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曦

我想寫出一點生活的真

作者 | 劉子曦

作者單位 |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

原文 |

接到楊可老師的邀請時，我心里飄過一絲竊喜。寫手記大概是我很久以來的隱秘期寄，甚至說是我創作的部分動力也不為過。手記的名字“我想寫出一點生活的真”早于我文章的標題《隱私權的社會建構》存在，TA涌現在兩年來點點滴滴的時光碎片中，偶爾激起我心中的熱望，偶爾映照著對寫作的不甘心，但更多的時候我希望也的確是把這句話當做創作此篇文章的信念。學術寫作的議題是公共的，但緣由可以是私人的，有關這篇文章背后許多禁不起反思也無法反思的個人理由，TA至于我的私人意義也許可以在手記里做個總結。

2022年我開始接觸一個有趣的田野，一個同城的相親平臺，創始人是當地一名普通市民。平臺小有名氣還登上了當地的報紙。彼時我在讀趙汀陽先生的《論可能生活》，讀得如此如醉，恨不得一頭扎進某個跟幸福啊倫理啊相關的議題。在那一年的導師見面會上。我還興沖沖的跟同學們宣布了我這個“偉大”的計劃，我要研究跟幸福相關的倫理實踐，辦法就是深入這個田野。天知道我當時在說什么。這個田野最后被證明跟幸福無關，也跟什么倫理實踐這種語焉不詳的大詞沒什么聯系，反倒是讓我看遍了“人間不幸”。當然這是后話。

平臺的創始人“英哥”很熱情的接受了我的訪談，我甚至不費什么力氣就拜訪了他的家，沒有任何“守門人”的阻攔。我的社會閱歷非常淺薄，尋遍人際網絡也不認識他這樣的民間活動家。初識他見識了他們的平臺建設，令我大吃一驚，甚至不由得生出敬佩感，認為這是個投身于公益的典型，這個自組織如同冷漠城市生活中的星火，陌生人在這里相識、相知、相戀，至少溝通互助聊以慰藉彼此的孤獨寂寞。至于為什么我會有那么多不靠譜的內心戲，可能是遠離田野已久。

認識英哥的時候我正處在研究的瓶頸期，我焦慮于自己已經太久沒做過深入的田野，以至于在講授《定性研究方法》時都有些心虛，還在炒幾年前的冷飯。我也由衷羨慕背著一本田野筆記扎根大地的研究者，我相信只有良久地浸染在一個田野里，才能寫出鮮活生動、打動人心的作品。我幻想有朝一日，我可以像一個民族志學者那樣，娓娓道來我的田野和研究。在之后的日子里，陸續有人問過我為什么選這個田野。理論化的說法是我覺得其中的爆點很多，比如數字化，自組織，情感社交，便宜性的原因在于我去不了更遠的田野。沈原老師曾有個半開玩笑的斷言，他說：“子曦你吃不了苦也沒什么工人階級情懷，就研究點城市吧。” 但我心里有些不服氣。我倔強的認為，親密關系、城市生活，時時刻刻都在發生的點擊、鏈接、相遇和分離...這些碎片化的日常與遠方的事件同等重要，我只是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和路徑把它們的妙處表達出來。

自認為找到了田野上的方便法門，但通往法門的路可不方便。其一在于這個田野的難點在于非常細碎。沒有什么“過程-事件”分析偏好的集體性事件。里面發生的互動、博弈甚至糾紛都基本限于相親語境下的矛盾沖突，夠不上任何一種治理的體量。其二在于這個社群是高度數字化的，TA的組織和運作都跟社交媒體的屬性高度相關，其中的人員關系和互動方式都依賴虛擬媒介。即使是創始人對用戶的實際控制能力也有限，脫離了某個虛擬空間的連接網絡，他甚至顯得有些落寞和力不從心。那么這種浮光掠影的互動和若有若無的連接是什么呢？人們居然能依賴這樣的組織尋找終身伴侶，TA既不是機構也不是法人，跟傳統的組織形式也大相徑庭。但在數字化席卷全國的浪潮中，這類五臟俱全的組織實則遍地開花。同時期我還調查了一個依賴公眾號和小程序運營的商業相親平臺，也了解到不少形形色色的線上相親方式，比如直播連麥等等。社會的組織方式變了，情感的關系構成也變了，再談“組織”時，我甚至有種魔幻感。其三，我做田野的豪情壯志伴隨著現實的復雜面向漸漸褪去。日日浸染在爆炸式的微信群、直播和同城活動中，我有種迷失感。英哥也不像我幻想的那樣是“某種”角色。我甚至在這個自組織的有關于姻緣的組織里看到的各種權力的舞蹈。結合當時做的幾個訪談，想起形形色色的擇偶觀和道德主張，還有各種“奇葩”和“治奇葩”的故事，有點悲從中來。人為何對他人的自由和生活形式如此不寬容呢，幸福是否一定要嫁接在某種人人艷羨的社會規范上，如果尋求幸福的起點是如此冰冷和狡黠，我們又為何信任他人并與之共度一生。

