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人生觀最主要之點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與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不解決好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就不能實現。只強調自我，強調性之自然，一到面對矛盾糾結的現實人生，便寸步難行了。

東晉的玄釋結合標志著玄學理論發展的終結，但是東晉士人，特別是會稽的名士群體，他們的人生情趣，人生態度，雖然已經滲入了崇尚虛寂的人生旨趣，追求寧靜的精神境界；但是，玄風的色彩還相當濃厚。他們追求自然適情，追求閑適，他們清談，等等。他們的人生目的，顯然還是玄學思潮的產物。

玄學思潮起來之后，并沒有提出一種明確的人生觀來。玄學發展的不同階段，玄學名士的人生取向也各各不同。但是，從玄學的基本品格而言，則它在人生態度、人生目的上還是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的，那便是以一種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達到物我一體、心與道冥的人生境界。

這樣一種人生態度與人生目的，自從玄風起來之后，以迄東晉名士，一直沒有能夠成為實踐的人生。人們事實上都沒有能做到委運任化，也未能達到物我一體、與道冥一的人生境界。把這樣一種人生態度付諸實踐，并且常常達到物我一體、與道冥一的人生境界的，是陶淵明。并非玄學名士的陶淵明實踐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與達到物我一體、與道冥一的人生境界，依靠的不是玄學的理論力量，而是借助于儒學與佛學。

陶淵明常常達到物我一體、與道冥一的人生境界。士人與大自然的關系，大體說來，是在自然中求得一席安身之地，安頓自己的身境和心境。但是細究起來，卻是頗為不同的。金谷宴集的名士們，他們是帶著一種占有者的心態，讓自然在他們的宴樂生活中增添一點情趣，成為他們生活的點綴，使他們在歌舞宴樂之中，得一點賞心悅目，使他們的過于世俗化過于物質化的生活得一點雅趣。蘭亭修禊的名士們，他們是把山山水水看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他們流連山水怡情山水。他們與自然的關系，比起金谷名士來，當然要親近得多。但是，他們仍然是欣賞者，他們站在自然面前，賞心悅目，從中得到美的享受，得到感情的滿足。大自然的美，在他們的生活中雖然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們與自然之間，究竟還有距離。山陰道上行，覺景色自來親人，應接不暇。我們從這里可以感受到他們在大自然中的一種主客關系的心態。

陶淵明與他們不同的地方，便是他與大自然之間沒有距離。在中國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與物境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間的一員，不是旁觀者，不是欣賞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親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沒有專門去描寫山川的美，也沒有專門敘述他從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園，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樂里：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蕕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之一）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之三）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之四）

在會稽名士們的詩文言談里，我們看到山川之美是草木蒙茸，是明秀之美的類型，那是充滿雅趣的士人眼里的美。而陶淵明所寫的山川，卻全是田家景色，是淳樸的村民活動于其中的山川，或者說，是人與自然融為一個整體的環境。他并不對山川作純粹的審美鑒賞。他是寫山川在他的生活里、在他心中的位置，而你卻可體味到他在其中的美的感受。《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只是寫氣候，山中秋氣來得早，寫自然景色的部分，只此而已。但是，我們讀它的時候，卻是感同身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寫的是心靈與自然的交通。山間景色，是他心中的景色。他沒有說它美，也沒有說它不美，沒有說他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沒有像他的前輩會稽名士們那樣，在山川秀色面前不可已已，說一些情何以堪的話。但是其中卻含著甚深的眷戀。那是他的山水，他的天地，和他同生命同脈搏，和他的身心原是一體。《歸園田居》中的景色同樣如此，村落、炊煙、田野、月色、山澗、榛莽，都和他的心靈相通。他就在這安靜的山野間生活，一切是那樣自然，仿佛原本都是如此的存在著，是那樣的合理，那樣的真實，那樣的永恒。心靈與自然，全融合在這永恒的真實之中。試想在那夕露沾衣的草野小徑上帶月荷鋤歸的情景，是怎樣的一種人和自然的和諧！在陶淵明的關于田園的詩里，我們處處看到這種和諧。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曰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壟畝民。（《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

這樣的心境，是只有在領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機乃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歸之所的時候，才有可能出現的。他實在是完全融入自然中去了，一切都生生不息，都自樂自得地存在著：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巳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倶。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

草木飛鳥，微雨好風，各得其所，我也在這和諧的大自然里自得自足，成了這和諧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的詩句之所以令千古嘆美，就在這難以言說但卻確實存在的令人神往的和諧上。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曰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巳忘言。（《飲酒二十首》之五）

