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叫周某波的男性去世的消息登上了熱搜。

其實，這位周某波并非是因為名字和某海派藝術代表人相似而成為熱點，而是源于其自己的獨特身份，他是2006年胡潤富豪榜排名第六的女富豪吳英的丈夫。

吳英成為中國第六大富豪的時候才25歲，但來得快，去得也快，2007年就因涉嫌非法集資被抓了，于2009年被浙江金華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一審判處死刑。

然后在2012年的浙江高院的二審中又維持了一審的死刑原判，并報到了最高院復核。

不過，最高院沒有核準吳英的死刑判決，把案件發回要求浙江高院重審。

最后，吳英得以幸免即時死刑，獲得了兩年的緩期執行，又在緩期之后減為無期徒刑，然后2018年又被減為有期徒刑25年。

如果不考慮未來可能的減刑，吳英將在2043年出獄，吳英出生于1981年，屆時62歲，人生的半輩子都耗在了監獄里。

即使如此，吳英仍然是幸運的，與她同時代被抓的非法集資者大多都以死刑收場。

比如2009年，也就是吳英一審被判死刑的那年，浙江麗水一個叫杜益敏的女子外號“阿敏”，與她幾乎是翻板，因非法集資7億，被執行了死刑。

那么，吳英到底有什么特別之處，能得以幸免呢？

所有的事情都離不開時代背景，吳英式的集資是江浙、福建等地從80年代中后期就開始的非正規民間資金借貸的縮影。

所謂非正規民間資金借貸，通俗點講就是高利貸，運作者在中間坐莊，左手以高利息吸引投資者，右手以更高的利息貸給用款人，兩邊的利息率都高得嚇人。

對于這種不合法的資金融通方式，國家是一貫是嚴法打擊，所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但凡非法集資金額巨大的犯罪者，大多都是以死罪處置。

吳英作為“地下莊家”中的一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抓，然后一審、二審都被判死刑。

不過，有一個事實是，不管怎么嚴厲打擊，仍然澆不滅民間資金融通的火苗，沿海地區仍就不斷地產生著新的“吳英”。

曾經有個浙江義烏的老板做過一個大致的估算，說沿海民間借貸規模超過1萬億，至少活躍著幾千個“吳英”。

不可否認，高利貸滋生了很多惡劣現象，但同時也得承認，其在中小企業、個提工商戶等的商業活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撐作用，對社會經濟也是有利的。

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蒼蠅自然也會進來，但不能因為有蒼蠅就不開窗戶，核心是，找到既能呼吸新鮮空氣，又能盡量防止蒼蠅的方法。

于是，從2009年起，圍繞民間借貸的爭論和反思就廣泛展開了，在此背景下，吳英的案例就成了公眾討論的焦點之一。

有企業家呼吁制定《民間借貸法》，即用古代治水的方法，以疏通代替圍堵，將民間金融納入到整體金融管制體系中來。

有知名專家則直接給高院發公開信，認為解決金融之道在于開放市場、建立制度，而不是以死刑維系壟斷。

某種程度上來說，所有這些來自民間的聲音，對于吳英都是有利的，國家層面也開始了嘗試一些放開性的動作。

比如在2012年初發布的《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就提出：

“修訂《貸款通則》，規范各類借貸行為，合理引導民間融資”。

這意味著，民間融資不再只是萬惡的高利貸，是可以獲得合法地位的，只要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要求。

這種戰略性的政策轉變對于吳英終審判決結果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而反過來，吳英是否死刑，也會對即將開始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影響。

于是，吳英就在這一歷史性轉變的背景下得以幸免死刑。

其實，如果從現在往回看，吳英非法集資金額3.9億，直接涉及的受害人只有11人，那11人都是吳英的“掮客”，而“掮客”們再往下也只有數十人，完全無法與如今動輒幾十億、涉及數萬人的非法集資案相比。

不過，就像前面所說，任何事情都離不開時代背景，拿今天和昨日相比，本身就已經失去了對比的意義。

于是，有網友提出的關于“吳英和許家印誰的危害更大”的疑問，也就只能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