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視劇《人生若如初見》熱播。電視劇開篇中，載灃問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日本人行，我們不行？”也即為什么甲午之戰中，日本打贏了大清？

特發一篇文章，也以此希望大家銘記甲午之戰、抗日戰爭，不忘國恥興我中華！

“去歲倉促開釁，征兵調餉，不遺余力。而將非宿選，兵非素練，紛紀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清廷在簽訂《馬關條約》后下詔宣示解釋批準合約以及中日戰敗的原因，將戰敗原因歸結于“將非宿選，兵非素練”等技術層面。

實際上，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于日本的原因很多，但總體上還是因為綜合國力、現代化進展不如日本。

財政方面，日本通過全國上下捐款和發行國債，準備好了甲午戰爭的預算高達2.5億日元約中國1.4億兩以上，軍費達到了總財政支出的30%；而大清并沒有戰爭預算，只“臨時抱佛腳”通過民間籌款3000萬兩，通過借外債籌款一千多萬兩，甲午戰爭共耗費軍費五六千萬兩。打戰是拼刺刀更是拼錢財，大清首先在戰爭費用上就輸給了日本，而這背后則是經濟實力的差距。甲午戰爭前，中國近代企業只有100家資本總額3032萬，而日本則有3240家企業資本總額為29457.9萬日元；日本還有一千多家銀行，而中國一家銀行也沒有。

另外，日本已建立起從小學到大學完整的現代教育體制，各類學校近3萬所，識字者當時已有兩千萬人，小學入學率達到61%，派遣留學生超過兩千人；而中國還是傳統的科舉制度，識字者只有幾百萬人，新式學堂不超過百所，派遣的留學生不超過兩百，好不容易派到美國的120名幼童又很快被召回。也即日本已基本完成現代國家建構，而中國還是傳統國家，因此如同第一次鴉片戰爭，甲午之戰不是一個緯度的戰爭。

戰爭體制方面，日本為甲午戰爭專門成立了大本營，由天皇統一指揮舉國作戰，“直轄陸軍省、海軍省、軍令部、參謀本部、憲兵，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軍事指揮體制，使籌劃戰爭和調動武裝力量有了最高決策機構，適應現代化的戰爭需求”。日軍還學習西方兵制基本上完成了現代軍事轉型，組建了陸軍省、海軍省、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教育總監即統稱“日本軍部”，統一陸軍、海軍指揮權，實行師團制，引進歐美標準的軍銜、編制體系，有了現代后勤保障體制，軍官大多從新式軍官學校產生或到歐洲考察過軍事。

而大清雖然也專門成立了督辦軍務處，但督辦軍務處并無實權，其他相關機構也權責不明互相推諉，“最高軍政體制的混亂，使得清政府的戰爭決策陷入愚蠢、低效、無可救藥的境地。一個落伍于時代的體制構造，卻要來應付一場近代化的大型戰爭，結果如何，可以預料”。

清軍除了海軍還算有些現代色彩外，其他軍隊編制落后士兵軍事素養低下武器大多老化更缺乏日常訓練和后勤保障，軍隊風氣更是松弛如平壤之戰前多數士兵“置酒征歌”。尤其是，大清參戰部隊派系林立各自為戰甚至互相提防，為求自保動輒望風而逃，焉能不敗？如平壤戰役中，統帥葉志超之所以決定逃跑，就是因為他想“忠心”地保住李鴻章的淮軍，畢竟淮軍是李鴻章的本錢而他更隸屬于李鴻章而非朝廷。

戰略戰術方面，日本對甲午戰爭早有預謀、準備，“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長期推行對外擴張政策的產物。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宣稱‘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以實行對外侵略擴張為基本國策。日本的侵略矛頭，主要是指向中國。為此，明治政府進行了長期的擴軍備戰活動”。

日本1887年就制定了旨在徹底滅亡中國的《清國征討方略》，實行全民義務兵役制，發行海軍公債，連續八次提出海軍擴張案，向外國購買大量軍艦，尤其是從1888年起購買了十二艘軍艦一舉超越了北洋艦隊，還步步為營蠶食朝鮮麻痹清政府，并派出大量間諜刺探中國情形。而清政府戰前根本不相信日本敢于開戰，又因為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一切都得為“大壽”祥和讓步幾乎沒做任何戰爭準備；戰爭發生之初清廷又寄希望于外國調解而戰和不定，之后也是一味防守避戰被動挨打毫無謀劃。

