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輝

陳思和與我在復旦大學期間開始一起研究巴金，歷時六年，完成《巴金論稿》，一九八五年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巴金論稿》是我與陳思和出版的第一本書，對于我們，不只是學術的起步，未來寫作的起點。重要的是，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伴隨復旦校園的美好記憶，一直留存心中。

這些美好記憶，與恩師賈植芳有關，與我們兩人相互信任、相互彌補的友誼有關。當然，更是與充滿思想活力、文化活力的八十年代有關。這么多年過去，這種感覺，并沒有消失，而是依舊強烈。再次看到丁聰的設計原稿，當年情景又在眼前。

一九九六年，上海倪墨炎先生為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主編一套“書友文叢”，分別約請我與陳思和各編一本隨筆集忝列其中。我的一本為《深酌淺飲》，思和的一本為《豕突集》。各自的書中，都分別單列一個專輯“關于一本書的誕生”，收錄我們在寫作《巴金論稿》過程中的往來書信。

記得，我整理出思和寫給我的近百封來信，將之寄還，并附信一封。這封信后來被思和引用于文章之中，為寫丁聰這篇文章，我再次找出重新閱讀：

中午我開始清理你給我的來信，我早就將有關信分了類，你的一整包（總有百封上下）單放著。我打開它們，打開的是一生中寶貴的一段記憶。原準備中午睡上一覺然后再仔細挑選的。

誰知看了幾封我就放不下了，我像和一個久別重逢的朋友在談心，話真投機，在此心煩苦悶的時刻讀這些信無疑是難得的精神慰藉。我是在重溫舊夢——不是輕飄飄的，無意義的夢，而是沉甸甸的實在歷史。我們的寫作生活中，恐怕以后再也不可能有如此頻繁的、認真的通信。

我已記不得當時給你的信是如何寫的，但從你的信中感覺到那幾年是過得多么充實和有意義，而且，那時人也比現在勤快，信寫得多而且長，好像有許多東西要說，共同的意趣和共同的追求，成了這些信中最值得留戀和品味的內容。

看了這些舊信我又想起我常對人講過的話。我常說，我在復旦大學四年，最大的收獲是結識了“良師益友”，良師是賈先生，益友當然是指你。我今天如果說有什么學術創作上的進步，首先得歸于你們的幫助。

在這些信中你細致地指點（包括這之前的敘談），雖說是互相探討，但在我其實是一種受啟發、受教育?？梢哉f，如果沒有研究巴金的共同努力，我就很可能仍然是一事無成，學無成長。

在研究巴金中我學會了許多本事，以后的《人·地·書》、《蕭乾傳》都是它的自然發展，而《文壇悲歌》一書所依靠的，更多的是從賈先生、從你那兒學到的重視材料、從材料出學術觀點的本事。這所有一切都記錄在你我的通信中，記錄在我的所在著作中，當然更是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里，永遠不會淡去。

（李輝致陳思和，一九九六年）

2005年，在浙江嘉興圖書館，陳思和（左）與李輝，在丁聰創作的巴金肖像畫下與丁聰合影

在《深酌淺飲》一書中，我挑選思和來信三十一封，列入“關于一本書的誕生”專輯，并寫一篇《簡要的說明》。我寫道：

這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信。

沒有文采，沒有理論色彩，甚至，有的顯得過于簡略，僅僅是一些事務性的通告和交待。

然而，這些天，重新閱讀它們，我卻產生出從未有過的留戀和激動。

最初的起步最令人難忘。這些寫于十幾年前的信，記錄著我與陳思和第一次合作研究巴金的全過程。從剛剛開始的設想，到最終《巴金論稿》出版，一本書的誕生，差不多整整六年。

這六年，對于我來說，卻是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六年。六年中，對巴金的研究，充實著我的大學生活，即使在走上工作崗位，從事新聞工作之后，兩個人的合作，對巴金世界的描述，仍然在我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

這些信，如實地反映著這一過程中我們的思考和一點一滴的體會。有興趣閱讀的讀者，不難從中發現，我們當年是以一種近乎虔誠的態度，走進文學研究的領域。

（《簡要的說明》）

陳思和在《豕突集》中，收錄我寫給他的十八封信，并寫一篇《關于 <巴金論稿> 寫作的通信》。他在文中抒發與我同樣的母校美好記憶，還有對所有幫助過我們的前輩和友人的感激。他寫道：

李輝的話使我感到友情的溫暖，其實他所感的，何嘗又不是我的心境。當我從一大迭舊信中翻出他在幾年前給我的信件時，同樣感受到這樣的情緒沖擊。

近些年來，我們都有了現代通訊工具，電話取代了通信，這樣商量工作、互通信息都又快又簡單，不用再花費時間寫信。但這樣一來，這種讀舊信的樂趣永遠也不會有了。這些舊信可能在別人的眼里只是一般的信件，但對我們來說，它與一段人生的事業、友誼、理想聯系在一起，深深地烙上了我們的生命發展的痕跡。

《巴金論稿》是我們在大學讀書時開始寫作的，畢業時已經成了一稿，并托人打印成油印本。畢業后我們覺得不滿意，幾乎又兜底改寫了一遍，刪了幾篇，增了幾篇，終于成了出書時的模樣?，F在看這本書仍然有幼稚和粗糙的地方，但它確實凝聚了我倆的許多心血——或許準確地說還不止我們倆，我們的妻子，還有我們的老師，也都為這本書稿的誕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也許我們當時都很幼稚，反復地修改一篇文章，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去投稿，為自己的文章被印成鉛字而慶?！M管我們現在都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再回顧當時的情況，真有點像魯迅編《集外集》時說的，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青年看見他嬰兒時代的照相一樣，足以自愧其幼稚，但我們也并不覺得“有損于現在的尊嚴”。

