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上放了不少“狠話”，堅持要在土耳其“等著普京”，和普京來一場面對面會談，還用語言刺激俄方，讓其“不要再找借口推脫”了。

原本以為這場會談，會是俄羅斯和烏克蘭領導人的一場直接會談，甚至美總統特朗普一邊，也多次傳出了會赴現場參加的信號。

然而，就在烏克蘭總統專機已經落地伊斯坦布爾后，俄方一邊參會代表名單才公布，而普京的名字并沒有出現在列表當中。眼看普京不去了，“小迷弟”特朗普也隨即撇清關系，稱自己在中東有行程，沒辦法參加了。于是，澤連斯基同時被美俄兩位總統“放了鴿子”，這場會談還未開始，就讓其出了丑。

（俄總統普京）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普京沒到現場，但是從其安排的談判代表名單來看，其對于這場談判還是較為重視的。

此次談判中，主要代表團成員一共有八人，包括了總統助理梅津斯基、外交部副部長加盧津、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總局局長科斯秋科夫以及國防部副部長福明，另外四名則是專家組成員，分別來自俄武裝力量總參謀部信息管理局、俄總統人道主義國家政策局、外交部獨聯體事務第二司以及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總局。

其中，國際社會關注度最高的，則集中在這名“科斯秋科夫”身上，甚至西方國家將其稱為是普京安排的“間諜”。

上面也提到了，科斯秋科夫就職于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但其負責的是情報總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情報機構之一。俄烏沖突之前，他曾作為敘利亞軍事行動的主要指揮官，主導針對極端組織的情報戰。

在過去三年的沖突里，科斯秋科夫可以說是俄軍作戰指揮系統的核心人物，普京安排他參與談判的目的，就是將戰場動態直接轉化為可以談判的籌碼。當下俄軍在庫爾斯克方向取得突破，控制烏東約4000平方公里土地，而科斯秋科夫可通過實時掌握的前線數據，如兵力部署、裝備損耗、后勤補給等，精準評估俄軍的軍事優勢對談判的支撐力度。如俄方在談判中可能要求烏克蘭承認現有控制線，而科斯秋科夫能現場論證“軍事占領的不可逆轉性”，迫使烏方在領土問題上讓步。

這種軍事和外交聯動的策略，在2022年的那場伊斯坦布爾談判上就有跡可循，當時俄軍突然宣布減少基輔方向軍事行動，正是基于總參謀部對戰場態勢的重新評估。此次科斯秋科夫的加入，實質是將這種戰術制度化，通過談判桌上的軍事專家，將戰場優勢轉化為政治籌碼，形成“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戰場上必取之”的威懾效應。

（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總局局長科斯秋科夫）

此外，再從整體來看，普京對俄羅斯談判代表團的人員配置，本質上是圍繞“軍事威懾為后盾、外交博弈為手段、專業控場為支撐”的三維戰略體系展開的精密布局。

總統助理梅津斯基作為首席談判代表，角色定位是普京的“政治傳聲筒”和談判底線守護者。在2022年伊斯坦布爾的談判中，其就曾是首席代表，他深度掌握著普京對烏方“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和中立化”的核心訴求，這次再次上陣，主要目的也是要確保談判議題不偏離俄方預設的框架。

外交部副部長加盧津，角色定位則是外交話術設計者和國際輿論操盤手。主導談判中的國際法議題，并負責與土耳其、美國等第三方溝通，同時更要預先準備談判破裂的外交托詞，如將責任歸咎于 “烏方拒絕承認新現實”，為后續軍事行動鋪墊國際輿論。

國防部副部長福明這邊，則是軍備控制和戰后秩序的規劃者，主導“烏克蘭非軍事化”具體條款的制定，規劃戰后軍事監督機制等。在和科斯秋科夫的配合下，形成情報威懾到軍備控制的閉環。

另外四名專業人員這邊，則需要將議題再進行精細化把控。

（俄烏相約伊斯坦布爾談判）

總的來看，俄方拿出的這份代表團名單，本質就是一份“非對稱博弈計劃書”，用軍事專家的專業權威壓制烏方的政治訴求，用外交官僚的話術技巧消解國際社會的道德指控，用技術專家的細節把控鎖定談判成果。

這種安排，也揭示了俄羅斯外交的核心哲學：真正的談判從來不是妥協的藝術，而是將戰場優勢轉化為政治文本的技術流程。當澤連斯基還在伊斯坦布爾等待一場“平等對話”時，俄方團隊早已用手術刀般的專業分工，將談判切割成了一個個可量化、可操控的戰略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