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二

1

我的祖父少璞公，山東東平人，梁山好漢的近鄰，半生精彩。

所謂半生其實是大半生。祖父生于1902年，在1950年代之前都很精彩。從武干到了國民革命軍少將，從政當過陜西省公路局長，論商能在西安城買下成畝的大宅子，論文能在落魄時賣字養家。

最神奇的是，祖父雖然正經學歷只是私塾，但一副文人名士派頭，呼朋引類，吟詩作文，吹拉彈唱，和另外三位名號里也帶“少”字的名人并稱“西京四少”。一米八五的個頭在上世紀的中國走到哪都鶴立雞群，那時的少璞公神采飛揚，我喜歡那個時代的那個祖父。

祖父不可能讀過克爾凱廓爾和薩特，大約也不讀胡適之，所以還是個封建家長。連打帶踹地養大了八個子女，算不上自由派。除了這一點不同，他的基因是一點不拉地給了我：嗜煙好酒善食肉，好面子不求人不認錯。最重要的，是一種“老子就是不屌你”的死活不服軟的德性。身為中國人，這種德性意味著活得累，命不長。

我的半生精彩的祖父，他見過我，我沒見過他。雖然我和他如此相似，但我肯定不會像他那樣死去：死于一臺縫紉機。

2

1949年，西安城歸了黨。那時祖父發現一個交往多年的商界朋友原來早就是黨的人。該朋友拉祖父組建運輸公司，幫浩浩蕩蕩的大軍運送物資。生意人看到生意當然要做，先是大西北，然后大西南，隨著18兵團由陜入川。無數西北腔的干部坐著少璞公的轱轆進了成都城，坐上各把交椅。

祖父干得不錯，賺沒賺錢不清楚，但當祖父在成都安下家時，已經赫然是西南軍政委會貿易部儲運處副處長，行政14級，差點就夠上高干了。用多年以后的“重要理論”來講，少璞公代表著當時的先進生產力，被結合了。

又多年以后，少璞公的重孫子從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在畢業論文中提到了這段真實歷史。指導老師批注道：“很生動”。

是很生動。但祖父的公司自然是沒有了，在成都倒也置下了成畝的宅子，后來也沒有了。

以現在的眼光看，一個體制內的14級，足抵千萬家產了。但我覺得從此時起，少璞公的人生就不再精彩。當然，也是從此時起，精彩已是奢侈品，奢侈到全中國沒人能擁有。

1966年的一天，一群x衛兵闖進已經退休的少璞公的家，把老兩口拉到院中罰站、批斗以后，抄走了收音機、手表、自行車、存折和部分現金。幾天后，來自同一學校的另一批x衛兵顯然更有組織、更有條理、更為徹底地再次進行了洗劫。這次抄走了全部的家具器皿、書籍碑帖、衣物用具、現金首飾、房產契約，一大卡車滿載而去，只給老兩口留下了兩張屬于公家的架子床以及兩床褥子，作為“革命人道主義”的體現。

作為黨和人民培養出來的“文字工作者”，我要為我們多年以來的“文字工作”點個贊：在談到數不勝數的類似事件時，我們一直使用“抄”或“抄家”這樣的字眼，這就成功地使得事實上的“搶劫”行為變得沒那么刺眼了，因而也就避免了使人們意識到這個簡單的事實：在某種了不起的領導下，對合法財產的公開搶劫，是合法的。

第一次搶劫大約是“群眾自發”的，也就是說，搶劫犯是以個人身份行動的，所以他們只挑了便于他們自己使用或變現的東西。第二次搶劫則顯然是“組織行為”，也就是說，搶劫犯們代表著某個更為龐大的搶劫團伙。因此，那些不便處理的大件被拉到了官方設置的、合法的強盜藏寶窟，官方名稱叫“抄家物資倉庫”。

這種倉庫在當時的中國大量存在，但即使如此也經常裝不下。可能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那些物資中最值錢的部分，如文物、字畫、善本書中的精品，被送去了首善之區。次一級的如精美家具、器皿等，則送到了各把交椅上革委會和軍管會領導家。

