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全球史視野下的“奇跡之年”》，[德]海因茨·席林著，王雙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5年2月出版，376頁，88.00元

1590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座方濟各會修道院中，一位名叫赫羅尼莫·德·門迪耶塔（Geronimo de Mendieta, 1525-1604）的修士正在撰寫《印第安教會史》（Historia Eclesiástica Indiana）。靈光乍現(xiàn)之下，他把三個看似毫無相干的，但據(jù)他考證都發(fā)生在1485年的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首先，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這一年出生于德意志的薩克森公國。他“注定要讓許多有信仰的人都臣服在魔鬼的旗幟下”。同年在大西洋對岸，居住在特諾奇蒂特蘭城的阿茲特克人，為慶祝神廟落成而舉行了盛大的典禮。阿茲特克祭司殺死八千人作為獻祭。門迪耶塔稱，為了撫慰“如此多的靈魂的呼喊”，也為了彌補因新教運動而損失的信徒，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s, 1484-1547）降生在西班牙。他的征服事業(yè)將會“把那些自亙古以來就生活在撒旦之下的人們帶回教會的懷抱”。實際上，這三件事并非發(fā)生在1485年：馬丁·路德生于1483年，科爾特斯生于1484年，而阿茲特克神廟的落成典禮在1487年（[英]馬修·羅斯托爾：《印第安帝國的覆滅》，梁鵬譯，文匯出版社，2024年，164頁）。盡管史筆有失準確，但這位十六世紀的教會史家展現(xiàn)出了一種如今看來是“全球史”的意識：通過突出歷史事件與進程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彰顯那些突破了地域與國家范圍的變化和趨勢。四百二十年過去，在大洋彼岸的德國，為了紀念宗教改革運動五百周年，德國史家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寫下了《1517：全球視野下的“奇跡之年”》一書，對書寫“共時的全球史”進行了實踐。

從“民族”到“世界”：重寫宗教改革史的嘗試

席林是宗教改革史領域的頂尖學者。他生于1942年，1971年獲博士學位，1977年完成了題為“宗教沖突與國家構建”的教資論文，于1981年出版（Konfessionskonflikt und Staatsbildung: Eine Fallstudie über das Verh?ltnis von religi?sem und sozialem Wandel in der Frühneuzeit am Beispiel der Grafschaft Lippe, Gütersloh: Mohn, 1981）。他曾任教于奧斯納布魯克、基恩、柏林洪堡等大學，2010年榮休。席林的成名作是1988年發(fā)表的一篇關于神圣羅馬帝國的“教派化”的文章（“Die Konfessionalisierung im Rei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6, 1988: 1-45）。“教派化”這一概念最先是由厄內(nèi)斯特·沃爾特·澤登（Ernst Walter Zeeden）在1958年提出，用來指代1555至1620年間路德宗和加爾文派地區(qū)圍繞著各自的“信條”（Konfessionen）進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社會改革。席林和沃爾夫?qū)とR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等拓展了這一概念的應用范圍，將其運用于德國之外，如尼德蘭等，用以解釋歐洲向近代轉型中的一些中觀和宏觀的問題，如國家構建、社會控制、文化生產(chǎn)。如今，“教派化”已成為宗教改革與近代國家興起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范式之一。

《1517》一書出版于2017年，即宗教改革運動五百周年之際。在這一年，各種宗教改革史著作與路德傳記以井噴之勢涌現(xiàn)，被馬蒂阿斯·菲內(nèi)希（Matthias Pohlig）等評論家稱為“紀念文學”（Jubil?umliteratur）。曾擔任“德國宗教改革史協(xié)會”（Verein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主席的席林責無旁貸地祭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其實早在2012年，席林就已經(jīng)出版了一本廣受好評的路德傳記（Martin Luther: Rebell in einer Zeit des Umbruch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C.H. Beck, 2012；英譯本：Martin Luther: Rebel in an Age of Upheaval, trans. Rona Johnston Gor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這本《1517》也可以視為對前一本著作的補充和擴展。

席林著路德傳記

在德國歷史上，1517年通常被視為現(xiàn)代（Neuzeit）的開端。利奧波德·馮·蘭克突出了這一年在德國民族國家歷史中的特殊地位。蘭克認為，宗教改革運動不僅是要將德意志民族教會從羅馬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而且還要尋求德國的統(tǒng)一。作為回應，天主教會發(fā)動“反宗教改革”，導致德國無法建立統(tǒng)一的民族教會。由于德意志帝國晚至1871年才完成統(tǒng)一，因此青年蘭克認為，1517年的事件構成了“現(xiàn)代”的起點。另一個關于現(xiàn)代性的經(jīng)典定義來自馬克斯·韋伯。他將“世界的祛魅”（die Entzeuberung der Welt）歸因于宗教改革開啟的理性化和世俗化進程。這種觀點雖然不提宗教改革與德國民族國家的聯(lián)系，但強調(diào)現(xiàn)代化的起源在西方。

