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齊倩】近日,印度被曝對美態度突然變調,從積極談判,到提議對美加征關稅。
5月14日,彭博社報道稱,尚不清楚印度態度突變的原因,但此消息曝光時,距中美經貿會談剛剛取得成果僅隔幾個小時,時間點如此靠近,引發各方聯想。多名專家分析認為,中國給印度“打了個樣”,即一味妥協并不能獲得回報,印度意識到必須在美國面前“表現出勇氣”。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以來,印度政府就積極與美國就貿易問題進行接觸。
今年2月,印度總理莫迪訪美,成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接見的第四名外國領導人。特朗普4月2日宣布“對等關稅”后,印度也成為首批與美國展開貿易談判的國家之一。在此期間,莫迪曾竭力安撫白宮,在從貿易到移民等一系列問題上做出讓步。
今年2月,特朗普在白宮會見來訪的莫迪 莫迪X賬號
但據媒體13日披露,印度此前致信世貿組織,指責美國征收25%鋼鋁關稅是貿易保障措施,對印度價值76億美元的出口造成了影響,預計將產生19.1億美元的關稅。作為回應,印度擬提高部分美國商品的關稅。
同時,有知情印度官員告訴彭博社,與美國的貿易談判進展順利,雙方有希望在7月初(特朗普“對等關稅”生效日)之前達成一項臨時協議。
但彭博社指出,最新消息意味著印度在貿易問題上的立場發生轉變,可能采取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的首個報復措施。這一跡象表明,在中國反抗美國并取得成果后,印度正在談判中采取更強硬的態度。
報道稱,雖然尚不清楚印度為何選擇此時采取反擊措施。報道認為,這可能是印度政府的一項談判策略,因為印度商務部長皮尤什·戈亞爾將于17日至20日訪問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據印度官員稱,新德里計劃對美國商品征收的報復性關稅將成為美印談判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上述消息對外披露的幾個小時前,美國剛剛大幅削減中國產品關稅。
印度研究機構社會發展委員會教授比斯瓦吉特·達爾表示,迄今為止,美國一直在“向印度發號施令”。擬議的報復性關稅是印度愿意“站出來采取強硬措施”的第一個跡象。達爾稱,中國促使美國達成協議,表明印度“必須更加堅定地維護自身利益,并展現出自己的勇氣”。
報道提及,特朗普此前宣布對所有進口鋼鐵和鋁征收25%的關稅,從3月起生效。據世貿組織披露的一份通知,今年4月,印度曾尋求與華盛頓進行磋商,將關稅上調稱為“保障措施”或貿易限制。但美國拒絕了這一請求,稱關稅是基于“國家安全考慮”,不符合保障措施的要求。
新加坡咨詢公司Asia Decoded Pte創始人普里揚卡·基肖爾稱,印度國內“越來越覺得”政府“在貿易談判中向美國做出了太多讓步”。她表示,印度“或許可以借此機會重申其作為平等貿易伙伴的地位”。
據報道,在印度代表團即將訪美之際,特朗普反復聲稱他促成了印巴停火,這可能會給美印談判蒙上陰影。13日,特朗普再次表示,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貿易”來解決印巴兩國間沖突,盡管印度幾個小時前才表示,貿易從未出現在這些談判中。
對此,達爾表示,特朗普已經“越過了紅線”,而“當你處于劣勢,就沒法和美國人打交道”。
5月10日至11日,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雙方同意在90天內降低關稅,將稅率下調115%。這一消息迅速引起國際社會和市場的高度關注,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解決貿易爭端過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
“不要被特朗普的虛張聲勢唬住,中國給全世界打了個樣。”美國《大西洋月刊》12日刊文稱,特朗普向全球高舉關稅大棒,同時發出嚴厲警告:“不得報復,必有回報”。然而中國無視了這一警告,最終卻得到了回報。12日,中美在經貿高層會談后同意在90天內降低關稅,將稅率下調115%。
“特朗普基本暫停了貿易戰,得到的只是中方持續談判的承諾,”文章作者在文中寫道,“受到特朗普威脅的每個人,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大學,都可以從中國那里學到一課。”
文末,作者向全球發出呼吁,“對抗特朗普并不意味著會贏,但屈服就注定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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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5月12日,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布,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結果。而對于一直追隨特朗普對華政策,又剛剛經受印巴沖突挫折的印度來說,這顯然并不是一個好消息。本文首發于中國青年報。