在無產階級先鋒隊中最先鋒的那些人按級別為“合理安置抄家物質、妥善解決庫容量不足問題”作出大小不等的貢獻之后，剩下的物資被送往寄賣行，讓普通群眾分享繼續革命的紅利。當然，群眾不夠先鋒，所以需要給錢，但是相對便宜，所以群眾還是很高興，因為幾千年以來，這個國家的群眾的追求很簡單：就是占便宜。

要知道，被搶劫的合法財產，在民間被成為“賊貨”，買賊貨是犯法的。但如果搶劫本身就不犯法，群眾的追求當然也合法，這很合邏輯。多年以后有了一種理論，叫“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有了“也是”，就無需論證，所以說“搶劫也是生產力”，這也很合邏輯。而且事實無數次地證明，搶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生產力。

有一點需要提到：那些無償獲得了物資的各把交椅上的先鋒隊，有很大一部分在不同時期分別也遭到了查抄，原因各種各樣，但沒有一個是因為搶劫行為。因此那些物資從他們手里被搶走后又落入另一些先鋒隊手中。因此這些大大小小的搶劫犯在多年以后紛紛站出來，控訴他們遭受的迫害。

而與普通群眾有關的寄賣行，則要了少璞公的命。

3

在被抄家之后，祖父被拉到大名鼎鼎的成都13中關押數天才放回，遭受了凌辱、折磨和毒打。后來x衛兵們在抄來的東西中發現了篆刻工具和石料，于是勒令祖父給他們刻章，他的待遇因此稍有改善。

這件事使我想起一個類似的傳說：因為某位x衛兵喜歡啟功先生的書法，所以他才沒有在與我祖父類似的境況中被弄死。這些例子可能說明偉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也可能說明多學一門手藝關鍵時刻能救命。但不知道是我不正常還是我才正常，我認為這些例子只說明了一件事：最偉大的漢字是這三個：草泥馬！

1969年，過新年的時候，祖父偶然路過一家寄賣行，看到了他的手搖縫紉機。那是祖父30年代買的，用了30多年，從西安到成都再到重慶再回成都，一直沒有拋棄。祖父像舊友重逢般盯著那架縫紉機，回家后一直悶悶不樂。

在和祖母反復商量后，祖父明白，他必須放棄把老朋友買回家的打算。姑且不說當時他們連飯錢都成問題，即使有錢，買回來也是反攻倒算，向革命群眾示威，稍微引申一下就是反革命了。

祖父陷入郁悶之中，經常一人枯坐，喃喃自語不知說些什么。兩個月以后，他在家中突然倒下，從此再未起來。

我不知道祖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個月里在想些什么：早年經歷的槍林彈雨？西京四少的風流倜儻？還是被明火執仗搶劫的心有不甘？

我覺得那架縫紉機代表著少璞公人生的精彩，這種精彩被毫無道理地剝奪，一生不服軟的祖父完全無力抗拒。世道變了，不管是不是英雄，是個人就會走上末路。

作家王小波講過一件類似的事：他陪一個老爺子去逛寄賣行，結果老爺子看到了自己家的東西，好像是一架鋼琴，當場就倒下沒起來。

王小波說，他本可以用魔幻的方式來表述這件事，例如一個人在福爾馬林瓶子里看見自己的內臟。但他覺得還是照實說出來比較好。

我也曾想過用魔幻現實主義來寫祖父之死，例如，我的小說《地震時期的愛情》中的胡振坤，在天堂看見自己在關西大地震中塌掉的大宅子，里面住著天使，后者告訴他：不弄場地震拆掉你們的房子，我們在天堂住什么？

但是我也和王小波一樣，覺得還是照實寫比較好。甚至我因此得出了一條理論，我認為這條理論代表了中國式文學理論的真正成就：魔幻現實主義不適合某些地方，因為會減損現實的魔幻性。

4

雖然那種搶劫在當時每天都在發生，但每一次的罪惡，都有具體的兇手。害死祖父的那兩次抄家的策動者是他同院的兩個鄰居。

其中一個是當時的四川省商業廳某科長的老婆，一個十足的小市民，平時常向祖父借錢索物，往往有借無還。祖父有時會示以臉色，所以錢物是給了，怨還結下了。后來此人成了造反派，兒子在13中當x衛兵，兩代人共同當了搶劫殺人犯。

