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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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從而開啟了瑞金時期（至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北上長征），也啟動了對全國蘇區的行政區域劃分和地名管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蘇維埃中央政府，遵照黨的綱領，依據形勢變化和群眾意愿，主動積極地做好了這些工作，產生了良好效果，也留下了有益經驗。

建立在法制軌道上的行政區劃與地名管理

中國共產黨在瑞金時期治國理政有個最鮮明的特征，那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蘇區行政區域的劃分與地名管理，也是先立法后規范，照章行事，以求大體一致不亂套。行政區劃與地名管理是國家機關行政的前提和基礎之一，因此，臨時中央政府在同年11月27日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就討論并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劃分行政區域暫行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劃分行政區域暫行條例--1931年1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江西省檔案館等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193頁]作為蘇區行政區劃與地名管理工作的準繩。

《條例》第一條便開門見山地申述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各級行政區域，必須重新劃分的理由：首先是中國舊有的行政區域過于廣大，不適合于蘇維埃的民主集中制，只適合封建統治；其次因斗爭發展不平衡，戰爭與地勢的特殊條件，造成蘇區或只占全省全縣全區之一部分，有的介于數省數縣甚至數區之間，不利于斗爭的領導；再次是過去各級蘇區，特別是區鄉兩級劃得過大、管理不來，許多地方還有村的組織，級數太多，指揮不便。

這條實際上提出了行政區劃的政治原則：要促進國家機關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便利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管理，以此打倒封建特權，去除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而這正是黨的最低綱領所要求的，也是蘇維埃政權所應該的。

《條例》第二條，對須重新劃分鄉區縣范圍的，規定劃分區別。即鄉蘇和城蘇、區蘇、縣蘇的管轄范圍、人口，以及所轄下級數量，區蘇縣蘇所在地選擇等，各依具體情況而有不同。如鄉蘇就分山地鄉、平地鄉兩類，山地鄉每鄉管轄縱橫不得超過15里，人口不得超過3000人；平地鄉每鄉管轄縱橫不得超過5里為主，最多不得超過10里，人口不得超過5000人。城蘇則除城市（按指小縣城）范圍外，加入近城（即城郊）2里的地方。區蘇也分山地區和平地區，山地區管轄鄉數，最多不得超過9個鄉，地域縱橫不得超過45里；平地區管轄鄉數，最多不得超過12個，地域縱橫不得超過30里。每區須有一個市鎮或圩場，既為經濟中心，又作政治中心，自然也是區蘇駐地。同樣，縣蘇轄區也存在山地多、還是平地多的現象。山地多的縣，縣蘇管轄范圍至多不得超過12個區蘇；平地多的縣，縣蘇管轄范圍不得超過15個區蘇。

這樣的規定是從蘇區既是農村，贛南閩西又多山，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的實際出發；否則不免鞭長莫及，造成蘇維埃與人民群眾的隔膜。

第三條是闡明省蘇管轄范圍，在目前應依照戰爭與地勢原則去劃分。第四條規定鄉的重新劃分，以不改變舊有分田單位為原則，這算是經濟原則。

《條例》第五條，有對各級行政區域的名稱，即地名的命名辦法作出規定：一是舊有名稱除帶著濃厚封建色彩的須更改外，可以沿用。二是完全改變之舊區域，無舊名稱可沿用者，以該區域之市場名或大地名，作為該新區域名稱；必要時，可采用當地偉大斗爭事件，或犧牲的偉大革命領袖的名字，作為該區域的名稱。三是各級行政區域，不以數目字命名。

第六條規定，條例頒布后，各省各高級蘇維埃應據以重新劃分區縣的區域，并擬定名稱，除報省蘇批準外，并須報中央政府備案（附區劃圖），省的區域由中央政府劃分。第七條申明條例自頒布日起生效，修改權屬于中央執行委員會。

《條例》頒布后，中央蘇區的江西、福建省，以及贛東北省，在對原有區域和新開辟區域進行政權建設時，或單獨或結合選舉運動，對各級行政區域作了不少變更、重新劃分，當然，各地力度不一。

1933年7月22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六次會議通過重新劃分行政區域決議并增設8縣。這是配合蘇區大規模的第二次全蘇大會召開前的選舉運動，以及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蘇區版圖擴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同年8月1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刊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重新劃分行政區域的決議》（1933年7月21日）。《決議》重申蘇維埃行政區劃的原則，是須盡量接近群眾，為群眾謀一切利益。因此，不論鄉、區、縣、省，區域都不應過大。指出中央蘇區行政區域的劃分，雖然經過不少變更，但一般來說，多半還是沿用舊的區劃，沒有徹底改變。這不利于戰爭動員和經濟文化等各項建設。因此，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重新劃分中央蘇區的行政區域，并規定各級行政區劃標準。大略為：市，除市場范圍外，可管轄市場周圍附近一部分鄉村，但不得超過5里。鄉，按照地勢分為一、二、三等，又以人口為標準，大的鄉不得超過2500人，最小的鄉可少至400人，以至250人。區，以管轄7鄉為標準，多的管9鄉，少的管5鄉。縣與省的劃分，責成人民委員會按照接近群眾原則，以命令規定之。中央蘇區以外的各蘇區，按照本決議規定之原則，重新核定當地行政區域，酌情重新劃分。這樣，前述《條例》也就廢止。