在《1517》中，席林試圖挑戰(zhàn)陳舊的敘事，跳出民族國家史的窠臼，書寫一部嶄新的關于路德與宗教改革的歷史。為此，本書將路德事件安排在了末章（第七章）。前六章采取了全景式視角，按照“由遠及近，逐步聚焦”的寫法，把1517年的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呈現(xiàn)出來。第一至三章介紹了十六世紀初歐洲的邊緣和外圍地區(qū)（包括俄國、伊比利亞半島、波蘭-立陶宛、奧斯曼帝國），剛剛被納入全球秩序的美洲，以及初步與葡萄牙人接觸的亞洲的狀況。此時奧斯曼帝國已經(jīng)建立了核心疆域，并繼續(xù)擴張；另一個“世界性帝國”興起于自封“第三羅馬”的莫斯科。而1517年也是“歐洲新秩序醞釀形成，權力斗爭蔓延擴大的開始”；“新的疆域和民族國家逐漸成形”（32頁）。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先是繼承了西班牙王位，并獲得了美洲的殖民地，又在兩年后被選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締造了又一個“世界性”帝國。也是在1517年，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抄本已經(jīng)在歐洲宮廷中流傳，而伊拉斯謨的《和平的控訴》也面世了。一個是現(xiàn)實主義政治的源頭，另一個則體現(xiàn)了“歐洲精神和宗教共同體的愿景”。也是在這一年，波蘭人哥白尼撰寫了《關于鑄幣基本原則的思考》，成為現(xiàn)代貨幣理論的奠基之作。雖然哥白尼關心的是波羅的海貿(mào)易的問題，但是他的貨幣理論預見了美洲白銀涌入歐洲后造成的影響。在東方，葡萄牙海洋帝國迅速擴張，于1511年控制馬六甲，并且在1517年的吉達港海戰(zhàn)中遭遇奧斯曼艦隊并最終獲勝。同年，葡萄牙船隊在廣州登陸，并于1520年朝見了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即位后，雙方關系惡化，于1521年兵戎相見，最終明朝水師獲勝。1517年，西班牙人登陸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島，試圖征服當?shù)氐默斞湃耍允「娼K。兩年后，征服者科爾特斯和帶領部眾卷土重來，于1521年8月13日占領了特諾奇蒂特蘭。同時，多明我會修士拉斯卡薩斯開始為印第安人的權利斗爭。這一部分可以理解為1517年路德事件的“遠景”。接下來的第四至六章轉向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講述了人文主義者和藝術家對于海外新知的接受，獵巫運動和反猶主義，以及美第奇教皇治下的羅馬。直到最后一章才講述發(fā)生在“文明邊緣地帶”（Grenzen der Zivilisation)維滕貝格的圍繞著贖罪券問題的論戰(zhàn)。

結語部分，席林提出1517年的全球史可以為反思“歐洲中心論”和韋伯命題提供參照。首先，“變革對世界其它地區(qū)的輻射……不是循著單行道進行的，斷然不是世界的‘歐洲化’”。更準確的表達是不同文化圈之間的“碰撞，借鑒，融合”，形成“兼收并蓄”（Aneignung）的局面（284頁）。針對韋伯命題，席林認為：“羅馬教廷通過十字軍東征的經(jīng)驗、對蒙古的探察、向東的意大利貿(mào)易政策，以及向西的傳教活動或者伊比利亞諸國對新航路的探索等為建立世界性教會的布局，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可能比宗教改革更加舉足輕重。”（281頁）換言之，如果非要說現(xiàn)代化起源于歐洲，那么它的發(fā)源地不是維滕貝格，而是羅馬。宗教改革運動的重要后果是促進了天主教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傳播。這一觀點倒是與方濟各會修士門迪耶塔的世界史觀不謀而合了。

全球史中的“共時性”

