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伊朗向美國妥協的背后

2025年5月15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高級顧問阿里·沙姆哈尼在接受美國NBC新聞獨家采訪時，宣布伊朗愿意與美國簽署附加條件的核協議，以換取全面解除經濟制裁。這一表態標志著伊朗外交政策的重大轉折，從長期強硬轉向務實妥協。沙姆哈尼表示，只要伊朗的核心訴求得到滿足，協議可“立即簽署”，毫不拖延。

伊朗的條件包括：立即解除所有經濟制裁；承諾不發展核武器，銷毀武器級高濃縮鈾，限制鈾濃縮至民用水平，并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全面監督。NBC指出，這是哈梅內伊核心圈首次如此明確表達談判意愿，清晰反映最高領袖的戰略意圖。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早在2025年2月表示支持與美國對話，但受限于哈梅內伊的反對態度，其倡議未獲進展。哈梅內伊的策略是在談判中保持強勢，避免顯得急于妥協，以維護國內威信。然而，外部壓力讓伊朗不得不放下身段，加快談判步伐。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始于1979年伊斯蘭革命，2018年特朗普上臺后，對于伊朗的壓迫進一步加深，他決定退出《伊核協議》（JCPOA）后，制裁升級為“最大壓力”政策，針對石油出口、金融系統和工業供應鏈。

制裁基本切斷了伊朗的經濟命脈。石油收入銳減導致財政捉襟見肘，海外資產被凍結，國際貿易幾乎停擺，伊朗連進口基本物資都困難重重。2022年，馬赫薩·阿米尼之死引發的全國抗議，反映了民眾對高物價、失業和政府管控的不滿。伊朗高層深知，若不緩解制裁壓力，社會動蕩可能威脅政權穩定。經濟這根弦，繃到極限，只能選擇妥協。

而在軍事上，美國更是對伊朗形成了壓倒性優勢。2025年初，“卡爾·文森”號和“杜魯門”號核動力航母部署至波斯灣，配備F/A-18超級大黃蜂和E-2預警機，具備精準打擊伊朗沿海設施的能力。美國還在印度洋迭戈加西亞基地部署6架B-2隱身轟炸機，攜帶可摧毀深埋核設施的GBU-57巨型鉆地彈，直指伊朗的納坦茲和福爾多核工廠。

以色列的威脅更為直接。其約90架F-35隱身戰機配備先進電子戰系統，能輕松突破伊朗的S-300防空網絡。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敘利亞境內伊朗據點，伊朗防空系統未能攔截，暴露出技術短板。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和以色列聯手攻擊伊朗，伊朗的德黑蘭和大不里士真能成為火海。

特朗普的外交，一向胡蘿卜與大棒并存。2025年3月，他通過阿曼向哈梅內伊轉交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件，要求伊朗在兩個月內達成核協議，否則將面臨軍事行動。

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又通過一系列政治手段，為伊朗的妥協留出口。5月14日，特朗普訪問沙特，與敘利亞臨時政府領導人朱拉尼會晤，承諾解除對敘利亞46年的制裁。此前，朱拉尼曾被美國懸賞1000萬美元通緝，如今卻被特朗普稱為“值得尊敬的斗士”。

這一轉變向伊朗傳遞信號：順應美國可獲喘息，取消制裁什么的一切都好說。這種網開一面式的策略，怎能讓伊朗不動心？先前哈梅內伊還強調不和霸凌者談判，如今卻滑跪的如此迅速，很難不讓人想象聯想，哈梅內伊是否被特朗普和朱拉尼的會面給“激勵”到了。

第二節：中俄伊“三角”為何只是空想？

伊朗對美國的妥協，也讓中國網絡曾經熱炒的中俄伊的大三角徹底成了泡影。對于這種說法，筆者一向嗤之以鼻，但耐不住眾多時政網友熱炒。

所謂“中俄伊大三角”，其實并非中國網友的發明，而是源于美國地緣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1997年的《大棋局》。他警告，中俄伊三個陸權大國若聯合，將威脅美國在亞太、歐洲和中東的利益，三者一旦聯合，就會導致美國霸權的喪失。

然而布熱津斯基的假設基于非西方國家會因反美而結盟，但現實遠非如此。中俄伊三國在戰略目標和實力上差異巨大。中國追求多極化世界，強調經濟合作；俄羅斯在中東奉行實用主義，與多方保持平衡；伊朗則受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驅動，優先對抗美國和以色列如果僅僅只是為了反美，根本不會讓這三個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截然不同的國家實現聯合。

就中國而言，就從未認可“中俄伊三角”。中國在中東的目標很簡單，那就是穩定中東、“一帶一路”和能源安全。相比之下，伊朗的優先度不僅沒有沙特高，甚至地位可能還低很多。例如2024年，中國從伊朗進口石油占總進口的10%，而對沙特的貿易額達1200億美元，對伊朗僅200億美元。也就是說，伊朗不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也不會為了反美就去幫扶伊朗。

與此同時，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像一堵堅實的墻，擋住了任何陣營化的嘗試。加入“反美三角”不僅違背戰略利益，還可能讓中國陷入不必要的地緣沖突。

就俄羅斯而言，其原本與伊朗的合作，主要基于兩者在敘利亞有共同利益。敘利亞內戰期間，俄羅斯和伊朗曾共同幫助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穩住了局勢。然而到了2024年，阿薩德政府瞬間垮臺，敘利亞新政府排除了伊朗，但口頭上允許俄羅斯繼續駐軍敘利亞。

這樣一來，俄羅斯和伊朗最大的利益共同點也消失了，兩者也不會像之前那樣實現聯合。2025年5月9日，俄羅斯舉行勝利日大閱兵。普京邀請了以色列，卻沒有邀請伊朗。以色列雖然因故沒來，但同樣表明俄羅斯和伊朗并沒有太多共同利益，兩者也不可能聯合。