因為我們走過的路不過是很多文學青年都走過的路。我們所幸，一是在復旦大學遇上了賈植芳這樣的好導師；二是遇上了王信、陳駿濤、牛漢、林樂齊、廖宗宣等這樣一批好編輯，這些通信的發表，正是對所有在我們進步的道路上提供過無私幫助的長者、朋友，表示我們真誠的敬意。

（《關于 <巴金論稿> 寫作的通信》）

看到丁聰為《巴金論稿》的封面設計稿，我不能不回想當年寫作此書的難忘過程。

請丁聰為這本書做封面設計，也是一種緣分。

我大學畢業來到北京，走進《北京晚報》，雖從事媒體工作，但《巴金論稿》的后面部分論文的寫作，我們繼續進行。

我負責采訪文化界，包括美術領域，很快就與丁聰先生認識。應是在一九八三年左右，大學同窗、報告文學作家胡平從江西來到北京，希望我能推薦幾位適合寫的人物，我當即推薦了丁聰——著名漫畫家、“二流堂”人物、北大荒勞改右派……

一生具有傳奇故事，“文革”結束后，他的漫畫創作，以其尖銳的諷刺性而進入一個新高潮。我陪同胡平，第一次走進丁聰、沈峻夫婦家中，當時，他們住在魏公村北京口腔醫院后面的單位宿舍，一個很小的房間。

我們的采訪，由此開始。很快，胡平完成丁聰報告文學的寫作，這也是最早敘述丁聰人生的作品之一。

一九八四年，我編輯晚報“五色土”副刊，新開一個欄目“居京瑣記”。我邀請居住北京五十歲以上的文化界名家來寫他們的日常生活，并約請丁聰先生為每篇文章配圖。

當時一口氣寄出了百十封約稿信。我對同事開玩笑說：撒一張大網，看看到底能撈上多少魚。記得在約稿信中，我寫道：“文章可長可短，題目可大可小，風格也可不拘一格，重要的是寫出居住北京的感受，或描寫，或點評，或抒情，或諷刺?！?/p>

我的想法是，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只要涉及現實問題，甚至針砭現實，就一定會有精彩之筆，并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和社會反響。

令人興奮與感動的是，收到約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陸續寄來了他們的得意新作，而丁聰也滿口答應為之配插圖。以韋君宜的《京滬生活優劣論》為開篇，“居京瑣記”專欄在隨后幾年時間里，先后發表了冰心、馮至、蕭乾、胡風、卞之琳、吳祖光、端木蕻良、吳曉鈴、臧克家、馮亦代、吳冠中、董樂山等百余位作者的文章。有丁聰的參與，“居京瑣記”專欄文與圖相得益彰，版面更顯生動。

同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版《巴金論稿》，令人喜出望外。我們的責任編輯之一，是武大中文系七七級畢業的李昕兄，他后來說，這是他到出版社后經手的最初幾本書之一。在與編輯商量封面設計時，我提出，可否請丁聰出馬，大家贊同。

丁聰與巴金也是有緣。四十年代，曹禺將巴金《家》改編為話劇，公演時，其海報便是由丁聰設計。八十年代初，他又為巴金短篇小說《月夜》插圖。我們聊天時，他不止一次談到對巴金提倡“講真話”的敬重。我找到丁聰，說明緣由，他當即答應。

很快，丁聰完成設計，我前去取回。他畫的是一幅巴金肖像漫畫，他的筆下，晚年巴金低頭沉思，傳神地表現出寫作《隨想錄》期間巴金那種憂郁痛苦的精神特征。

我將原稿送至出版社，美編基本根據丁聰思路，最終完成設計。此次收集到的原件，在茅盾《蝕》封面打樣的后面，美編寫到封面設計的印制要求：

制版說明：

《巴金論稿》：大32開。

1，第一套版：假金色，包括封、面上頭像好的線框、書名字下邊一條線，和書脊上的長條塊，參照效果圖制版。

2， 第二套版：黑版，作者頭像為黑版，套準第一套版參照效果圖制版。

（編者名和社名等排鉛字）

后來出版的《巴金論稿》，封面、書脊等效果，與“制版說明”基本一致。

《巴金論稿》一九八五年出版，拿到書之后的興奮難以言表。至今，我仍覺得這一封面設計，可謂上乘之作。

丁聰畫巴金肖像。陳思和、李輝著《巴金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

許多年里，我和丁聰夫婦的交往從未中斷。我為他編寫過一本畫傳《畫卷就這樣展開》，收入“大象人物聚焦書系”。

拿到畫傳，他在扉頁上為我題跋如下：“編了一輩子畫報，終于有人為我搞了一本畫冊。謝謝你，辛苦了！李輝。丁聰，八十有五。二○○一年秋，北京”。

那天，是一次小范圍的聚會，我請方成、譚文瑞、姜德明、陳四益、汪家明、楊進等友人也在書上簽名。難得的是，高莽先生當場在襯頁上為我畫像，還寫了一段風趣的題跋。

陳思和直到《巴金論稿》出版整整二十年，他才與丁聰得以見面。二○○五年十一月，在巴金去世一個月之后，巴金國際研討會在浙江嘉興舉辦，會議邀請丁聰夫婦、黃苗子夫婦、邵燕祥夫婦等出席。

會議期間，嘉興圖書館舉辦巴金生平展，其中一件展品，便是丁聰當年為《巴金論稿》一書封面所畫的巴金肖像。參觀展覽時，兩個作者與封面設計者站在畫像前，留下難得的一張合影。

晚年寫作《隨想錄》時的巴金

四年之后，二○○九年五月，九十三歲高齡的丁聰因病去世。這次見面，便成了陳思和與丁聰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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