另一個是因病休養的老x軍，曾因小事與祖父沖突，從此搜集各種“問題”四處告密，終于給他趕上了好時候。

我不知道這幾個人會如何評價自己的行為，這里我先談另外兩件事。

一件是大約是在2016年，當年成都9中的x衛兵頭目，前市長之子，后來的著名米姓電影導演，向9中表示，想對當年他打過的老師們當面道歉。學校請了幾位當年挨打而還健在的老師征求意見，是年88歲的語文教師高老師作出了這樣的表示：

能對自己當年野蠻暴行有所認識是好事情，但是不見，不接受道歉。要道歉先從大人物開始，你算老幾！

另一件事就發生在2021年，一個專演丑女人的張姓老戲子死去時，人們想起了新鳳霞之子、畫家吳歡曾對她的指控：關于她當年對新鳳霞一家所作所為。張否認她曾作為造反派頭目帶隊抄家，但面對眾多旁證，她提不出反駁，只是咬死不認。一番爭議之后，吳歡表示：“過去的是非恩怨不必再提”，“天下事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這兩件事中，高老師有對有錯。

他說能認識自己的暴行是好事，這是對的；他不接受道歉，這也不錯；他說道歉應該從大人物開始，這更是有理，但說小人物就不用道歉，這就大錯特錯了！

如前所述，每一次罪惡都有具體的兇手。二戰的災難希特勒固然難逃罪責，但卻不是每一個受害者都死于希特勒之手。每一個殺人兇手都該受到懲罰，因為正是這些人使希特勒的罪惡得以實施。每一個罪惡的小人物都是希特勒罪惡的組成部分。

漢莎?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是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但我始終覺得這個說法還欠缺一些什么。直到我在反思米導演和高老師的事件的時候，突然獲得了答案：

平庸之惡的要點不在“平庸”，仍然在“惡”。有罪的平庸者盡管平庸，但卻是罪惡不可缺少的一環：“惡的最后一公里”。

從某種意義上講，罪惡的小人物和罪惡的大人物是同罪的，因為人物有大小，罪惡無分別。謀殺一億人和謀殺一個人，都該判死刑。

以色列人不惜代價地追殺每一個納粹兇手，果然是不能合理再多！

因此，在另一件事中，作為指控者，吳歡最后的態度則是徹底錯誤的。

如果說米導演主動提出道歉，還不失為自省的結果；那么張戲子則純屬“至死不認”的典型。吳歡說“不了了之”，純屬一廂情愿。你想“了之”，人家可未必。

沒聽說當年張戲子和新鳳霞有什么宿仇，但一定有個最大的仇恨存在：新鳳霞是美人，而張則是個丑鬼。很少有人想到，這種無法調和的仇恨，其實是同時期眾多女星的根本死因：阿詩瑪楊麗坤、七仙女嚴鳳英，莫不如是——美人四周，惡人環伺。一有機會，這個龐大人群的惡就會像遇到合適氣候的病毒一樣爆發，一切美的、好的，都會在他們鋪天蓋地的罪惡中毀滅。

所以，張戲子不過是死早了，沒等來昨日重現。否則，只要她還是那么丑，只要世上還有美女，她一樣作惡給你看。吳歡說“過去的是非恩怨不必再提”，只要時機到了，你不提，人家可未必不提。

所以，吳歡的“大方”，其實是極不負責任。對張這種死不認賬的丑鬼，就該追殺至死，死了也不要說什么“一路走好”，除非是讓她趕赴地獄。

這兩件事可以用一句話作總結：作惡者理當謝罪，受害者無權原諒。

5

今天是5.16，熟悉中國當代史的人理當知道這是什么日子。1966年的今天，有關方面發了一則通知，開始了一段曾經被稱作“偉大”，后來被稱作“浩劫”，再后來被稱作“探索”，再再后來一提就風掉的歷史。我用這個數字來指稱那段歷史。

當然，熟悉中國當代史的人，今天其實不多了。年輕人大多沒機會去熟悉，年長者則多半有意無意地忘掉了。

這就是我要在今天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在那段歷史還不“民敢”的時候，很多人在討論：它會不會重來？