中央人民委員會要求各地重新劃分行政區域的工作，應在選舉開始之前完成，“各級政府須來一迅速的劃分區域的動員”[《人民委員會第四十六次會議》（1933年7月22日），《紅色中華》1933年8月22日，第4版]。但到9月下旬，各地劃分行政區域工作還未完成，致使中央蘇區的選舉期限比原計劃推遲一個月。瑞金作為中央直屬縣，由中央政府協調，劃出新逕、踏逕兩區歸會昌縣，黃安區歸西江縣，沙心區歸瑞西縣，瑞林、渡頭兩區歸長勝縣，沿岡區歸大雷縣。瑞金縣將余下8區接著調整行政區劃，析出7區。這樣，全縣共設15區、113鄉，如期完成這輪行政區域的重新劃分。

除上述兩個主要的、基本的法律文本外，中央和地方蘇維埃政府以決議、決定、通告等形式發布的明確或調整行政區劃的文書，也屬于法律制度。

隨形勢發展而變化的行政區域劃分

隨著客觀形勢（主要是戰爭形勢、政治形勢、經濟形勢）的發展，臨時中央政府適時對所轄行政區域作出了重新劃定或調整。這表現在下述幾方面：

一、革命戰爭的勝利帶來蘇區版圖擴大，而增設新的行政區域。如1933年1月，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取得重大勝利，不僅給國民黨蔣介石以沉重打擊，而且貫通了贛東北蘇區和閩北蘇區的聯系，造成地方廣大的閩贛蘇區。為使之成為鞏固的根據地，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次常會（1933年4月26日），聽取中共贛東北省委軍委主席、贛東北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邵式平，關于信撫分區工作報告并審查紅十一軍來電后，經討論認為，這個地域占有政治上軍事上的重要地位，爭取這一廣大區域成為鞏固的蘇區，對于奪取撫州、進攻南昌意義非同尋常。因此決議將建、黎、泰、金資光邵閩北蘇區，以至信撫兩河間一帶地區劃為閩贛省，立即成立閩贛省革命委員會。[《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次常會》（1933年4月26日），《紅色中華》1933年4月29日，第1版]

閩贛省成立后，轄區包括贛東北、閩北的24個縣的全部或一部分，面積約2萬平方公里，人口100余萬。

二、從戰爭、政治、經濟等因素考慮，新增省級行政區。在新設閩贛省后不久，臨時中央政府考慮到江西省蘇轄境太大，行政指揮多有不便；同時為著開展南方戰線上的戰爭，克服、消滅與驅逐粵桂敵人，向西南發展蘇區，深入現有區域的階級斗爭，開發鎢礦和發展出入口貿易，有單獨在南方設立一個省的必要。因而，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八次會議決定以于都、會昌、西江、門嶺、尋烏、安遠、信康7縣，成立粵贛省。1933年9月6日、11月4日，粵贛省臨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省蘇政府先后成立。除轄有7縣外，還領導游擊區的興隆縣革命委員會，轄區延及粵東北，與東江游擊區密切聯系。

1934年夏，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南線門戶筠門嶺失守，使粵贛軍區和粵贛省所轄地域日益縮小。為適應形勢變化，中革軍委增設贛南軍區，中共中央書記處在贛南軍區轄區內設立贛南動員區，之后中共中央又在贛南動員區基礎上，成立贛南戰地委員會。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決定在贛南戰地委員會轄區內成立贛南省，省蘇駐地于都縣城北門外何屋。設立贛南省后，中央政府并未撤銷粵贛省，粵贛省黨政軍領導機關也未撤銷，只是機關干部大多調往贛南省工作。[這部分內容參考了余伯流等著《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4-1105頁]

三、新增縣級行政區。1933年7月22日召開的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六次會議，決議新增8個縣，是為洛口、龍崗、楊殷、澎湃、赤水、長勝、西江、門嶺縣。同年8月16日，人民委員會第四十八次會議批準內務部提議，又增設泉上（寧化清流歸化間）、代英（上杭永定間）、兆征（以汀州為中心）、太雷（石城瑞金間）、康都（黎川廣昌間）5個縣。這些新增縣必然牽動本地和周邊縣的區劃調整。增設新縣的原因，一是加強省、縣邊境地區的行政力度，二是強化某些地區的軍事、政治、經濟影響力，三是增強邊境地區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有利于戰爭動員。

四、調整一些縣的行政隸屬關系，以便更好地發揮行政管理效能。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一直以瑞金為駐地，因而劃瑞金為中央直屬縣，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瑞金。1934年5月后，臨時中央政府又將頭年秋新增的長勝、太雷、西江3縣置為中央直屬縣，原因明顯是這3縣都有原屬瑞金的區鄉劃歸其管轄。此外，還有石城縣的隸屬幾經改變。石城原屬江西省蘇管轄，人民委員會第二十四次常會（1932年9月24日）議決：將石城縣劃歸福建省蘇管轄。數月后，人民委員會第三十一次常會（1933年1月31日）又議決：呈請執委會將石城仍劃歸江西省蘇管轄。這其中的原因，大抵起先為增加福建省蘇管轄范圍，通過實踐覺得繁多種種不便，于是改回，也算實事求是，知不可為即改過。