而最根本原因，則是兩國現代化尤其是統治、制度方面的差距，“甲午戰爭時，中國仍屬‘非現代國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現代國家’建構，這是中國慘敗的根本原因”。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建立了君主立憲、議會制等現代政治體制，明治天皇勵精圖治甚至帶頭減薪減餐每年捐出內庫白銀30萬兩，還據說他在甲午戰爭前宣布“從今日起，直至帝國海軍超越北洋水師為至，我一天只吃一餐”，內閣、軍隊等各個部門也權責明確團結一致。

而大清還是君主專制，君主專制中只有君主一人有權有責，其他人“莫非王臣”只能“明哲保身”，攤上個開明君主還能將就，攤不上就只能全盤皆輸了。

不幸的是，大清皇帝光緒雖然也想勵精圖治但沒有實權且年輕氣盛好勇斗狠，而掌握實權的“老佛爺”慈禧太后“驕奢淫逸”。她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力、享受，更在意“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據清朝最后一任總管太監小德張回憶慈禧一天生活費四萬兩銀子，一頓飯118道菜還嫌“太少了，無法下筷”，從年輕起就專門雇傭乳母喝人奶，過六十大壽花掉了六百多萬兩銀子包括各種衣服6459件，這些過壽的錢夠再建一個北洋艦隊了。她甚至不惜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還興建包括“北海、中海、南海”在內的“三海工程”，“從1888年到1894年的7年間，海軍經費一共被挪用了210萬兩”。

1891年戶部還以“因庫部空虛，海疆無事”為由“停購船械”裁撤海軍人員，導致北洋艦隊開戰前六年沒有再“添船購炮”，連最基本最便宜的密封圈都沒錢維修而老化了，乃至“兩艘鐵甲戰斗艦共同只有三顆大口徑的開花彈”。戰前北洋艦隊英國顧問瑯威理曾建議中國購買兩艘世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但沒錢購買而被日本買去了，其中的吉野在甲午海戰中戰功卓著。

這種專制體制更使大清統治昏庸無能，賣官鬻爵腐敗成風內耗嚴重，“全國富力，有日蹙而無日舒；而中流社會之人，已相炫以豪華。雖以區區一曹郎，而一室之陳設，耗中人十戶之賦。一席之飲宴，值會典半年之俸。而其尤宦達者，更無論也”。

如李鴻章為幫助醇親王奕譞湊款修頤和園而讓醇親王府總管張翼接手開平煤礦，張翼接手后謀取私利把優質煤賣到市場甚至賣給日本而供應北洋艦隊劣質煤，導致北洋艦隊動力不足航速很慢，以及冒出滾滾濃煙被日軍提早發現而做好了戰斗準備。

負責北洋武器生產和維修的天津軍械局總辦是李鴻章外甥張士珩，而天津軍械局提供的彈藥質量很差維修也很不到位，張士珩還將大量軍械、情報偷偷賣給日本；還有官員以次充好中飽私囊，用鐵渣來代替海軍火藥；還比如北洋艦隊的一個水兵在長崎與日本巡警斗毆中丟失譯電本，使得日本破解了中國駐日公使館的電報密碼，從而日本對甲午戰爭及李鴻章在日本和談過程了解得一清二楚，而透明的大清對此一無所知。

李鴻章身邊大量親隨、官員也被日本間諜收買，如日本著名間諜石川伍一在供詞中明確說：“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衙（即李鴻章衙門）里送出來的”。就連本來風氣最好的北洋水師也漸漸腐化敗壞，制度疲沓紀律松弛，如有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艦隊內部結黨營私腐敗嚴重，士兵訓練弄虛作假乃至公然賭博嫖妓吸鴉片，提督丁汝昌帶頭違背章程蓋屋租給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管帶方伯謙甚至為爭奪妓女和丁汝昌、劉步蟾都鬧過矛盾，日本間諜則堂而皇之地進入艦隊基地隨意拍照。

