份諭旨受到了太監的深刻影響。比如設立十三衙門很可能是太監吳良輔給順治出的主意，而其中沒有禁止太監識字，可能源于太監王進善的一份奏折，里面強調太監應該識字才能輔佐好皇帝，順治專門批奏夸獎“這本說得有理”。這兩個太監，都是順治身邊的紅人，就算有人參奏說他們拉幫結派、收受賄賂，順治也拒絕治罪。此外，順治還養成了派太監出京城當欽差的習慣，給吳三桂送禮、偵察鄭成功反清活動等等大小事務，都讓太監去辦。

順治如此重用太監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早在順治從小就由改投清朝的明朝太監服侍他，所以就相信他們。比如曹化淳，他原先在崇禎朝就已經是東廠提督，后來則得到順治的信任。比如順治八年，順治皇帝親自到曹公公老家巡視，這是非常高的榮耀。而且，很多逃到老家的明朝太監成為地方一霸，犯了事往往是從寬處理。第二，嚴格來說，順治時期的滿、漢官員互相爭斗，各項制度仍不完善，還在探索之中，此時明朝太監起到了橋梁作用，幫助繼承了一部分明代宮廷制度。像是光祿寺每年要用多少蠟和砂糖，找誰制備儀傘和旗幟之類的禮儀用品等等，都需要前朝太監的經驗。

可以說，順治時期雖然號稱嚴管太監，但實際上太監待遇和明朝差不多，仍有極大腐敗空間。后來，在順治重修乾清宮的過程中，確實頻頻發生太監貪腐案件，最后修出來墻是歪的，地板是不平的，氣得順治直呼花了冤枉錢，要追責工部官員和內宮太監。這一時期可以稱為一個過渡階段，等到了康熙時代，清朝制度上嚴格，執行上松散的特征會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