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編自《劍橋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美）特倫斯·鮑爾 （Terence Ball）（英）理查德·貝拉米（Richard Bellamy） 主編，任軍鋒 徐衛翔 譯，商務印書館，2016。題目為編者所擬。

早在古典時代，理論家就對民主制頗有微詞，在他們看來，與開明的精英統治相反，民主制缺乏理性，沒有效率，充滿偏見、狹隘且不寬容。民主制試圖將一切拉平至最小公分母，在那里，沒有創造力和差異的空間。一般來說，諸如此類的批評涉及對無政府主義、破壞性的暴力以及暴民之非理性的描述。從伯克、梅斯特（de Maistre）、托克維爾、約翰·密爾以降，無論是在保守派還是自由派中間，法國革命進一步強化了這樣的看法。然而，后來的理論家認為大眾的性格取決于人類心理，他們之所以日趨占據主導乃是社會不斷發展的結果。因此，他們將有關大眾行為的分析一般化，以涵蓋大眾社會中的所有活動：從選任議會的運作、大眾出版物的影響力到宗教崇拜的性質、政治能動主義以及日用品的生產和銷售。正如古斯塔夫·勒龐（Gustav Le Bon）生動描繪的：“我們即將進入的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大眾時代（the Era of Crowds）……民權神授將取代君權神授”。

勒龐的《大眾心理研究》（Psychology of Crowds）是到目前為止這一領域最為著名的著作。該書一出版就引起轟動，很快就有英譯本和德譯本等問世，至今有好幾種譯本。該書不僅成為諸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以及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等人的思想基礎，該書也是整個社會心理學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然而，即便他的結論并未遭到質疑，但其結論背后的諸多預設是很成問題的，它是當時偏見的集中體現。作為一位出色的、高產的暢銷書作者，勒龐只是綜合了當時法國和意大利著作家的觀點：著名的如埃斯皮納斯（Victor-Alfred Espinas）、福耶爾（Henry Fournial）、塔爾德（Gabriel Tarde）以及西蓋勒（Scipio Sighele）。盡管他們的論證充滿了實證判斷和擬似的科學心理學思考，但幾乎沒有人做過多少實證研究。事實上，他們的觀點反映了對前文提及的大眾社會無序的世紀末式的（fin de siècle）關注。正如蘇珊娜·巴羅斯（Susanna Barrows）指出的，這些觀念不過是一面“哈哈鏡”，通過這面鏡子，理論家們透視“大眾階級”尤其是有組織勞工在政治上的崛起。

1880年代早期，第三共和國放松了對結社、言論和集會自由的限制，然而卻日益受困于針對法國議會制度的腐敗而發起的規模空前的群眾抗議。在這些示威活動中，許多法國知識分子看到了1789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回響，后兩者正是丹納（Hyppolyte Taine）著名的有關大眾的分析對象。有兩個事件成為現代民主淪為群眾抗議和暴力的標志性事件：一是1880年代后期布朗熱將軍短暫而輝煌的舉動；二是1886年迪卡茲維爾礦工大罷工。布朗熱利用保守派和工人對第三共和國的不滿，分別于1886年和1887年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憑借其所謂激進的同情心，布朗熱于1885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他對軍隊的改革使其聲名鵲起，由于怕他擁權自重，政府于1887年將其解職，并逐出巴黎，實際上將他變相流放。威爾遜事件（Wilson affair）后隨著人們對政府日趨不滿，而總統的女婿丹尼爾·威爾遜（Daniel Wilson）被控接受賄賂，布朗熱隨即在1888年參加了一系列遞補選舉，而且獲得巨大成功，其中在巴黎，有30,000—100,000人集會慶祝布朗熱的勝利。在法國的理論家看來，布朗熱煽動群眾的能耐表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能夠為自己贏得大眾的支持。勒龐甚至認為此人有能力喚起一種幾乎是宗教般的狂熱。不過許多群體要么害怕要么盼望的波拿巴主義的回歸并未成為現實。當人們要求他搗毀愛麗舍宮而不是坐等大選來臨，布朗熱喪失了勇氣，由于害怕遭到控告，他逃往國外，兩年后在客居地自殺身亡。與布朗熱事件不同，迪卡茲維爾罷工則集中體現了缺乏引導、完全受本能驅使的群眾的破壞性沖動。由于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的小說《胚芽》（Germinal）的描繪而廣為人知的是，迪卡茲維爾罷工使一位公司老板遭到謀殺。然而，與布朗熱事件一樣，它也只是一個單獨的事件。盡管1880年代罷工頻率不斷提高，產業工人加入工會的比例也迅速提高，釀成暴亂的罷工的比例還不足4%，而只有10%演變成公開的示威游行。盡管這些罷工在性質上日趨政治化，但最新的研究注意到它們良好的組織紀律和策略上的理性特征。不過，正如布朗熱事件使第三共和國政治的相對穩定性黯然失色，這一時期吸引了群眾心理學家們的想象，為無產者針對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暴力幽靈招魂。