本書原標題為“1517：關于這一年的世界史”（1517: Weltgeschichte eines Jahres）。“世界史”興起的時間比全球史更早，且根植于基督教的教會史傳統(tǒng)中。開篇提到的門迪耶塔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jīng)在教會史框架內(nèi)構建起了1485年的世界史。十九世紀西方專業(yè)史學興起之后，在歷史書寫中出現(xiàn)了兩種并行的趨勢：一是在書寫自身的歷史時，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并注入民族主義價值；二是在書寫“他者”歷史時，帶著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的視角看待非西方的社會。結果是造成了世界史中“時間”的西方化和殖民化。如格魯金斯基（Serge Gruzinski）在批評“歷史主義”時所說：“歷史化一切，就意味著要建構一個歷史的時間，并將其作為一個普世概念強加給世界上的其他社會。”（[法]塞爾日·格魯金斯基：《殖民記憶：歷史的再造與殖民化的開端》，焦舒曼譯，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10頁）重寫1517年的歷史，意味著避免上述陷阱，并對歐洲中心論進行反思。為此，席林采取了全球史中“共時性”的寫法。

格魯金斯基著《殖民記憶：歷史的再造與殖民化的開端》

如何為某個特定的年份書寫全球史？席林的同胞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Konrad）的觀點頗具啟發(fā)性：“全球史既是一個研究對象，又是一種審視歷史的獨特方式。也就是說，它既是過程（process），又是視角（perspective）；既是研究主題，又是方法論。”（[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憲兵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9頁）《1517》之前，以年份為對象與方法的全球史著作并不少見。中國讀者熟悉的是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這本書的英文版標題很有意思：“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盡管這是一本以明朝歷史為主的書，但是其中的“大歷史觀”確實是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雖然席林在書中提到葡萄牙人與明朝的交涉，但沒有引用黃仁宇的書。席林明確指出對他啟發(fā)最大的同類作品是美國漢學家衛(wèi)思韓（John Wills）的《1688年的全球史》。這本書從居住在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城的胡安娜·伊內(nèi)斯·德·拉·克魯斯修女（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1648-1695）的巴洛克詩歌講起，串聯(lián)起了美洲白銀帝國、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的網(wǎng)絡、英國“光榮革命”、康熙朝政治，以及全球宗教沖突等多層次的話題，展現(xiàn)出十七世紀晚期全球各地區(qū)之間的關聯(lián)性（connectivity）。這是一種經(jīng)典的全球史寫法。然而席林認為，很難在這本書中采取相同的寫法，因為“在1517年，世界上的各個文明與民族還太過孤立，彼此交集甚少”（10頁）。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全球史是什么》

比起全球史家通常關注的“網(wǎng)絡”（network）、“糾葛”（entanglement）等概念，席林更強調(diào)的是1517年前后世界各地發(fā)生的事件間潛在的關聯(lián)，以及它們所展現(xiàn)的更深層次的發(fā)展趨勢。例如第四章講述了亞洲犀牛的“奧德賽”的故事。1515年，葡萄牙駐印度總督送給國王曼努埃爾一頭犀牛。這頭巨獸在5月20日登陸里斯本，立即在整個歐洲引發(fā)了“犀牛熱”。紐倫堡藝術家丟勒從未見過它，但從一個商人那里聽到了關于犀牛的描述，并據(jù)此創(chuàng)作了一幅廣為流傳的木刻畫。葡萄牙國王最終決定將犀牛獻給教宗利奧十世。在前往羅馬的航程中，船只發(fā)生事故，犀牛不幸被淹死。最終到達羅馬的是一具稻草填充的標本（128-129頁；198頁）。從這個故事中，席林發(fā)掘出1517年世界歷史的多個層次：葡萄牙海洋帝國正在崛起；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與歐洲君主一樣熱衷于搜集海外珍奇；人文主義者對海外世界充滿了好奇與渴望。這個故事表明，盡管1517年的世界各地還沒有像十七世紀那樣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但不同地域、文化、物種、思想和傳統(tǒng)之間的互動已經(jīng)發(fā)生。“所以1517年震驚歐洲的亞洲犀牛早已經(jīng)成為歐洲的犀牛，經(jīng)由丟勒天才的描繪和藝術性的加工，融入了歐洲文化和知識的宇宙。”（284頁）