這詩所表現的，也是這和諧。歷代說者論此詩，謂其不知從何處著筆，關鍵也就在這物我的泯一上，分不出心物的界限，一片心緒，不知著落在何處。人與菊、與山、與鳥，和諧地存在著，仿佛宇宙原本就如此安排，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何以如是，不可言說也無須言說。這種物我的和諧，就是一種最美的境界。心物交融的美的境界，當然是一種不易描述不易圖畫的境界。多少人為"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心馳神往，為之圖畫，而從來沒有一位畫家，能夠畫出它的境界。因為它充盈著大美，是宇宙一體的大美。大美無形，是難以用言語和圖畫表達的。

物我一體，心與大自然泯一，這正是老莊的最髙境界，也是玄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這種境界，自玄風煽起以來，還沒有人達到過。陶淵明是第一位達到這一境界的人。

陶淵明之所以能夠達到這一人生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種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并且真正做到了委運任化。

玄學思潮起來之后，士人以老莊哲學為依歸，追求任自然以適情。從理論上說，這應該是可以達到與道泯一的境界的，但是事實上他們沒有達到。嵇康、阮籍沒有達到，會稽名士沒有達到，更不用說中朝名士了。他們之所以沒有達到，最主要的一點，恐怕就在于他們做不到委運任化。人是生活在社會里的，衣食住行，都有各種關系的制約，不可能獨來獨往為所欲為。出處去就，時運否泰，不可能事事如意，因之便會有失意，有困厄，有苦悶，有悲哀，有種種禍患的到來。當生老病死、禍患困厄到來時，不能以委運任化的態度去對待，便陷人煩苦怨憤之中。這樣，要返歸自然，達到物我泯一的境界，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陶淵明超出于他的前輩之處，就在于他以委運任化的態度，去對待出處去就、時運否泰，去對待世網的種種羈縛與糾結。

他像魏晉以來的所有士人一樣，也為歲月匆匆、人生稍縱即逝的心緒所苦。這原本是一個永恒的主題，無論是戰亂年月還是太平時期，許多的士人都無法擺脫這一問題的困擾。但是陶淵明擺脫了這種困擾，而走向心境的寧靜。這在他的詩里有大量的表現。在著名的《形.影.神》詩里，形是對于現實人生無可避免的終須走向死亡的慨嘆：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余平生物，舉目情凄湎。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茍辭。

在這個問題上，陶淵明并不比建安以來的其他士人前進一步。這個死之悲哀的主題，始終貫穿在玄風籠罩的兩晉士人心中，無論是石崇輩的宴樂，胡毋輔之輩的縱欲，還是王羲之輩的瀟灑風流，他們都同樣為人生之匆匆而感傷嘆息。從這感傷嘆息，或走向建立功業，留美名于身后；或走向及時行樂，享榮華于生前。陶淵明借影回答這個問題，《影答形》：

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這其實也是他的前輩早已想到的，借留名后世，以彌補生命之短促，使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得以延長。但是，對于老莊思想來說，這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這只是用一種苦惱去取代另一種苦惱。人生如朝露，已引發無數士人的生之悲哀；而為名利奔波，復引發無數士人之煩怨苦痛。陶淵明比他的前輩朝著老莊的人生哲學走得更遠的地方，是他在生之匆匆的苦惱悲傷中擺脫出來，走向無所為。他借神回答這個問題，《神釋》：

三皇大圣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這就是莊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也是玄學家所贊美的人生境界。莊子是做到了的，玄學家沒有做到，陶淵明卻做到了。這在他的詩中有許多表現，如: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即事如巳高，何必升華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余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巳不遇茲，且遂灌我園。（《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生命短促的悲哀，或者災禍降臨時的不幸，他都能處之泰然，一一任其自然。

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后來有兩位著名人物也常常能在一個短時期里做到這一點，一位是蘇軾，一位便是晚年的白居易。大概也是因為這個根本點的相通，所以他們兩位都十分崇拜陶淵明，而且兩人都在晚年寫了和陶詩。

從委運任化走向與自然泯一，這就是玄學思潮在陶淵明身上留下的印記。

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陶淵明做到委運任化，達到與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只是暫時的，存在于一段時間里。為什么他不能做到終生如此？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他心中糾結著一個未能免俗的情結。