5月12日,美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舉行媒體吹風會 視頻截圖
文/毛克疾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生
中印兩國領導人2024年“破冰”會晤推動邊境局勢趨于緩和,2025年3月中印各自圍繞雙邊關系作出多年未見的積極評價,中印關系一度明顯轉暖,不少擱置多年的在印中資項目也釋放了重啟信號。然而,隨著4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大棒揮向全球,中印雙邊關系再次波譎云詭。
4月7日,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戈亞爾公開指責中國“通過不公平的貿易行為破壞全球經濟秩序”。4月11日,戈亞爾再度宣稱“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造成當前全球貿易危機的根源”,贊揚特朗普關稅政策“必要且對世界有益”,為印促進外貿提供了“絕佳機會”。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則聲稱“‘中國傾銷’在印度導致了巨大的憤怒”。
上述表態令人遺憾,這顯示出莫迪政府急于在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面前選邊站隊。這種做法使中印關系再次籠罩在巨大陰影之下,冷凍了原本正在轉暖的中印產業經濟合作。更重要的是,如同誤判2020年跨國企業“中國+1”風潮為印度帶來的戰略機遇,莫迪政府將因誤判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而再次錯失發展良機。
印度高估了美國的力量,低估了對美平衡的力量
面對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印度智庫界、學術界、媒體界形成兩類判斷:
樂觀派認為,印度的藥品、服務等對美出口主項未受影響,且印對美出口關稅率低于越南、孟加拉國,更不用說被特朗普重點打擊的中國;中國嚴重承壓,將尋求對印合作,為印帶來機會。因此,印度只要貼靠特朗普就能贏,甚至對中國釜底抽薪,成為本輪關稅戰最大贏家。
悲觀派則認為,所謂“對等關稅”或將徹底終結經濟全球化,印度無法像中國一樣通過制造和出口進入利潤豐厚的西方,卻要和中國一樣承擔美國的關稅懲罰。他們附和蘇杰生“西方厚中薄印”的抱怨,認定美國才是決定印度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力量,希望通過譴責中國來“證明忠誠”,進而爭取美國關稅豁免,甚至攫取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本質上都高估了美國的力量,低估了中國和其他經濟體對美平衡的力量,并且誤判了這兩股力量對比的未來變化趨勢。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戈亞爾、蘇杰生和防長拉杰納特·辛格等莫迪政府要員紛紛對華表態強硬。正如印度政治評論員普拉納布·達爾·薩曼塔所言,“任何混亂都是新權力中心崛起的機會”,他們可能希望在“特朗普混亂”中貼靠美國、打擊中國,為印度獲取戰略外交和產業經濟利益。
與要員表態相呼應,印度各政府部門最近紛紛加緊行動。例如,印度標準局響應美國關切,專門針對汽車零部件、人造纖維、化學品放寬質量控制令(QCOs),但繼續對中國產品執行最嚴格質控。再如,面對美對印鋼鋁產品征收的關稅,印度雖向世貿組織申訴,但僅保留“程序性”磋商權力,以防升級矛盾、觸怒美國。
此外,印度貿易救濟總局很可能正在設計新一輪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千方百計對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事實上對中國形成包圍和孤立。
2024年,美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額達到1292億美元,其中美國向印度出口418億美元的商品,進口874億美元的商品,導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達到457億美元
所謂“對等關稅”是機遇?印度未看清其中風險
印度之所以將所謂“對等關稅”視為機遇,一方面是因為印度對美出口僅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并且iPhone這類低本土附加值產品占了很大份額;另一方面,印度自認為不是所謂“對等關稅”的主要目標,還可借機聯合美國、打壓中國而漁利。