理論家們不無道理地指出，諸如此類的群眾抗議可以解釋為表達不滿，是更為廣泛的由于“新的生存狀況”所導致的社會不適感的一部分，這種生存狀況表現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我們文明中的一切要素賴以立基的宗教、政治信仰的崩潰”。現代城市生活的興起、家庭的解體、使許多素不相識的人強行居住在某一區域，正是這種去種族化過程（deracination）造就了群眾。作為新、舊社會道德秩序之間過渡時期的特殊產物，群眾表現出某些類似于當時為研究者們關注的其他所謂“病態的”、“失范的”行為特征。有意思的是，犯罪學家是群眾心理研究的開拓者，其中以西蓋勒和塔爾德最為著名。

西蓋勒的《群眾犯罪研究》（The Criminal Crowd, 1892[1891]）得益于他的導師意大利犯罪人類學家隆布盧索（Cesare Lombroso）和弗里（Enrico Ferri）以及法國著作家丹納、埃斯皮納斯和塔爾德。如何對那些參與破壞性暴亂的個人進行判罪，西蓋勒試圖提供一種指導。與弗里類似，他認為法律應當對“天生罪犯”（born criminals）、有組織的犯罪“團伙”，如黑手黨，與那些受到群眾內在動力的影響而行使犯罪行為的人作出區分。只有前兩種類型的犯罪需要予以嚴懲。盡管群眾中充斥著某些“天生的罪犯”，例如迪卡茲維爾罷工，但在他看來，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守法公民，應當寬大處理。西蓋勒依據法國的催眠理論解釋大眾行為。18世紀以降，催眠術就一直吸引著醫學研究者，但到了19世紀后期，催眠術通過“暗示性”（suggestibility）這一概念被引入犯罪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步薩彼里埃學派（Salpêtrière school）的后塵，西蓋勒認為，催眠暗示體現了人類不同程度的道德“弱點”。在對不同群眾類型進行區分的基礎上，西蓋勒斷定只有“惡棍”（criminaloid）才會在外力的影響下干出罪大惡極的勾當。然而，引發群眾的催眠效應背后的機制究竟是什么，西蓋勒并未明確。而這在塔爾德那里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闡發。

作為一位地方官員，塔爾德正是西蓋勒的寫作對象。然而，塔爾德還是一位卓越的社會科學家和犯罪學家。在塔爾德看來，催眠術是介于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實驗性的接合點”。在《模仿的規律》（The Laws of Imitation）一書中，塔爾德對這一觀點做了進一步發揮，他指出，社會行為導源于相互暗示或“模仿”，借此產生“一種夢游癥”。在他看來，事實上，“與催眠狀態一樣，社會狀態也只不過是夢的一種形式”。在同年出版的《懲罰哲學》（Penal Philosophy）中，他開始將這一主張運用于大眾研究。大眾僅僅是這種模仿效應（imitative effect）的極端形式，當成員的社會背景彼此相似（最明顯的如工人），這種模仿效應就尤為明顯。在西蓋勒著作的啟發下，塔爾德對這一方面做了進一步發揮。盡管兩人在許多方面立場一致，但塔爾德傾向于認為，每個人都會被大眾的符咒所裹挾。就像被催眠一樣，群眾的行為是“無意識的”，它有“脊髓”，而無大腦。因此，只要有“一種激情的火花”，就能夠將“各種大異其趣、彼此陌生的元素的大雜燴”轉變成具有凝聚力且彼此相似的大眾，“義無反顧地奔向最終的目標”。這時的人們喪失了任何個人責任感，其行為方式與其作為個體時的行為方式判若兩人。即便大眾中的多數“只是出于純粹的好奇才聚集”，“他們中間某些人的狂熱會迅速影響到所有人的心靈，進而所有的人都開始處于一種瘋癲狀態。當初還極力反對謀殺無辜的人最先在這種血腥面前走火入魔”。