不用說他青年時期明確無誤的入世思想（《雜詩》："昔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即如他的幾次出仕，也并非都毫無入世的動機。《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這里明白地說出自己有著應時而出的思想。這當然是傳統的風云際會的思想的痕跡。這種思想在陶淵明身上的表現當然不算強烈，但卻可以解釋他何以多次出仕，而且入桓玄、劉裕①劉敬宣幕下。這幾位在當時都是聲威煊赫的人物。我們可以不討論此數人之是非，因為這需要涉及一個評價的基本準則的問題，例如，從正統的觀念說，桓玄與劉裕，都是篡位的逆臣，劉敬宣亦行為反復，無甚可取。然而事情往往比預料的要復雜得多，其時朝政，實已一塌糊涂，桓玄尚是一位略有作為的人物；而且論其人品，確實低劣，而論其才能，在東晉末世卻實屬翹楚。至于劉裕，如果從歷史的發展看，實是一位頗有能力的開國之君，雖猜忌殘忍，然亦雄才大略。何況，他們又為什么要守著一位癡呆皇帝呢？這些都可以不論，因為不屬本文討論范圍。這里要特別注意的是陶淵明出仕時可能想到什么，他為什么要跟他們？他留下的文字里，提供給我們的只有兩點，除上面提到的與時冥會之外，便是為了生計。為生計而出仕比較簡單，不必論略是非；而與時冥會的問題，分析起來就頗為麻煩。他究竟有沒有附從一位有力的足以收拾政局的人物，在國家瀕臨崩潰之際，產生為國效力的打算？這個問題實在不易斷然回答。說他沒有吧，他一生中確有過慷慨情懷，他留下了一些表現慷慨情懷的文字，如《詠荊軻》、《讀山海經》中關于夸父與精衛的詩，如果沒有積極進取的意念，是很難有這種慷慨情懷的。他的這種慷慨情懷，與他那與宇宙泯一的心境，實在是格格不入的兩回事。但是如果說他有為國效力的抱負吧？卻又沒有具體的可供證明的材料。大概只好說，他入桓玄等人的軍幕時，有了一個并不清晰的機會已經到來可以做一點事的意念。這些人是甚有力量的人物，給了他一個可以做點事業的希望。至于對當時政治格局的狀況，各種勢力的邪正是非，他似乎并無更清楚的認識。而且即使這"時來茍冥會"的意念，也并不十分堅定，因為事

①此從袁行霈說，袁說力證陶入劉裕幕。見其《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云》，載《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二期。

實上它不久也便消失了。從政治的角度過多過深地考察陶淵明，有可能為解釋他的復雜心態帶來困難。他并不是一位十分執著的人，不像屈原，不像賈誼，甚至不像嵇康。政治上的是非，他并未更多地操持以至于固守不屈。他沒有投江、沒有被殺就是證明。要而言之，他有過抱負，有過與時冥會的想法，并因此而入仕。這一點足以證明，他并不始終持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他入仕的種種問題，都不在這里加以考察。這里要研究的，是何以他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只存在于他一生中的某些短暫時期？何以即使他歸隱以后，也常常為世俗的意念所打斷。

我以為最關鍵的一點，便是他內心未能免俗的情結。如果徹底與自然泯一，徹底委運任化，他的心境便應該是始終平靜的。但事實不是這樣。我們從他的詩文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有一種深藏的孤獨感，一種雖然不張揚但卻隱約然而執著存在的孤獨感。那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流露：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茍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那自謂羲皇上人的心境哪里去了呢？一點也沒有了。一重冷落寂寞甚至有點暗淡的氛圍籠罩著全詩。"顧盼莫誰知"，他是被遺忘了！"凄凄"、"翳翳"的，不只是風與雪，也是心緒。"了無一可悅"，就是內心深處的孤獨感的流露。寂寞，孤獨，被人遺忘，因此這貧窮的生活看來實在是有些讓人受不了。雖然結尾是自我排遣，自慰自勉，但是孤獨感卻是無法掩飾的。

《飲酒》的《序》說："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這就是寫《飲酒》詩的起因。這"寡歡"的心緒，就流露在《飲酒》詩里：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之十六）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且清晨，遠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之四）

孤獨，而且愴然。他確實是心向田園的，在仕途也未嘗忘懷田園生活，一篇《歸去來兮辭》，全出自心底，無半點偽飾。他渴望回到田園過一種與自然泯一的生活，"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但是他也確實在田園生活中感到孤獨與寂寞，感到被社會所遺忘，有如失群之孤鳥；感到他的固窮的操守未被人理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始終未能擺脫濃重的傷感，未能擺脫死亡的陰影對于他的與宇宙泯一的心靈的遮蔽。本來宇宙一體是齊死生的，齊死生就不存在為生命之短促而悲傷的問題，因此莊子妻子死了鼓盆而歌。委運任化便應該做到這一點。但是陶淵明心中常常有一個"死"字糾結著。"日暮天無云，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這是他的《擬古》詩之七的開篇，是一種何等舒暢的物境與心境！但是接著便寫："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雜詩》之一："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之三："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游斜川》："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他甚至為自己寫了《挽歌》。這《挽歌》作何解釋？何以要寫《挽歌》，何以要寫《自祭文》？前人有寫挽歌的，陶當然不是出于對前人的模擬。它完全是在一種心緒的支配下寫的。如果真個委運任化，那是什么都不用寫的，聽其自然就是；甚至連聽其自然都不去想，也聽其自然。但是寫《挽歌》與《自祭文》，卻分明心頭反復糾纏著一個死字，"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結尾的這兩句話，其實是一條通向他內心深處的隱約小徑，循此以往，我們不唯可窺知他曠達、靜穆的心境背后有多么濃重的苦惱與悲傷，而且可以窺知他寫《挽歌》與《自祭文》的更深層的動機。他是懷著對于人生的深深遺憾或者不滿甚至憤慨才起了自挽自祭的念頭的。