第三節：伊朗“兵弱”的千年宿命

除了國家利益之外，伊朗軍力的孱弱也是中俄伊三角很難實現的原因之一。伊朗為何容易妥協，說白了就是“兵弱”。早在中國古代，對伊朗兵弱的問題就有注意。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接觸到當時的帕提亞帝國（中國史稱安息，伊朗前身）。他在《史記》中評價：“安息是大國，物產豐富，商業發達，但兵力薄弱，只貪圖漢朝的財物。”相比兵強馬壯的大月氏和康居，安息不值得深交。安息王曾派兩萬騎兵迎接漢使，試圖炫耀武力，但漢朝人絲毫不為所動。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延續這一判斷，明確記載“安息兵弱”。

數百年后，唐朝時期，波斯（伊朗前身）被阿拉伯人入侵，王子卑路斯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名將裴行儉護送他返回，但裴行儉走到西域便折返長安，顯然認為波斯軍隊不堪一戰，救之無益。中國古人對伊朗的評價驚人一致：大國之名，弱兵之實。

進入現代，伊朗軍隊依然擺脫不了“兵弱”的魔咒。表面上看，伊朗擁有61萬兵力（2024年數據），規模不小，但裝備老化、組織分裂和士氣低迷讓其戰斗力大打折扣。

伊朗軍隊的裝備老舊得像“上世紀的遺物”。空軍主力是1970年代的美制F-14和俄制米格-29，維護成本高，備件短缺，飛行一次都得提心吊膽。海軍僅有小型快艇和幾艘老式潛艇，遠洋作戰更是空談。防空系統依賴俄羅斯S-300，但面對以色列的F-35隱身戰機形同虛設。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敘利亞境內伊朗據點，伊朗防空系統未能攔截一枚導彈，暴露了技術差距。

伊朗軍工產業受制裁掣肘，嚴重依賴進口，自主研發能力近乎為零。2024年，伊朗軍費僅100億美元。伊朗雖能生產無人機和彈道導彈，但精度和規模不足以改變戰局。而更諷刺的是，伊朗對美制裝備情有獨鐘，卻因制裁無法獲取，俄制和中制裝備又被嫌棄“不夠高端”，結果兩頭落空。

伊朗軍隊的組織結構堪稱“全球獨一份”。國防軍和革命衛隊并存，互不統屬，形同兩套班子。國防軍訓練較好，戰斗力較強，但政治忠誠度存疑，常被高層邊緣化；革命衛隊政治上絕對可靠，卻因訓練不足和裝備落后，戰斗力堪憂。由于政治優先，革命衛隊常被派往敘利亞、黎巴嫩等海外戰場，結果屢屢失利。

這種雙軌制導致資源分散、指揮混亂。國防軍與革命衛隊在預算、任務分配上互相掣肘，形同“內訌”。而這種內訌正好給了美國中情局以及以色列摩薩德以滲透空間，導致伊朗內部千瘡百孔。

伊朗軍隊最致命問題是士氣和信念的分裂。伊斯蘭革命后，反美反以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但許多精英和軍官對此缺乏認同。

伊朗神權政府始終無法做出一個解釋，為何要與美國和以色列對抗。中國和美國之所以對抗，是因為兩者產業有結構性的沖突，是天然的對手。而伊朗和美國則不一樣，伊朗充其量就是個地區大國，上升不到世界大國的層面。美國完全可以包容并與之結盟。

巴列維時代，伊朗與美國、以色列關系密切，伊朗曾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支點。當時精英階層享受西方生活方式，至今仍有“親美派”懷念那段時光。他們認為，美國反對的只是伊朗政府，而非伊朗人民。

就軍隊而言，也同樣如此。曾經的伊朗國防軍實際就是以色列幫忙訓練出來的，伊朗空軍也是美國手把手教出來的。直到今天，伊朗空軍內部仍通行英語。軍內都潛藏大量親美派，試問這支軍隊如何反美呢？因此在對美國、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中，伊朗有眾多“迷惑操作”，

2020年，美國刺殺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伊朗在報復之前竟提前通報美軍，形同“走過場”。2024年，伊朗對以色列的無人機和導彈攻擊同樣提前預警，效果微乎其微。這種“留有余地”的行為，反映了軍隊內部對戰爭風險的畏懼和對反美必要性的質疑。一支不知為何而戰的軍隊，戰斗力自然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中俄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讓它們敢于對抗美國壓力。中國2024年軍費約2500億美元，擁有現代化海軍、核武庫和航天技術，經濟規模全球第二。俄羅斯雖經濟受限，但核武庫和能源出口確保其戰略威懾力，2024年在烏克蘭問題上依然強硬。伊朗則不然，美國航母群和B-2轟炸機的部署對其構成滅國級的威脅，在40米長刀面前，怎能不慫呢？

結尾：伊朗的妥協與“三角”的幻滅

伊朗向美國的低頭，既是經濟和軍事壓力的結果，也是其“兵弱”宿命的延續。兩千年前，中國古人就看透了伊朗的“外強中干”，如今的伊朗依然在重復歷史。中俄伊“三角”不過是布熱津斯基的紙上談兵，中俄忙于全球博弈，伊朗卻連區域牌桌都坐不穩。

未來，若核協議達成，伊朗或能緩解經濟壓力，但軍事現代化和內部團結的難題難以短期解決。中俄伊“三角”的破滅提醒我們，地緣政治沒有浪漫的“鐵哥們”，只有實力的較量。伊朗的教訓，或許是：沒有真本事，喊再響的口號，也只是空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