印度經濟學家、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蘇爾吉特·巴拉就宣稱,“‘對等關稅’的真實目的并非平衡貿易逆差,而是專門打壓中國”,是印度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然而,這些一廂情愿的想法不僅大大低估了所謂“對等關稅”的危險,還高估了自身贏面。
莫迪政府對所謂“對等關稅”給印度帶來的破壞估計不足。
首先,印度臆想的優勢恐無法實現。即使中國被迫出讓市場份額,制造業更強的越南、馬來西亞,對美聯系更緊密的加拿大、墨西哥,也可能通過談判保持優于印度的貿易條件。
其次,印度服務出口恐承受重擊。一旦美國經濟波動,IT服務等印度支柱產業必定首當其沖。
第三,印度面臨極高金融風險。每逢全球市場動蕩,外資首先逃離高風險新興市場,這使印度面臨高強度、長時間的資本外流壓力。此外,受中國產品赴美受阻轉入印度、全球需求萎縮的雙重沖擊,印企利潤空間恐遭遇嚴重擠壓。
莫迪政府高估了印度面對所謂“對等關稅”的贏面。由于印美都不滿對華大額貿易逆差,又疑懼中國崛起,莫迪政府容易滑入特朗普式邏輯而產生虛幻的信心。例如,特朗普宣稱“進口越多、議價能力就越強”——美國自華進口多于中國自美進口,因此美國談判地位強于中國,按此邏輯,印度面對中國也具備同樣的優勢。
然而,這在事實層面并不成立。將邏輯推到極致,中國作為順差國,如果斷絕貿易,損失的是銷售收入,調整相對容易,而印度作為逆差國,無法在國內以同等價格獲得商品和服務,調整相對困難。畢竟,跨國轉移制造業產能的難度遠高于尋找替代訂單。
2024年9月,印度塔塔電子位于泰米爾納德邦的iPhone零件工廠發生大火
印度可能再次錯過發展良機
在過去20年中,印度已經兩次錯過“制造業崛起”的重大機會。第一次是21世紀初,中國低端制造業由于要素成本壓力向外轉移,印度專注服務業,對此并無知覺。第二次是中美戰略博弈疊加新冠疫情,催化跨國企業尋求“中國+1”,印度對此雖有所行動,但適得其反。
2020年初新冠疫情來襲,印度出于“外資趁機掠奪式收購”的擔憂,發布“2020年第3號新聞公告”(PN3),全面限制來自印度鄰國的任何投資。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沖突發生后,莫迪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封禁數百款具有中國背景的移動應用程序。印度稅務機關大批逮捕在印度的中國高管。在印度全面打壓中資中企的背景下,雖然印方自我期許“中國+1”大贏家,但實際結果可想而知。
如今,特朗普再次揮舞關稅大棒,印度獲得了第三次機會,這次能否抓住?目前看,機會渺茫。
原因之一是“政治正確”仍在扭曲印度的經濟理性。目前,印度甚至沒有解決最基本的前提問題:到底要不要對華合作?從戈亞爾等要員的表態不難看出,“賭中國輸”“唱中國衰”才符合印度版“政治正確”。在莫迪2月訪美受挫、手足無措的短暫窗口期,印方才愿認真考慮改善對華關系。一旦特朗普推出所謂“對等關稅”,印方就迫不及待地尾隨美國對華示強。雖然經濟理性表明,中印越緊密合作,印度越有可能抓住機遇,但印度國內政治氛圍扼殺了這種可能性。正如2020年以來發生的那樣,如果印度不歡迎中資企業和中國人才,即使有中國產業受美強壓對外轉移,印度也無法分享。這不僅是印度的經濟智慧問題,也是其政治勇氣問題。
二是傳統政策約束很難克服。印度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低成本勞動力大軍,但出口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這表明印經濟要素扭曲嚴重,導致無法利用潛力最大的比較優勢。莫迪在前兩個任期嘗試推動用工、用地、農業等方面的改革,但效果遠不及預期。例如,莫迪政府把犬牙交錯的勞動法系整合為四大法典,但因為沒有頒布具體實施細則而持續停滯,改革成果乏善可陳。莫迪第三任期依靠聯合政府執政,改革動力只會進一步減退。這表明,即使印方高層決心對華開展產業經濟合作,很多長期制約印度制造業的桎梏也不會自動解決,印度制造業發展依然十分艱難。
三是域內國家同生態位競爭極其激烈。考慮印對華限制政策和印國內改革不利,很多中企即使要“出海”也繞開印度,因為難以獲得印政府的外商直接投資許可、赴印簽證,難以應對印度合規要求,且不愿意承擔匯回利潤附帶的巨大風險。在印度隔絕中資的同時,一個供應鏈網絡正從中國向東南亞、南亞乃至中東鋪展——孟加拉國負責服裝生產,越南負責消費電子產品,印尼負責電池和精煉產品,馬來西亞負責汽車、芯片服務、電子制造服務等。面對美所謂“對等關稅”,中國和越南選擇簽署產供鏈合作諒解備忘錄,這是歷史上此類合作文件首次簽訂,未來還有望拓展到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這意味著,印度未來可能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同生態位競爭,發展空間必然受到更嚴重的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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