蘇區寧都縣的行政區劃變動較多，還一度改名。1931年9月，寧都縣分為寧都、澎湃兩縣，分別成立縣蘇政府，隸屬江西省蘇。1932年2月，兩縣復為一縣寧都縣，彭湃縣蘇政府被撤銷。1933年1月，寧都縣改名為博生縣，隸屬江西省蘇不變。同年7月，博生縣一分為三，拆分為博生、洛口、長勝3縣，分別成立縣蘇政府，前兩縣隸屬江西省蘇，長勝縣隸屬中央政府，直至中央紅軍長征。

展現革命情感和文化認同的地名管理

前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劃分行政區域暫行條例》第五條，關于行政區域名稱的規定，充分展現蘇區地名管理上的兩個鮮明特點，即富有革命情感，尊重文化認同。

蘇區傳統的（即《條例》所稱“舊時的”）地名，除個別的帶有封建性外，絕大多數都是具有人文色彩的名稱。它們或體現該地的地貌形態，或反映該地的移民歷程，或表現該地的經濟、民生特色，或紀念、褒揚有功于該地的鄉賢名士、英雄好漢，等等。從而，形成濃烈的文化認同、社區記憶。這些地名連同相關實物（如村莊、紀念建筑等），甚至成為外人認識該地和該地民眾的媒介與捷徑。輕易改換這些地名，無疑對當地人、外地人都不利，得不償失。所以《條例》明白規定：各級行政區域名稱，除舊時帶濃厚的封建性名稱須更改外，舊名可以沿用。此外，對于兩地交界處新設立的行政區域，實踐中多取各個原地名之一字，合成新地名。如瑞西縣，就是取瑞金、西江各一字，合成的新縣名。

對于完全改變之舊區域（如拆分、摧毀），已無舊名可沿用者，《條例》給出了兩個命名辦法：一是借用該區域內之市場名或大地名，這其實還是立足于文化認同；二是采用當地偉大斗爭事件，或犧牲的偉大革命領袖的名字，作為該區域的地名。這是出于共產黨人的革命情感，所想到的辦法。此后以革命烈士之名做行政區域，尤其是新增設行政區域名稱的現象，漸漸多見。

1933年1月8日，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際，寧都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趙博生，以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職，率部英勇參戰，于南城戰役中不幸犧牲。1月11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三十次常會即作出決議：為紀念趙博生同志領導寧都暴動及為蘇維埃而英勇犧牲的光榮事跡起見，議決（一）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將寧都縣改為博生縣；（二）于列李盧紀念節中舉行追悼大會；（三）籌備建碑及編纂傳記事宜；（四）致電五軍團悼念。越二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即批準了人民委員會的呈請，并頒布第十五號命令，決定將寧都縣改為博生縣，并于1月21日列李盧紀念中，舉行追悼大會和宣布博生縣成立。之后，一切依照人民委員會議決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進行，極大地鼓舞了蘇區軍民繼承先烈遺志，革命到底的精神。

這一開頭，同年七八月先后增設的8縣和5縣中，就有多個縣以著名烈士名字命名。如8縣中的楊殷縣，是為紀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兼江西省委軍事部長，1929年8月被國民黨殺害于龍華監獄的楊殷而得名，縣域以興國均村和贛縣田村、白鷺為中心。彭湃縣是為紀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農委書記、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常委、軍委書記，1929年8月因叛徒出賣而遇害的彭湃烈士得名，縣域以福建寧化下巫坊為中心。又如5縣中的代英縣，是為紀念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領導人之一，中共第五、六屆中央委員，1931年4月被國民黨殺害的惲代英烈士而得名，縣域在福建上杭、永定間。兆征縣是為紀念廣州起義主要領導人、廣州公社（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2月25日積勞病逝的蘇兆征得名，縣域以汀州為中心。太雷縣是為紀念廣州暴動總指揮，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犧牲于廣州公社成立大會后的張太雷烈士而得名，縣域為原石城的橫江、大由、珠江、洋地、龍崗5區，以及瑞金縣日東區部分地方。

此外，地方蘇維埃政府也有以烈士名字命名所轄行政區的，如福建省蘇設有明光縣，是為紀念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紅十二軍三十四師師長，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1933年5月9日在連城石子山戰斗中犧牲的李明光烈士而得名。

綜上所述，可知瑞金時期我們黨和蘇維埃政府就有相當科學及充滿革命精神、人文關懷，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行政區劃與地名管理的設計與實踐。它們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影響到以后不同歷史時期，以至新中國的行政區劃與地名管理工作，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寶貴的文化遺產。

（作者系原瑞金市黨史辦副主任、贛南師大中央蘇區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龍巖學院中央蘇區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江西省法學會中央蘇區法制研究會理事）

作者：曹春榮

來源：《瑞金報》2025年第85期第3版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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