在丹納等人有關群眾暴力的描述的啟發下，塔爾德及其同代人逐步將催眠隱喻與其他強調群眾如何引發一種病態的、混亂的精神和生理狀態結合起來。群眾不但時常處于醉酒狀態，其行動在許多方面和醉鬼無異：那種令人暈眩的氛圍使人在精神上陷入迷醉，喪失理性，他們滿腦子“幻覺”和氣勢磅礴的錯覺。這樣，他們無拘無束，其行為完全為“本能”所驅使，性放縱，謀殺。如同酒精一樣，身處群眾之中會“毒害”一個人，使他暫時“精神失常”。群眾行為還類似于一種群體性的病態或者說一種“傳染病”：群眾的集體意識會“傳染”給個人，它會在所有成員中迅速蔓延，直至他們發現自己陷入一種精神上的“狂熱”或“精神錯亂”（以上參見：Tarde 1892, pp.359-360）。最后要指出的是，群眾充滿“野性”、“獸性”（返祖性地回歸“原始”進化階段）、“人面獸心”（la bête humaine）。

這樣，大眾便被描繪成與古典意義上的公民和民主審議理想正相反的東西，而傳統意義上的公民意味著：諸如勇敢和堅忍不拔這樣的“大丈夫”德行，他們的討論以理性為指導。而那些涉及大眾的所有精神病癥中除酗酒外，則往往被稱為“小女人”品性（編者注：這種比喻涉嫌性別歧視，并不恰當，雖然表達的意思清楚）。大眾就如同女人，他們“懦弱”、“相信直覺”，常常為“情感”和“激情”而不是理性所左右，反復無常、出人意料，時常歇斯底里，極易受到暗示，對其他人很有誘惑力。正如塔爾德指出的：“即便大眾通常都是由男人組成，但它依然充滿女人氣，他們滿腦子奇思怪想，奴顏婢膝令人厭惡，他們輕信、神經質，時而狂暴，時而溫順，喜怒無常”。就像理性一樣，文明意味著男子氣概，而大眾的狂暴使其類似于“女性的野蠻人或法翁（faun），更為糟糕的是，他們是本能和機械習慣手中瘋狂的玩偶，屬于低等動物，一種反應遲鈍的無脊椎畸形蠕蟲”。

勒龐對這些著作家的觀點做了總結和簡化，將有關大眾“集體心靈”的討論轉化為“大眾的精神一致性規律”。而且，他毫無顧忌地抽出這些主張中的性別和種族歧視成分，輕率地斷定（“有關論證并非本書范圍所及”）“大眾的特質（諸如沖動、易怒、缺乏理性和判斷力以及批判精神、情緒化等）幾乎總是發生在那些未充分進化者身上：如婦女、野蠻人以及兒童”。勒龐自己的貢獻在于：他不再將大眾視為威脅主流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反常現象，而是現代社會（不僅是新興的大眾民主）特有的大眾行為。在勒龐看來，“大眾并不總是意味著許多個人在同一地點同時出現”。“數以千計的個人”，甚至“整個民族”，如果在某種狂暴情緒的影響下也會表現出“心理學意義上的大眾”的某些特征。事實上，個人在脫離傳統等級結構和忠誠之后，大眾社會的民眾日益轉變為“彼此間缺乏凝聚力的眾多個體的大雜燴”，他們很容易以大眾的行為方式行動。

與此同時，談論所謂的保護陪審團和議會免受大眾的侵擾也是不著邊際的，因為這些機構的行為方式與大眾并沒有什么兩樣。塔爾德不禁慨嘆為什么“我們的政治結構作為一種機制與我們的身體結構相比如此原始，那些被稱為議會或國會的集體精神無論在快速運轉方面、深刻且長遠的審慎方面，還是在被激發出的本能或決斷方面，都無法與其成員中最平庸的人的才智（esprit）相匹敵”。勒龐更進一步，認為政治制度并不對行為構成單方面的影響力。政治制度只有在與國民情操相協調時才有效。決定一個民族統治方式的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該民族的性格和習俗，勒龐將這一主張與種族密切聯系起來。