丟勒繪犀牛原圖

對當下德國與歐洲政治的反思

既然席林是德國史的大家，為何還要以七秩高齡，突破舒適區(qū)，嘗試全球史的寫作？僅僅是為了應景和趕時髦嗎？恐怕不止如此。寫作契機和受眾群體很關鍵：本書是為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而作，目標讀者是非歷史專業(yè)人士。因此有參與公共討論、塑造公共輿論的意圖。反觀十九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史書寫，1517年事件逐漸成為了現(xiàn)代民族起源的神話。一戰(zhàn)后，隨著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思想的匯合，伴隨對戰(zhàn)敗的不甘，經(jīng)濟蕭條造成的生計困難等，催生了納粹主義。1517年神話也在“從路德到希特勒”的敘事中走向極致。希特勒和納粹黨將德國帶入二戰(zhàn)的深淵，數(shù)千萬人慘死，無數(shù)家庭流離失所。席林生于戰(zhàn)時，童年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的殘酷，戰(zhàn)后的匱乏，又在戰(zhàn)爭罪責的集體反思中度過青少年時期，對極端民族主義尤為警惕。此外，四五十年代開啟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也為德國人在民族認同之外，提供了歐洲認同的新選擇。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新問題層出不窮。環(huán)境污染、氣候變化、難民危機、宗教激進主義、恐怖主義等無不在考驗著德國和歐洲。過去二十年間，德國全球史領域人才輩出，出現(xiàn)了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沃爾夫?qū)へ惲指瘢╓olfgang Behringer）、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等國際頂尖學者，并不是偶然現(xiàn)象。既是對全球化帶來的諸多問題的回應，也離不開像席林這樣的學界前輩的推動和參與。

書中還有多處以歷史映照現(xiàn)實的地方。例如席林多次提到，十六世紀初德歐洲人在面對穆斯林、猶太人、女巫等他者時表現(xiàn)出的集體恐慌，與當下德國人反移民、反猶、極端排外的情況類似。席林也毫不諱言宗教改革運動帶來“歐洲長達一百五十年的動蕩，根本原因是不同世界觀沖突對抗”，但強調(diào)這場劇變“為人類文化和社會多元發(fā)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為現(xiàn)代多元文明打下基礎”（278-279頁）。隨著全球經(jīng)濟無限增長的泡沫消退，進步主義政治受挫，西方民主社會普遍右轉。人們深刻地意識到：全球化并非歷史的終點，民族國家的時代也遠未過去。席林在書中提到，當面對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時，1517年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轉向預言、夢境和天空中的異象尋求啟示。那么今天的德國，歐洲和世界又將走向何方？生活在一個“祛魅”的現(xiàn)代世界里，我們無法訴諸魔法或奇跡以求得答案，只能拭目以待了。

結語：一點批評與思考

全球史家應該具備的重要美德是博學。這意味著要離開自己深耕的領域到別人地里偷菜。而博學如席林，也難免出現(xiàn)一些“硬傷”，特別是當涉及其了解有限的美洲史。書中提到1517年西班牙人在中美洲登陸時：“印第安人把這些歐洲人視作神的使者，甚至神本身”；甚至斷定“阿茲特克人信奉的宗教最終導致了自己的滅亡。”（115、275頁）然而，最新研究已經(jīng)否認了這一點。不論是阿茲特克人、瑪雅人還是印加人，在與入侵者打交道時都是充滿警惕和理性計算的，并沒有天真地將他們“神化”。所謂將西班牙人“奉若神明”的說法，更多地來自殖民者，目的是合理化征服和殖民的歷史（見[英]馬修·雷斯托爾：《西班牙征服的七個神話》，李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81-191頁）。席林僅僅在部分二手材料的基礎上接受了這種敘述，恰恰說明全球史書寫中“去殖民化”依然任重道遠。

馬修·雷斯托爾著《西班牙征服的七個神話》

雖然這本《1517》并非盡善盡美之作，作為“紀念文學”的一種，也難免有應景之嫌，但畢竟姜還是老的辣。席林的文筆老道，語言優(yōu)美，思路清晰流暢。作為經(jīng)驗豐富的作者，他能充分調(diào)動讀者的想象力，帶領他們在十六世紀初的世界各地肆意漫游和穿梭。仿佛手捧書卷，即可縱橫四海，信步古今，真正打破了地域的隔閡和民族國家的束縛，是一部真正的全球史。此外，本文大量征引圖像資料，打破了歷史類書籍的單調(diào)與沉悶，如同一幅幅展開的畫卷，引人入勝。總體而言，本書不失為書寫“共時性”全球史的成功實踐。

最后，本書還啟發(fā)我們思考兩個問題。首先，如何放眼世界，立足中國，書寫破除了歐洲中心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全球史？其次，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全球史？如何使“世界的”成為“中國的”？不論是十六世紀的教會史，還是德國學者的全球史實踐，對我們而言都有借鑒意義。對于關心中國和世界的讀者而言，這本《1517》一定能帶來智力的增益，視野的拓展，以及方法論層面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