現在誰再跟我說這個，我就會抱以大笑。重來？有沒有搞錯？要討論的不是重來，而是“從來”：它從來就沒有結束。

5.16，不是一個事件，也不是一段歷史，而是一種許可。

一種作惡并且不會承擔后果的許可。

抄了我祖父家的x衛兵是得到了這種許可，x衛兵米導演是得到了這種許可，張戲子和少璞公的那兩位鄰居，作為事實上的x衛兵，也得到了這種許可。

發出許可者固然有罪，獲得許可者同樣罪不可赦。

更重要的是，幾個人開了個會，決定5.16開始，十年后又有幾個人開了個會，決定5.16結束。但5.16在第一次開會之前就開始了，在第二次開會之后也沒有結束。因為那種“作惡的許可”，早就已經發布，從來沒有收回。

而作惡者，則被輕輕地放過了。

5.16之后，告密、搶劫、非法占有、不講理的暴力，沒有一天缺席過，只不過沒有頂著5.16的名頭罷了。

那些被放過的作惡者，從來沒有慶幸，只覺得沒有盡興。一旦有了機會，他們仍然會毫不猶豫地作惡，并把作惡的基因，傳給他們的子孫。

正如高老師所說：

“我活了88歲了，我始終沒有想明白，沒有想清楚那些被我們當兒女一樣愛護的學生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出手之狠，打得之重……把我們朝死里打哦！我一直就想不明白，前幾天我們師生還在一起談笑風生，才過了一天就把我們打得個半死不活。”

高老師，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因為他們得到了作惡的許可，因為他們可以不承擔責任。事實上，也確實沒有人承擔責任。當初打你的不止米導演一人吧？大家還不是該當官當官，該發財發財，毫發無損，除了那位可能確實還算良心發現的米先生，還有誰有過任何表示嗎？

如前所述，只要有機會，他們照樣會出來痛揍你們，他們的子孫會痛揍你們的子孫。因為經驗告訴他們，這么干沒事兒。

因此，不知道現在說這些有沒有用，但至少這話應該有人說，有朝一日會有人想起這些話：

只要大大小小的罪惡沒有得到清算，5.16就永遠沒有結束。

不要放過那幫x衛兵，在他們還沒死的時候，一個都別放過，死了也別放過！

只有讓作惡者承擔后果，才能取消對作惡的許可。

6

現在說回到我的祖父少璞公。

祖父去世以后，祖母和我的父輩們繼續為了生存而掙扎。這種掙扎是如此艱難，乃至于當他們能夠松一口氣的時候，只顧得慶幸了。

我時常想，如果在信奉血仇制的宗法社會，像少璞公這樣家有八個子女，孫輩中有十幾條一米八壯漢的人物，會不會就這樣白白被人害死？

但當這些后輩中有十幾個教授、博士、醫生、特級教師的時候，情況似乎就不同了。他們似乎從來沒有想過找到仇人，打上門去，清算過往。甚至，孫輩中都很少有人知道那段往事。

這算不算文明的進步？

僅僅在幾年前，我本人也相信5.16已經過去，不會再來。

感謝神奇的現實，使我看清了5.16從未結束這一事實。

為了我們的后代，也為了我們自己，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這兩個字：清算。

因此我盡我力量查清了那兩個搶劫犯和事實上的殺人犯的名字：

一個叫楊惠云，一個叫韓紹武，上世紀60年代居住在成都市小福建營巷7號商業廳宿舍。

兩個老東西估計早就死了，但他們的子孫應該還在。其中楊惠云的兒子，當時就讀于成都市13中的，也是兇手之一。這些后代應該知道他們先人的罪孽，并為之蒙羞。

拿撒尼爾·霍桑曾說，他寫下《紅字》，是為了替他那些在迫害女巫運動中犯下罪孽的祖先們贖罪。在某種意義上，霍桑的國家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會屏蔽歷史，也不會忘掉歷史。

作為這個民族為數不多的作家之一，魯迅曾留下一句話：“一個都不寬恕！”

對于那幫仍在為亂為禍的群體，這是唯一正確的態度，一個都不放過！

這個民族應該知道，沒有清算，就沒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