在大眾社會，必須設法容納大眾。民主制或許本身并無多大價值，而所謂的公意或同意可能只是幻覺罷了，因為一大群人不會進行理性思考，然主流民主信條卻認為真理掌握在多數人手里。盡管在大眾身上，“愚蠢”、“毫無天分”與日俱增，但大眾的認可和支持仍然是任何體制獲得正當性所不可或缺的。不過，讓人感到慶幸的是，可以對大眾進行操控，大眾心理正是告訴政治家如何進行操控的科學指南。如果說迪卡茲維爾罷工表明了群眾充滿危險的破壞力量，那么布朗熱事件則體現了大眾的可塑性。大眾是“原始的”，且“易受暗示”，他們很容易受到演說家和克里斯瑪技巧的控制。由于不會進行獨立思考，大眾總是被少數領袖控制。毋庸諱言，大眾對“純粹理性”和“觀念”毫無知覺，但他們和女人一樣，必然受到對“情感”的強烈訴求的“誘惑”。而且，他們無法形成自己的意見，有的只是那些“影響”到他們的人的意見。獲得政治權力的關鍵在于能夠激發群眾的想象力，在自己的跟隨者中間激發起一種宗教式的熱誠。與其他成功的意識形態一樣，社會主義的魅力就在于它在本質上是宗教性的。

與其他類型的大眾一樣，“選民大眾”所擁有的“推理能力非常有限，缺乏批判精神，易怒、輕信而且頭腦簡單”。而且對選民進行限制也毫無意義，因為“一大群人往往會趨向于同等水平，而且在一般問題上，由四十位學者所填的選票和四十位運水工并沒有質的區別”。然而，選民與其他類型的群眾一樣，很容易被操縱，他們經常被領導人的“威望”和修辭技巧所左右，領導人通過修辭技巧“肯定”和“重復”可迎合大眾的情感，借助有感染力的暗示效應，可制造強有力的支持。勒龐做了這樣一個類比，并常常為他的追隨者們津津樂道，他指出，“政治家為了號召人們保衛某一政治事業”，他們所使用的技巧就像“商人通過廣告推銷自己的產品”。正如“當我們在報紙上看到某一廠家的巧克力味道最好，我們會想象自己已經在許多場合聽人這么說過，并最終確信這就是事實”。“假如我們在同一張報紙上讀到張三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無賴，而李四是個大好人，我們最終會確信這就是事實真相，除非我們讀到另一張報紙上相反的觀點，即兩種說法正好相反”。“模仿”的力量可謂大矣，任何觀念，只要得到強有力的推動，將在群眾中成為現成的真理。

幾乎同樣的策略也能夠使領袖主導議會。同樣，與后來的理論家一樣，勒龐指出，由于不斷需要贏得大眾的支持，結果便帶來政府的日益膨脹。收買各種選民集團造成財政浪費，而這意味著稅負的增加，自由因此遭到限制。國家的膨脹還增加了官僚的數量和權威，由于官僚的權力是非人格的、持久的，而且不用承擔責任，這就使官僚手中的權力得到空前增強。因此，大眾政治使大眾社會的其他特征得到進一步強化，大生產方法不但進入了工業領域，而且進入了政府。盡管這一發展在意識形態上得到了社會主義的支持，勒龐堅持認為它最終將引發大眾反動。政客不斷賄賂當地選民以贏得他們的支持，公民將為政客的腐敗而備感沮喪。國家日趨呆板和專斷。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他們的領袖具有超凡魅力，擁有足夠的威望節制他們的自發性和能量的時候，大眾的破壞性會變成一種創造性力量。

勒龐的觀點具有反動和種族主義傾向，它會在極右翼勢力中找到其信眾。隨著有組織勞工力量的增強，勒龐對議會民主日益反感，轉而想借助民族主義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以作為控制大眾的手段（參見Geiger 1977，他指出了西蓋勒思想中類似的轉變）。然而，勒龐的方法無論是在激進的自由派人士當中還是在保守的自由派人士中間都頗具影響。盡管這些后來的思想家已經拋棄了勒龐或塔爾德有關大眾幻覺效應的解釋，甚或也不再認同他們經常作為其立論基礎的性別歧視，更不用說種族歧視了，但由這些理論引出的隱喻和擬似社會規律仍然對他們有吸引力。而且，這些理論家還注意到了勒龐未曾注意到的維度：即政黨組織對大眾、政客以及大眾領袖的心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