大清其他官員也好不到哪里去，如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在戰爭中被授予欽差大臣，但他以“隊不齊，械不備”為由拒絕出兵；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雖然憂心如焚堅決主戰想方設法提出各種對策，甚至建議把新疆西藏送給英國俄國以獲取這兩國支持擊敗日本，但他拒絕派南洋艦隊支援北洋艦隊，還安查了坐探在北洋艦隊收集材料以彈劾李鴻章；很多前線將領則謊報軍情謊稱勝利以邀功請賞，如豐島海戰后丁汝昌上奏稱定遠重創吉野：“一彈飛其將臺，二彈毀其船頭，三彈中其船尾”，葉志超也曾發電報說他率軍在成歡殲敵二千余人而僅傷亡二百余人。

有些文人墨客也在有意無意粉飾太平，如當時楊柳青的年畫中有《牙山捷報》圖繪道清軍用盾牌擋住了子彈接著用長矛大刀大破日軍，《月夜大戰高麗平壤城》畫道勇猛善戰的葉志超在平壤大戰中率軍殺死日兵無數才主動撤離，《迎迓李傅相》顯示清軍狂勝日本乞和李鴻章在各國公使的懇請下雄赳赳氣昂昂地赴日本談判。

大清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幾乎同時起步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國情相似背景相同，都是自上而下發起，都是學習西方變法自強，但為什么結果是天壤之別？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改革一開始就通向了兩個不同的方向，中國的改革是為了修補舊傳統，為那個僵化的體制提供某種緩解，絕不干對它進行任何觸犯；而日本的改革，則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養，用新的形式取代舊的形式”，也即洋務運動只是“中體西用”在器物層面學習西方有所變革只是“求強”“求富”，而明治維新則是從制度、文化等方面徹底改革全盤西化以“與世界各個強國并駕齊驅”，因而日本只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就完成了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

早在甲午戰爭開戰之前，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就曾預言，如果中日開戰則中國必敗日本必勝，因為“日本人到歐洲來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求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是問哪個船廠的船造得好，價錢如何，回去拿錢來買就是了”。當然這背后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觀念所限，中國人當時還是太自信自大了，如梁啟超所言：“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所不及者唯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耳洋務之能事畢矣”，而日本向來擅長“見風使舵”有“跟著強者走”的傳統，因此看到原來的學習對象中國不行了后就立即“改頭換面”擁抱西方。

1876年李鴻章與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的對話鮮明體現了這點，李鴻章問森有禮：“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森有禮回道：“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于我國。”李鴻章對此說：“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才不得不采之外國。”

當時，大多數國人對日本明治維新并不認同，連與奕?一起領導洋務運動的軍機大臣文祥對明治維新也持否定態度，連思想最為先進的王韜也認為“余謂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

當然最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大清帝國這艘破船太大了難以掉頭，而日本則“船小好調頭”。“傳統的中國根本不能像日本那樣實現現代化，因為中國社會幅員如此遼闊，組織如此牢固，以致于無法迅速地轉變成西方的組織模式。從這一角度講，只有等到大部分傳統社會的雖已腐朽但仍在延續的結構被摧毀以后，才能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中國。這一過程要比在日本要緩慢得多，因為日本較小，反應也較快，另外，日本還擁有更易于接受西方制度和思想的特征。”

甲午戰爭對中日影響巨大，極大改變了兩國的國運。日本獲得中國巨額賠款、割地和掠奪的大量物資后加速完成工業化，尤其是軍事工業飛躍式發展，并開始主導東亞，“第一次真正地嘗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甜頭，更加刺激了它對外擴張的野心。從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擴張軍備，為發動新的戰爭而作準備”。而正是這導致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以及在三四十年后又發動了侵華戰爭，最終也導致日本在二戰中戰敗，正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而“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整個中國社會震動之大，影響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從前只被西方大國打敗過，如今竟被東方小小的島國日本打敗了，不僅割國土，賠巨款，喪利權，蒙受奇恥大辱，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中國的民族危機愈以深重了。”

這場戰爭更加打開國門，尤其是《馬關條約》允許外資在華辦廠而加大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也徹底揭開了大清帝國的遮羞布，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同治中興的破滅。看起來光鮮亮麗的“裱糊”其實一觸即破，國人受此刺激開始了對現代化更深的探索而有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第二波浪潮，進而有了其后的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乃至辛亥革命。

（本文選自拙作《浩蕩七十年：大清衰亡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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