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在《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提出，“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報》還發(fā)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斗》，宣傳貫徹相關指示。毛主席在一些談話和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

但自1967年初上海發(fā)生所謂的“一月革命”后，各地紛紛掀起奪權風暴。各級黨政機關陷入癱瘓，社會秩序嚴重混亂，派別斗爭激烈，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之間矛盾尖銳，武裝沖突不斷升級。

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fā)生了轟動全國的“720事件”。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被武漢一派群眾“圍攻、綁架和揪斗”。這件事，使廣大群眾與中央文革的矛盾公開化。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一造反組織“二七公社”代表講話時，首次提出“文攻武衛(wèi)”的口號。江青說：“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wèi)’，這個口號是對的。我們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人家要打我們，我們難道就不自衛(wèi)了？”她還說：“我看對那些破壞革命的、殺人的，拿起武器來，消滅他們！”次日，上海《文匯報》公開發(fā)表了“文攻武衛(wèi)”的口號。

在“720事件”發(fā)生兩天后，江青就提出“文攻武衛(wèi)”，其目的，一方面試圖將武漢的群眾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進而打壓反對他們的群眾組織和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向全國發(fā)出信號，鼓勵各地造反派采取武力手段進行所謂的“革命斗爭”，以對抗其他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和黨政機關。

9 月5 日，江青在接見安徽群眾代表時，再次大談“文攻武衛(wèi)”。中央辦公廳9月9日發(fā)出通知，號召全國各地學習江青9月5日的講話。

“文攻武衛(wèi)”提法，使得各地造反派有了“合法”進行武斗的借口。一些人被“文攻武衛(wèi)”的提法所迷惑，認為運用武力手段就能解決政治分歧和實現(xiàn)“革命目標”。

于是，各地造反組織紛紛成立所謂“文攻武衛(wèi)指揮部”等機構，并且不斷沖擊軍事機關，搶奪解放軍的槍支彈藥，制造一次次流血事件。全國武斗進一步加劇，后果十分嚴重。

一是武斗導致大量人員傷亡。許多無辜群眾和干部受到傷害，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正常的生產(chǎn)、生活秩序陷入混亂，人們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社會陷入極度的動蕩之中。

二是武斗使許多工廠停工停產(chǎn)，交通運輸受阻，經(jīng)濟建設受到嚴重干擾，國民經(jīng)濟陷入嚴重困境，經(jīng)濟發(fā)展停滯甚至倒退，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經(jīng)濟損失。

三是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教育事業(yè)受到嚴重沖擊；許多文化遺產(chǎn)、文物古跡遭到破壞；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文化教育事業(yè)陷入停滯，人才培養(yǎng)出現(xiàn)斷層，對國家的長遠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四是“文攻武衛(wèi)”使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形同虛設，公檢法等專政機關受到?jīng)_擊，無法正常履行職責，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的法治秩序蕩然無存。

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fā)出《關于按照系統(tǒng)實行革命大聯(lián)合的通知》。各派漸漸大聯(lián)合，武斗才漸漸消止。

在此前后，中央曾連續(xù)發(fā)布有關不準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國家資財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決定對一些最混亂的省、自治區(qū)和重要黨政部門實行軍事管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開門整風，斗私批修，消除派性。這些舉措實際上是在努力制止因“文攻武衛(wèi)”等錯誤口號導致的全國武斗混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