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文化都有一個基本的文化精神，它潛藏在紛繁蕪雜的文化現象背后，決定著文化的總體面貌和發展方向，并在宗教、哲學、政治思想、文學藝術等領域中表現出來。

如果循著文化的河谷向上溯尋，我們就會發現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型，這些原型最初集中地體現在各民族形態各異的神話傳說中。神話是文化發展的源頭，是孕育文化精神的母體，各種文化的分野在神話中就已初現端倪。古代希臘文明被人們稱為“西方文化的搖籃”，而古代希臘文明的起點則是希臘神話。希臘神話是西方文化精神的最粗糙同時也是最原始的外殼或載體，它所體現的理想色彩、自我否定機制和貴族氣息濃郁的民主傾向構成了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本質特征，這種文化基本精神就是超越的浪漫精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可以看作超越的浪漫精神自身展開的過程，這種展開是通過超越的浪漫精神內部所包含的一對矛盾的相互沖突而實現的，這對矛盾就是宗教殉道意識與世俗英雄主義。而在超越的浪漫精神之外，還始終存在著一種異在的挑戰，這種挑戰表現為狹義的個人自我完善，它與宗教殉道意識、世俗英雄主義處于一種更為復雜的歷史沖突之中，正是這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促進了西方文化的發展。

在超越的浪漫精神的內在矛盾中，宗教殉道意識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占據主導方面，尤其是在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許多民族都有自己成熟的宗教形態（湯因比稱之為高級宗教），但是很少有哪一種宗教能夠像基督教那樣構成一種獨立的文化體系，凌駕于整個社會生活之上達一千年之久。基督教在中世紀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所體現的那種深沉的宗教意識仍然牢牢地支配著西方近代人的思想觀念，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于無形之中起著重要作用。

基督教的產生及其在中世紀社會生活中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文化形態絕非偶然，它是希臘羅馬文化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希臘羅馬多神教和古典文化雖然一直被中世紀的基督教會視為異端，但是它們卻和基督教一樣成為貫穿西方文化之始終的超越的浪漫精神的表現形態。基督教與希臘羅馬多神教一樣，僅僅是一種特定的宗教形式，是一個歷史范疇，但是通過這些不同的宗教形式所表現出來的宗教意識實質上卻是統一的，且與西方文化相共生。在西方歷史的某些時期（如羅馬帝國時期），宗教意識從表面來看消隱在世俗英雄主義的強大光環之后，然而這種否定往往是短暫的，它使宗教意識得以濃縮和凝聚，以便在以后的歷史階段發生威力巨大的裂變。

超越的浪漫精神在西方歷史中展開的過程概述如下：在西方文化的搖籃—希臘城邦制時期，宗教殉道意識和世俗英雄主義在希臘人的社會生活中和諧并存，而個人自我完善則以這二者為其實現的最高準則，因此希臘城邦文化中洋溢著一種蓬勃的生機和旺盛的創造力。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后，這種生機和創造力消失了。到了亞歷山大時代，世俗英雄主義一度躍升，如流星燦爛。然而隨著亞歷山大的夭折和馬其頓帝國的崩潰，這種曇花一現的世俗英雄主義很快就淪喪為希臘化時期的狹義的個人自我完善。到了羅馬人征服世界的時代，世俗英雄主義再度崛起，宗教觀念則日趨淡薄。世俗英雄主義的這種片面發展終于招致了宗教殉道意識的酷烈的報復，當歷史借助日耳曼蠻族之手摧毀了羅馬帝國而進入中世紀后，羅馬的窮奢極欲的物質主義就轉化為基督教壓抑人性的禁欲主義，人從世俗的感性生活走向神秘的靈性生活。在漫長的中世紀，宗教殉道意識確立了它至高無上的和不可撼動的統御地位，宗教殉道意識與世俗英雄主義的矛盾集中地表現為教權與王權的矛盾，而天平明顯地向教會一邊傾斜。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基督教的發展，它日益繁縟的形式對于它的原始內在精神來說，越來越成為一種外在的桎梏。基督教的形式與宗教意識的內容發生了深刻的異化，教會一面冠冕堂皇地兜售天國的入場券，一面卻無可挽回地向著地獄墮落。靈與肉之間的這種嚴重的二元分裂最終導致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兩場性質截然不同的改革運動。文藝復興運動中興起的人文主義大聲疾呼肉體的權利和人的尊嚴，要求拋棄神性世界，重新回到世俗生活；宗教改革運動則試圖復歸原始基督教的純潔靈性，使每個人通過自己的信心而不是外在的教會與上帝達成一種真正的默契，從而導致了近代宗教意識的萌發。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對羅馬天主教的批判是基督教世界內部的叛逆運動；到了17世紀，國家主義、科學崇拜和烏托邦理想則作為三種新宗教形式從外部與基督教信仰分庭抗禮，并與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一起構成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歷史起點。這些新宗教形式之間曠日持久的沖突，以更為復雜的外觀體現著宗教殉道意識與世俗英雄主義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徘徊在二者之外的狹義的個人自我完善則時時如同幽靈一般縈繞著人們的心靈，引發了一次又一次所謂“世紀末”的社會精神病現象，預示著西方近代文化一次又一次的理想危機。

（節選自趙林《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標題為選者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