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發揮了天才，卻有些想不開，自殺身亡。人們似乎并不喜歡他們，而是喜歡一些活著的作家，或者喜歡那些壽終正寢的作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從主流意識形態方面來看，自殺的人不會被提倡，也不會被冤枉。似乎他們成了懦弱的人，不能承受工作或生活中的重壓，不能負重前行，也不會顧及周圍的親戚朋友，就自己了結了生命。倘若自殺是一種社會行為，那么這種行為就會主動斷絕自己和親戚朋友的關系，顯得懦弱而又自私。倘若每個人都這樣，那么社會文明將會受到摧殘，甚至整個人類群體都會受到嚴重的打擊，不會再有文明的進步。自殺是不被提倡的，但一些作家的自殺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并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懦弱導致的。偉大的作家總是把自己和整個時代聯系起來，把自己和國運聯系起來，也是知識分子的良心所在。屈原跳汨羅江自殺，是他把自己和國家命運聯系起來的結果，當他的祖國楚國滅亡的時候，他沒有任何希望，就投水自盡了。屈原的作品似乎流傳下來的不是很多，人們更喜歡唐詩宋詞，似乎不太喜歡他的《離騷》。除了香草美人的文學傳統流傳到后代，他的《離騷》原文卻并不一定被很多人喜歡。看一看屈原的文學魅力大，還是李白、杜甫的文學魅力大，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古代自殺的作家大多生活境遇不好，尤其是仕途不暢，被皇帝不待見，最終走上了絕路。

古代作家大多要走仕途，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而且很多都是出自農民的家族，靠家族三代以上人的努力來供養，倘若不能做官，就不能光宗耀祖，也會辜負家族的希望。隋唐以前沒有科舉考試制度，民間讀書人要到權貴家里做門客，為權貴出謀劃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賞。他們把權力看得比較重，而且要立志獲得權力，躋身權貴階層。隋唐以后有了科舉考試制度，民間讀書人要通過科舉考試來做官，考中之后就可以做官，考不中就還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做了官的書生要遵守官場潛規則，而不能只是標榜自身清廉，也不能完全把自己和國運聯系起來。大多數官員都按照官場的潛規則運作，層層加稅，行賄受賄，吃了原告吃被告，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升遷，才能做更大的官，獲得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財富。但官員都喜歡拉幫結派，會出現官場內部的派系斗爭，一旦有的官員被拋棄，就會被貶官，甚至一貶再貶，永遠不能回到朝廷。在受到權力系統拋棄的時候，官員一般會形單影只，感覺內心失落，當然會有自殺的行為。

武王滅商之后，商場的兩個臣子伯夷和叔齊到首陽山采薇而食，恥食周粟，最終餓死在首陽山，算是抱節守志的典范。屈原在《橘頌》中頌揚二人的精神。魏晉名士嵇康因拒絕與司馬氏合作而遭到構陷，臨刑前彈奏《廣陵散》，嘆“《廣陵散》于今絕矣。”其實是一種主動自殺，只不過借司馬昭之手來完成而已，體現了士人對自由精神的堅守。“初唐四杰”之一的盧照鄰手足殘疾，自悲時運，自沉潁水而死，卻寫出了“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等佳句。明代的李贄是官員、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著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等。他寫詩道：“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歸黃泉。”他晚年往來南北兩京等地，被誣下獄，獄中奪剃須刀自刎死。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的最后一章專論李贄說：“李贄的悲劇不僅屬于個人，也屬于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清末的官員、學者梁濟快要過60歲生日的時候，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濟說：“能好就好啊！”說罷他離開了家。三天之后，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他在遺書中寫道：“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并將喚起新也。”清末學者王國維在頤和園長廊，奮身一躍于魚藻軒前，投湖自盡。遺書開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后代在文革期間自殺的作家有老舍和傅雷，后來又有自殺的詩人顧城和海子。當然還有其他自殺的作家，但大多不會受到很大的關注，而那些活著的作家或者壽終正寢的作家卻可以受到極大的關注。自殺似乎是一種心理疾病，不會被主流意識形態提倡。但作家是知識分子，容易把自身的命運和國運聯系在一起，和時代發展聯系在一起，當他們看不到希望的時候，就有可能自殺身亡。尤其是他們受到侮辱的時候，諸如老舍和傅雷一樣的作家，人格受到侮辱，就要以死明志。當然不會顧及親朋好友的感受，因為當時親朋好友已經和他們劃清了界限，讓他們獨自去承擔苦難。他們看不到希望，才會自殺，而不是平白無故就去自殺。古代的知識分子有著士的文化精神，會以身殉道，以身殉國，以身殉文化。當他們精神不能突圍的時候，處在時代的矛盾之中，就會走向自殺的道路。顧城的自殺是因為家庭經濟不好，而精神層面又失去了希望，出現了精神分裂癥。海子的自殺也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但和時代特征有關系，也和詩人思想的純潔性與社會的現實距離太遠有關系。

由此來看，人們不太喜歡那些自殺的作家，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主流意識形態提倡人們勇敢地戰斗，奮勇拼搏，而不是逃避式地自殺。主流意識形態從來沒有犯錯，或者犯了錯從來不會承認錯誤，當然錯的只是那些自殺的作家，而且他們本人以及作品并不一定受到人們的廣泛歡迎，即便有一兩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也僅僅是文化上的現象，是個人行為，而不是他們的群體受到普遍的關注。魯迅曾經說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自殺的作家以生命為代價，為文化困境做了助腳，卻往往被人們遺忘，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