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報》5月14日 第6版
李騫,又名阿茲烏火,彝族,云南鎮雄人。20世紀60年代出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云南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原副主席,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云南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云南民族大學二級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民俗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出版(或主編)《作家的藝術世界》《現象與文本》《立場與方法》等各類文學著作五十余部。《現象與文本》獲第七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文學理論與評論)“駿馬獎”。
游走在族群與城市之間
——評阿茲烏火詩集《紙上風景》
□張永剛
阿茲烏火對生活的感悟與表達不是沉浸與靜守的方式,而是動態的方式。他游走于族群與城市之間,兩種充滿反差的生活,不斷激發詩人的創作靈感。就像他在詩集《紙上風景》自序中所說:“地下天上,都是詩的旅途,人生到處有詩。”這“人生到處有詩”的感受,“地下天上,都是詩的旅途”的自信,集中表達了阿茲烏火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詩人,力求超越本民族文化視域的躍動的心靈。
在阿茲烏火身上,不僅烙印著彝族的文化基因,還烙印著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智。許多時候,他是以后者姿態出場的,盡管他在“一個烏蒙山中的彝族山寨生活了十八年”,將“出生地視為人生的神殿”(《坐動車回故鄉》)。因此,當他提筆寫詩時,離不開現代生活和文化身份給予他的觀察視點。實際上,由于久居城市,原生態的彝族生活和文化,在他筆下往往只是一種記憶的參照,但它們總是有意無意呈現在許多詩作中,豐富了詩人的表達空間,使游走成為其詩歌的一個重要標志。
游走的動態性和豐富性,是《紙上風景》的顯著特點。直觀看,游走首先是行動。正是游走的力量,促使詩人不斷提筆寫作。他足跡所至,目光所及,幾乎事無巨細、景無大小都可隨手入詩。他寫昆明的天氣,也寫京城的文化;寫滇北的蒼涼,也寫西湖的美麗。想從取材角度來窺見阿茲烏火的寫作取向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給他提供寫作資源的游走范圍十分廣闊,既有作為普通人的率性漫步,又有作為學者的學術旅行;既是喧鬧都市中匆匆過客的所見,又是寧靜彝鄉里歸家故人的感嘆……讀《紙上風景》,你會看到詩人總是在游走中取材,用游走來獲得寫作的寬廣空間。
游走更是一種精神的追求。閱讀過程中,我總在思考:阿茲烏火到底是怎樣理解凡俗生活與詩性之間的構成關系的?難道每一種現象都帶著構成作品的詩性因素?彝族的生活特色與文化精神在他的寫作中到底發揮了何種作用?我知道阿茲烏火十分認同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的一句格言,“方圓二十里是我的寫作界線”,意思是再偉大的作家都離不開一個具體的寫作根基,阿茲烏火也不例外。但從《紙上風景》看阿茲烏火的“二十里”,顯然不是一個物理空間,簡單地把它理解為一個心理空間也過于空泛。答案在哪里?讀過他的詩,我才疑慮漸消,有所領悟,理解也變得清晰。
在詩人的日常感受和表達中,似乎總藏著一個作為言說參照與動力的隱秘世界。這是一個集體無意識的世界,它以無法遠離的原型情結暗暗左右著作者,使他的行動可以在天上地下游走,但心靈總離不開彝族的族群記憶這個圓心。這才是阿茲烏火的“二十里”范圍,他的游走總是圍繞著這個寫作的靈魂之眼,靈感總是從此處發源。可以說,阿茲烏火雖然很少直接書寫彝族的族群生活和文化精神,但這個世界卻總是影子一樣與之相隨,支配著他的城市生活和想象方式,為他的寫作劃定了文化半徑,同時也為他的彝族詩人身份提供了有效的證明。無論他走得再遠,寫得再多,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牽引下,總會回到族群意識的原點,然后再次出發。他的寫作由此帶上外出與歸家的色彩,具有一種超越性的精神浪跡的趨勢。
由此進一步,我們看到《紙上風景》的又一個特點,即總帶著一定的哲理意蘊。這是游走的精神浪跡特性促成的結果。回顧詩歌歷史,游走在創作中總是具有深遠價值。中國古代那些成就傲人的詩人,哪個不是浪跡天涯的精靈?游走為詩人提供的首先是一種獨特的動力,它驅動體驗進入事物深處,極大拓展了詩人的外在視野和心靈空間,使他們得以加深對人生與自然的認識,并從自然和人文環境中獲得源源不斷的靈感。同時,游走中獲得的多樣化寫作素材,還為詩歌寫作提供了豐富細節,為作品形成真實性與親和感打下牢靠基礎。更重要的是,游走的文化跨界不僅可以豐富詩歌的題材和形式,還會促進詩人對不同文化進行思考,為詩歌帶來哲學層面的意義。
應該說,游走的價值內核為他的寫作提供了支持。當他力求在所書寫的人、事、物中發現并傳達出意義時,他的寫作便呈現出哲理的一面,有了值得品味的余地,這也就是“人生處處有詩”的原因。
以《又上大山包》為例,可以看出阿茲烏火哲理性思考與表達的方式。詩人將對自然、生命和歷史的感悟融在一起,使大山包這個云南昭通的真實大山改變了客觀性,成為理解人生的一個意象,涵容著時間流逝、歷史變遷在人心靈上留下的多重意義。作品以“大山包,始終是裝在我靈魂里”開篇,將這片壯闊的土地比作一幅永不磨滅的中國畫,既表達了人與土地之間深厚的情感聯系,也揭示了自然景觀對人內心世界的深遠影響。在詩中,陽光下的懸崖峭壁象征著自然的堅韌,也暗示了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脆弱。當羊群睜開“純粹的眼睛”,友好地注視山外來客,動物的象征意義開始顯現。在大自然遭遇不幸的時刻,黃牛嚼著石頭,聽到草在地心發芽的聲音。牛的形象和羊群一樣,鮮明表達了生命的頑強和希望。而“當年被宰殺的那只綿羊/在時空轉換的秩序中/或許投胎成人,夜深人靜/講述著人與羊的故事”,人與動物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關聯,生命在循環中展示出某種宇宙秩序。這就從哲學層面為這首詩增添了理性意義,促使讀者去領悟生命與世界之間的微妙聯系。阿茲烏火的創作因此成為連接日常生活、大自然、人的生命等的橋梁。在他筆下,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場景總會析出某些意義的痕跡,充實于形象之內,構成一幅幅有意味的生活畫面。
當游走的創作像蒙太奇一樣滑過我們的視野,阿茲烏火也就實現了豐富的表達。自古以來,詩與遠方相連,詩性的展示在于對生活的沉浸與超越。如果說在族群與城市之間游走的“紙上風景”已經體現出超越意義,那么這種超越就是在民族文化與現代意識之間發生的。在理解《紙上風景》的時候,我們需要這種參照的視點與思路,而不是就手法等因素進行孤立把握,不然,在那些變形的表達中,我們的知解力可能會遇到阻礙。阿茲烏火也許意識到了這種阻礙,他說“這景色好不好,那是別人的事”,寫作是個人的行為,原則是誠實地表達。讀完《紙上風景》,我想說,這也是我所認同的一種感受。
(作者系曲靖師范學院教授)
來源/文藝報 秋城文藝
終審/胡華玉 編審/保進 校對/馬思 編輯/何淑倩格
投稿/ ztsxw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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