田野的魅力跟生活的魅力大致同構，TA有種黏稠的質感，永遠不可能被全部網羅，永遠有著光怪陸離的質感。離得太遠，會陷入臆想，離得太近又會不知所云。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逐漸看到了這個田野的表情，各種表情拼湊成TA的相貌。從創始人的生活史到他的性格和日常生活，從用戶的群像到積極分子的個像，從群管理的邏輯到各種數字技術的操作，還有各種線下活動中人和人的互動方式。當我可以熟練的勾勒各種話題和各種人物形象時，我知道自己的田野工作大致合格了。但難題仍舊存在。如同一個導演，我有了各種素材也有了各種人物，但我需要一個故事，把我的種種感悟表達出來。我希望這個故事是真誠的，至少不辜負我見證過的那些人生痛處與世間百態。因為在這段田野的旅程中，我聽過太多人生故事、情感際遇，我不相信這些是無意義的。但與此同時，我又很難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故事線，TA的整體和局部如此緊密的糾纏在一起，了解一個問題似乎就要了解所有問題，創作一個場面似乎就要創作一系列劇情。我苦于不知從哪里寫起。在創造屢次無以為繼之時，我問自己這個田野讓我感到最“不舒服”與“最開眼界”的地方在哪里。可能像布洛維所說的，田野中的不舒適恰恰揭示了作為外來者的研究者所闖入的“本地文化”，而“最開眼界”之處可能是地方性知識更新干癟學術概念的觸點。最后我落腳在“隱私”上。一方面，平臺每天都在上演私人信息的傳播實踐，這些實踐猶如放大鏡，讓“平臺相親“這一模糊潦草的范疇顯現為復雜技術、多元空間、異質信息交織而成的社會互動。

如果說文學表達了人的心事，社科可能就表達了社會的心事，而這種心事往往是“無情”的，在思考方式上有點像“無立場”分析。這篇文章的寫作調門起的很高，我揚言要討論隱私政治，還興沖沖地搞了個類型學分析。寫成這樣的時候，已經是2023年的五六月。回想起來，在初稿里我用了很多分析工具，也想對這個平臺做出一網打盡式的刻畫，結果就是鐐銬沉重。想起自己曾經對學生說：“你這個文章前面鋪墊的太長，鑼鼓點都響了半天了，角兒還沒出場。”這段評論放在自己身上格外適合。這是個什么個案，應該開門見山的說出來，有什么理論爭點，也應該直接了當的言明。寫初稿的我有點像個太想表現自己的導演，表現自己做了各種工作讀了各種文獻，堪稱“最了解”這個案例的內部人。但完成初稿時，我已經明確意識到這種寫法的問題，就是只表現了自戀，而忽略了思考。思考應該是替案例說出TA想說的話，而不是自說自話，何況我不諳世事的內心有什么好表現的？在這個自我反思的階段，外審專家用力的推了我一把。他們犀利的指出，我聲稱要回答的和我實際回答的不是同一個問題。其中有一位更是一針見血的說出我提出“平臺—用戶”互動的框架，但是正文里沒有平臺只有用戶，這極大的削減了研究問題的價值。我非常認可評審的意見，有些意見和我的自我反思如出一轍。結果就是，初稿在我的電腦里吃了兩個月的灰，我不知如何改起。

忘記了六月的哪一天，我終于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建設決定修改文章。我的修改計劃是“全文重寫”，新建一個空白文檔，把文章從題目到摘要再到文獻和正文全部改掉，我需要一個新的思路，一個真正的“平臺—用戶”互動的框架。我暗下決心，這次要把我田野里的所有狠料都放進去，要既踩上法學研究的嚴謹，又壓中傳播學研究的細致，我甚至雄心勃勃的想起幾位我輩楷模，準備向他們的行文風格看齊。夢想是豐滿的，但現實很骨感，重寫之路并不一帆風順。六月中旬被感冒病毒擊中，又經歷了各種磨人的瑣事。在那些最難過的時刻，我常想起23年開啟這篇文章時的境遇。在那段人生的低谷，寫作這篇文章曾是我的生活的支柱。已然記不起寫作的心路歷程，對寫作的場景也幾乎盡數忘卻，卻意外地、反復地回想起一位長輩曾經的話：”當時真的太痛苦了，那段時間我靠寫家族傳記，我的筆扶著我走下去“。

待到八月，文章已經脫胎換骨。在一個炎熱的日子，我一氣呵成的完成了結論與討論與評審意見回復，又馬不停蹄地修改了參考文獻。抬頭時，發現四下寂靜，暮色沉沉。整個過程無從追憶，但沉醉的體驗仍會浮上心頭。我可以滿意的對自己說，這一次沒有因為讀不懂復雜的現實就胡亂安一個劇情上去，這一次也沒有給自己的研究編撰什么振奮人心的故事情節，我擁有的可能只有一張紙、一支筆，這就是我的整個世界，這里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吧！

讀過趙汀陽老師的一本文集，里面提到了好文學和差文學的差別。具體的表述忘記了，但意思大概是語言什么都能說的出來，差文學被語言牽著走，逐漸遠離生活的深刻，而好的文學則帶著人趨近生活的質感。但能寫出生活的真是很難的，這一點即使在較為自由的文學創作中也是如此。生活大于田野，田野也遠超一篇文章，但我仍然希望可以借著寫作，捕捉那些局部的光影，抵達某種真切的、有關生活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