他一生始終為現實人生的不如意事所糾纏，他的超脫只是暫時的。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他心中始終糾纏一個世俗的情結，他又何以能在一個短時期內實行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達到與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意味深長的。

他靠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力量。陶的思想實質，屬儒家。他信守的是儒家的道德準則，最主要的是一片仁心與安于貧窮。

只要是生活在世間，便會有種種瓜葛，會有不合理、不公正的現象存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幾乎成為千古共識，問題只在于如何對待與處理這些不公平不合理。這樣一個十分顯淺的問題，它的結果卻涉及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文化素質與不同的指導思想。我們不擬去論述如何處理人間的不公正才更合理。我們只說陶淵明如何來處理不公正與不合理，如何去除不平之感而走向心境的寧靜。

陶對現實是有不平的，雖然他沒有直接抒泄出來，但是在《讀山海經》等詩中卻有明白的暗示，在《述酒》中也有隱約的表述。不過他的一生中，始終沒有把這不滿發為牢騷。他對人生，充滿著一種純真的仁民愛物的胸懷，存在著一種仁心相愛的幻想。這從他的《桃花源記》中可以得到一點信息。他理想的是一個人人和睦相處，沒有不公與欺詐，安居樂業的社會。這個社會其實就是儒家先王郅治的理想社會的另一種描述，"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但是給他最大的克制力量的，是他的"固窮"的思想。"固窮"，包含著不畏貧窮，在貧窮中能堅持操守，安于貧窮等等含義。君子憂道不憂貧，一直是儒家信奉的重要原則。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論語.憲問》）

孔子還說："君子固窮。"（《衛靈公》）他還把貧而樂作為一種很高的道德修養。孟子也說："士窮不失義。"道德的操守一直是中國士人自我修養的重要內容。為道德的操守而甘于貧賤，一直被當做高尚的人格來贊美。而這一點，正是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他反復地說著這一點：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

高搡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丙辰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之二）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之十六）

斯濫豈所志，固窮夙所歸。（《有會而作》）

孔子說："小人窮斯濫矣。"貧窮而沒有操守，就是小人，陶淵明的確說這不是自己的志向，自己的志向是貧窮而能始終持守節操。他還寫了《詠貧士》七首，反復表述這一思想。"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豈不實苦辛，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能在貧窮中堅持自己的操守，便感到滿足，雖辛苦也甘心。甘于貧窮的思想幫助他從世俗的情結中擺脫出來，走向心境的寧靜。

幫助他擺脫世俗情結的糾纏的，除了儒家守固窮的思想力量之外，還有佛家般若思想的影響。一念心寂萬境皆虛，一切世間種種相，既虛幻不實，則不如意事之煩惱便也自行消解。在陶的詩文里，我們當然找不到他援5丨佛典的文字，但卻可以找到他受般若思想影響的明顯痕跡。《歸園田居》五首之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在支遁的《詠懷》詩里，也有類似的說法："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

陶的《飲酒》詩之八："吾生夢幻間，何事絕塵羈。"《形，影.神》詩中的《神釋》："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這都是一切法畢竟空，世間一切皆如幻夢如鏡中象水中月，原為幻象本非實有的般若思想的表現。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陶淵明。他有世俗的種種糾結，但他安于貧窮，他用儒家的固窮的思想，用般若的萬有皆空的思想，擺脫了世俗的種種糾結，走向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

這就是說，他的玄學人生觀是有限定的。這限定，便是他并非始終有這樣的人生觀。只是當他擺脫世俗情結的糾纏之后，他才達到與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

而這無疑地證明了，純粹的玄學人生觀是不可能實行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玄學人生觀沒有具備實踐性的品格。玄學人生觀最主要之點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與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不解決好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就不能實現。只強調自我，強調性之自然，一到面對矛盾糾結的現實人生，便寸步難行了。玄學思潮起來之后，從嵇康阮籍到西晉名士到東晉名士，他們都在尋找玄學人生觀的種種實現方式，但是他們都失敗了。他們失敗的原因何在呢？最根本的一點，便是他們沒有能找到化解世俗情結的力量。陶淵明找到了，他找來的是儒家的道德力量和佛家的般若空觀。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可能有他個人的種種因素。但他至少已經證明，玄學人生觀不具備實踐性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為玄學人生觀畫了一個句號。

原載《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