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圍繞著正太、同浦和平漢“三路”以及石家莊、保定、大同、太原“四城”，教員與聶榮臻、賀龍等人展開了下一步作戰計劃研討。

按照教員本人的初步設想，是向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孫連仲所部率先發起攻擊，充分利用中央軍與地方派系之間的矛盾，在彼此配合協作不力的情況下設法各個擊破。當然，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卻有著不同的看法。

在他看來，相比于敵軍重兵把守的保定、石家莊、太原等地，駐守大同的兩萬晉綏軍力量明顯較弱，且在賀龍指揮部隊的連續打擊下，大同已成為失去外圍屏障的孤城，憑借晉察冀和晉綏兩大野戰軍的通力協作完全是探囊取物。

不過，戰役最終的走向卻并不樂觀。隨著傅作義“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兵分三路向集寧、涼城和卓資山出擊，最終迫使我軍圍城部隊陸續撤圍。

大同集寧戰役就此落下了帷幕……

傅作義的“半路殺出”不僅讓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的大同集寧戰役功敗垂成，后續又通過攻占晉察冀首府張家口，致使華北戰場的局勢進一步惡化。

以至于朱老總本人在教員的委托下，親自前往晉察冀軍區指導整軍備戰工作，這才逐漸恢復和掌握了華北戰場上的主動權。

很多人心中可能都有個疑惑，像大同集寧戰役這樣的規模化軍事行動，事前難道沒有響應的“應急預案”嗎？

其實，早在戰役開始之前，教員就曾兩次致電晉察冀軍區，表達了自己的兩點意見，或者又可以稱之為疑問：

兩次電報發出時間相隔一個周，可見教員對戰場的戰略態勢是有著更加深入的考量。而收到指示的聶榮臻也于1946年8月2日在陽高主持召開了軍事聯席會議，除晉察冀軍區指戰員外，出席會議的還包括配合作戰的晉綏軍區副司令員張宗遜。

會議整體氛圍十分濃厚，參會人員也大都對此次戰役持積極樂觀態度。

一來大同此刻已然成為晉北地區的一座孤城，我軍外圍作戰節節勝利，順利拿下指日可待；二來出于勢力范圍的保護，閻錫山大概率不會讓傅作義染指山西地盤，外加傅作義從歸綏調兵增援也并非朝發夕至的易事。

只是，讓在場眾人始料未及的是，恰恰因為陽高會議沒有討論傅作義東援的可能并制定應對方案。導致大同集寧戰役一開始，我軍就出了兩個明顯的紕漏：

一是對大同守軍實力的估計不足，二是錯誤的估計了傅作義部隊增援的速度。

這里不禁又使人產生疑問，既然傅作義決定率部增援，情報戰線應該第一時間傳出消息，以便前線部隊及時作出戰略戰術調整，難道是情報工作出現了差池？

事實上，情報部門在大同集寧戰役發起前幾個月的時間內，便將對方的具體情況和下一步動向傳遞給晉察冀軍區指戰員這里，但對這個關鍵情報，一線指戰員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重視。

如今，每當我們提起北平和平解放的幕后“功臣”，首先想到的是傅作義女兒傅冬菊。其實，還有一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關鍵人物——時任國軍華北“剿總”政工處少將處長兼傅作義秘書的閻又文。

當然，他的另一層秘密黨員身份傅作義并不知曉。也正因如此，閻又文自抗戰初期進入傅作義身邊工作以來，利用公開身份的便利不斷傳遞出一些有價值的重要情報。

看過柳云龍執導的電視劇《風箏》的人，應該對主人公鄭耀先在建國多年后重新收到軍統老上司鄭介民的啟用電報一幕印象深刻。放在現實生活中，閻又文也有相當一段時期的“閑棋冷子”經歷。

閻又文于1933年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學習，畢業時正趕上“七七事變”，隨后便在薄一波、程子華等人的影響下毅然奔赴延安。

在延安接受邊區保衛處的情報偵察培訓后，閻又文便被組織安排到馬鴻逵部隊中工作。不久后，受北方局徐冰的委派，閻又文進入山西同鄉傅作義身邊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蔣頻頻制造國共摩擦挑釁行動時，傅作義迫于壓力也曾一度將部隊中的我黨人員“禮送出境”，卻唯獨將秘書閻又文留在了身邊。

不過，閻又文也因此與組織中斷了聯系，直至抗戰勝利后，在陜甘寧邊區保衛處的主動對接聯絡下，閻又文重新被啟用。

一邊是隱蔽戰線的關鍵情報員，一邊是備受傅作義信任的秘書，閻又文的身份和位置無疑是舉足輕重的。

再加上閻又文在解放戰爭初期又兼任國軍第12戰區政治部副主任和機關報《奮斗日報》的社長，對傅作義的家底和一舉一動幾乎都了如指掌。

早在大同集寧戰役爆發前5個月的時間里，閻又文就注意到傅作義有追隨老蔣打內戰的想法，為此，他在匯報中特地向上線作了強調：

遺憾的是，這份富有前瞻價值的戰略情報，并沒有引起當時華北野戰軍指揮層面的重視，反而令對方感覺到該情報對傅作義的軍事實力有些估計過高。

事后，當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克農得知此事后，也略顯無奈的說道：

毫無疑問，閻又文在大同集寧戰役前的這份戰略情報沒能引起足夠重視，為后面的一系列失利埋下了伏筆。

大同集寧戰役期間，傅作義在得到老蔣的地盤許諾后，出奇兵以“圍魏救趙”的戰術猛攻集寧，趁我軍在攻城和打援上左右搖擺的間隙，相繼攻占卓資、集寧，解了大同之圍，而后又陸續占領了豐鎮、陽高和張家口等地。

談及一連串的軍事失利，李克農頗為痛心的發出感慨：

但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經歷戰場失利后，閻又文的情報得到了晉察冀軍區乃至軍委的高度關注。

1948年4月，考慮到東北地區即將展開一場大規模戰略決戰，為掣肘傅作義部對東北戰事的增援，閻又文接到了摸清摸透傅作義部隊情況和思想動態的指示。

在綜合1947年冬老蔣撤銷北平行轅、由傅作義任華北“剿總”總司令后傅作義本人的消極失望情緒后，閻又文在對上電文中著重強調了一點，即東北即使有大的戰事發生，傅作義也未必會按照老蔣意圖和指令行事。

有了閻又文的這份情報，也算間接促成了遼沈戰役奪取錦州、關門打狗的戰略決策。

此外，在遼沈戰役結束后，東野原本計劃休整一個月后再行入關參加華北的作戰。但隨著閻又文將老蔣指示傅作義率部沿塘沽南下的戰略情報傳遞出來后，教員當機立斷，令東野結束休整即刻入關，同時作出華北野戰軍暫緩進攻太原、歸綏，華東野戰軍暫緩圍殲杜聿明集團的部署。

整個過程行云流水、一氣呵成，背后提供情報的閻又文自然功不可沒。

天津戰役結束后，閻又文獲悉傅作義為自己設計了三條道路，即南逃會蔣、向西投靠馬家軍和固守北平繼續頑抗。在對方左右權衡之際，閻又文再次力勸傅作義：

最終，閻又文將傅作義再次規勸到談判桌上來，并在之后以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的身份，起草和宣布了北平和平協議的文告。

新中國成立后，閻又文在傅作義任部長的水利部擔任辦公廳主任一職。1962年9月25日，調任國家糧油生產局局長不滿一年的閻又文因病逝世，年僅48歲。

在閻又文去世后簡短的官方碑文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話，頗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