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三次，第一次，死在麥田里，身中數彈。

第二次，死在檔案里，杳無音訊。

第三次，是在他家人一次次失敗的尋親路上。

少年出走，兵荒馬亂中的覺醒

那年他十三歲，漢口火車站，蒸汽嗚嗚作響，楊宏明背著個破包，跑來謀生，沒人記得他這時候怎么活下來的。

只知道他干過搬運、擦鞋、挑煤、給人倒痰盂。

他不是那種“天生就要革命”的人，他是那種，被逼到墻角的人，他父親死得早，母親余細女一個人拉扯幾個孩子。

家里只剩三分地，吃了上頓愁下頓。

母親識字，能背《三字經》，但每天只講兩件事：革命和不要餓死，1925年，他回到家鄉時，哥哥楊興祖已經是地方農協的骨干。

白天開會，晚上分糧，他躲在草垛后聽，聽見“打土豪、分田地”。

沒人教他這些，他聽一次就懂了，“反正我們沒田。”他說，“分到了總比沒有好。”后來，有人燒了他們家的屋。

他母親用土胚堵住破洞，一邊堵，一邊說：“怕死，就別當人。”

那年冬天，他參加了兒童團，開始放哨、傳信、藏槍，那年他十五歲，再下一年，黃麻起義爆發，他不問要干什么，只說了一句：“帶我去。”

紅軍初期，他是挑擔的，后來會打槍了，開始帶班、帶排。

他沒念過幾天書，但打仗眼明手快，幾次都被臨時提拔，中央蘇區反“圍剿”的時候，他在團部當參謀，他最怕的是夜襲前的沉默。

“越靜，越可能死。”他對戰士說，“聽見敵人罵娘，反而安心。”

1935年，長征途中，他掉隊三次，一次是掉進了泥潭，一次腿傷差點沒爬起來，最后一次，是為了背一個炊事兵。

炊事兵斷了腿，他把人背起來，自己扔了棉被，凍得牙咬不住槍帶。

一次勝利，兩行名單，三個據點沒了

到達陜北時，他已經瘦得不成人形，他說，“我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他沒有立功，也沒人特意記住他，他進延安的抗大，繼續上課。

學戰術、看地圖、讀電報，比他年輕的人做了連長，他還在挨罵，但他沒離開。

1938年，他被調往129師補充團當副團長，去華北前線，帶隊去冀南，那時的冀南，沒一條安全的路，白天是偽軍，晚上是日軍，老百姓藏在地窖里過日子。

“敵人不怕你躲。”他對戰士說，“敵人怕你殺。”

他開始學會搞伏擊，挖地雷，斷敵補給，他帶兵沖進過鬼子炮樓，也被鬼子圍堵過整整三天，人餓得吃樹皮，子彈都濕了。

他掰開牙給戰士塞炒面：“吃完再打。”

1940年，百團大戰爆發，他帶的隊，劃歸冀南一軍分區，他那時還是副旅長，級別不大，兵卻是硬骨頭。

1941年的一次臨清戰役，他已經是司令員，指揮兩個團，打的不是日軍，是偽軍，馮二皮的部隊。

“他們戴著我們以前的帽子。”一個戰士說，“別看帽子，看槍口。”楊宏明冷冷說，他用了一個星期打探敵情，攻的是夜戰。

他帶隊繞過主路，從西北繞進，敵人根本沒想到。

天亮時，馮二皮的兩個據點被端了，另一個主動放棄，后方電臺收到消息，說這仗打得干凈利落，軍區發了通報，算作模范戰例。

沒有慶功，他只是叫人畫了兩行名單，戰死十四人，傷三十七人。

“馮二皮也不是白叫的。”他低頭看了一眼名單，“以后仗別這么打了，太硬。”他看著戰士臉上的血：“仗打贏了，人都快沒了。”

一支部隊的潰散，一具尸體的失蹤

他是那天最后一個還在開槍的人，1942年春，華北，日軍發動“鐵壁合圍”，不是普通的圍剿，這是滅絕式的清剿。

五萬人，分三路，十天內圍死冀南游擊區。

地圖上連逃跑路線都被提前規劃好了，臨清西大屯，是戰役中最難突圍的一處，楊宏明帶著不足一個團的兵，被死死圍住，東南西北全是火力。

沒援軍，也沒撤退命令，“打出去。”他只說了三個字。

他親自帶頭，第一次沖鋒，腿擦傷，他沒下火線，“老子不死，陣地不能丟。”第二次沖鋒，炸彈在耳邊炸響，他被震得耳鳴。

第三次沖鋒，一顆子彈打進腿骨，他沒說話，只是撐著槍繼續向前。

有人看見他最后是趴在一片麥田里，血從褲管滴下來，他還在打槍，他不是孤軍，還有孫毅民，也在這片麥田戰死。

后來，老百姓埋他們時，根本沒有辦法辨認。

他們的名字，在數月后的一紙戰報里，變成一行備注：“疑似犧牲，地點不明。”這就是當時的“處理方式”，戰場不是新聞聯播。

沒人給他立碑，沒人知道他躺在哪，戰友以為他還活著，家人不知道他已經死了，這是一場消失得體面的死亡，體面，但空白。

三張信紙、兩地奔波、七十年的空白

1942年之后，楊宏明從人間消失了，沒人告訴他的家人，也沒有通知書，他的弟弟楊興如，戰爭結束后，在地方干起了組織工作。

但內心一直藏著一個疑問：“我二哥，到底死沒死？”

他寫了三封信，給軍區、民政局、烈士辦，統通查無此人，后來他托人去冀南打聽，去了三次，找不到人，找不到地名，找不到任何關于“宏明”的記錄。

“人像從檔案里被挖掉了一樣。”楊興如說。

到了1980年代，他兒子楊世安接力，開始翻縣志，走訪老人，有人說：“我記得有個姓楊的，腿中槍，死在麥子地。”但沒證據，尸體早無蹤影。

楊世安不死心，拿著父親寫過的信，一頁頁比對。

他查檔、查戰役、查生還士兵，他找到當年冀南軍區的后勤兵，問：“您記得楊宏明嗎？”對方搖頭：“那年打仗死人太多，記不得了。”

直到2000年，他寫信給《燕趙都市報》。

發出一張照片，一個名字，沒抱希望，臨西縣委的工作人員看到后，開始協查，三個月后，有了回音，一位叫張之建的老太太，是當年的軍屬。

河北人，戰后改嫁四川，她曾是楊宏明的妻子。

她確認：“宏明，死于1942年臨清西大屯。”70年尋找，一句“我確認，他死了。”讓全部塵埃落定，2003年，楊宏明被列入國家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

紅安三里崗村，后來建了個小紀念館，泥墻，木架，館不大。

有人問老鄉：“你們村出過英雄嗎？”老人說：“出過，楊家的，死在外頭了，七十年才找回來。”邯鄲烈士陵園也安了他的骨灰盒。

戰斗結束，黨和政府成立一個新縣，叫宏毅縣，以他的“宏”和孫毅民的“毅”命名。

他再也沒有回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被幾十年寫進寫出，最后終于刻進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