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為何沖突不斷，塞爾維亞族與阿爾巴尼亞族又有怎樣的歷史糾葛。本文將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度解讀。

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之間的各種問題極為復雜，所有問題表現為兩個方面：意識形態和社會現實。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歷史淵源、政治和民族等等問題，可以被歸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而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失業率、社會保障等等問題，可以被歸為社會現實方面的問題。

本文論述意識形態這一方面里的民族糾葛，社會現實會在后面的文章里論述。

因為這兩個國際行為體之間涉及的問題太多，通過幾篇文章理清所有問題絕無可能，所以我只能就意識形態和社會現實這兩個方面，在一定深度和一定邊界內，分別論述。

關于為何必須限定論述深度和邊界，我舉兩個例子：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巴爾干半島后，為了維護統治，對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實施了長達數百年的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政策。這數百年歷史的細微演進，是導致今天塞爾維亞和科索沃沖突的部分根源。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徹底理清奧斯曼人這一政策的細節、演變和影響，立刻就會發現，這涉及到極其龐大的研究領域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全世界范圍內有成千上萬學者和專家，有的甚至窮盡一生，都在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而且絕大多數研究成果根本沒有定論。

第二個例子：今天塞爾維亞和科索沃沖突的另一個原因，是雙方都宣稱擁有對科索沃這片土地的歷史法理。但是就這個問題而言，目前全球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用一片混亂來形容。僅僅這個問題涉及的學科，就有地質學、氣候學、古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歷史語言學、年代學、歷史文獻學、歷史學、法學，以及這些學科之間的交叉學科，等等。而涉及這一領域的學者和研究成果，更是不計其數。

因此，我們的探討不可避免地只能在一定深度和邊界內進行，而且要說明的是，絕大部分結論都是暫時的，這些成果隨時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所以要用批判思維進行閱讀，要明白這些結論都是歷史的、暫時的、有局限的和變化的。

由于民族矛盾是這兩個國際行為體之間一切矛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集中表達，所以，這篇文章就以論述民族矛盾的發展為主線，來說明意識形態的變化。下面開始正文。

首先，我們來看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位置。圖1中深綠色是塞爾維亞，淺綠色是科索沃，圖2是巴爾干半島其他國家。

塞爾維亞的官方語言是塞爾維亞語，人口約為690萬，主要族群（不含科索沃）是塞爾維亞族（83%），此外，還有少量其他族群，比如馬札爾族（3.5%）、羅姆族（2%）、波什尼亞克族（2%）、土耳其族和其他少數族群（9.5%）。

科索沃的官方語言，是阿爾巴尼亞語和語，人口大約為187萬人（2020年數據），主要族群，則包括阿爾巴尼亞族（93%）和塞爾維亞族（5%），此外還有波什尼亞克族、土耳其族和羅姆族等，后面這些族群總數不超過2%。

現在，塞爾維亞境內的阿爾巴尼亞族大約只有幾千人，科索沃境內的塞爾維亞族大約有10萬人。圖3紫色部分是科索沃境內塞爾維亞族的分布范圍。

因此，從族群和國家的角度來說，我們只需要重點關注三個對象：塞爾維亞境內的690萬塞爾維亞族、科索沃境內的175萬阿爾巴尼亞族和10萬塞爾維亞族，以及阿爾巴尼亞境內的250萬阿爾巴尼亞族。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之間民族矛盾的所有方面主要就聚焦在這三個對象上。

為了說清他們的民族矛盾到底是什么，我們就要具體論述這兩個民族的歷史，以及他們的關系。

今天的塞爾維亞、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一帶，很早就有人類活動。但是今天塞爾維亞族的直系祖先，根據目前學界公認的研究成果，最多只能上溯到公元500年至700年之間的斯拉夫人（這里我們暫時不要糾結民族和種族的概念異同問題，這又是個龐雜領域）。而公元500年以前定居在這一地區的人，和今天的塞爾維亞族與阿爾巴尼亞族關系較小（并非沒有任何關系）。

先看公元500年以前的這一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就在這里定居了。在多瑙河的Lepenski Vir（圖4和圖5）和貝爾格萊德附近的Vinca，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遺址和器物，證明當時部分地區已經進入農業文明。

進入鐵器時代后，定居在的居民主要分為三個群體：伊利里亞人、色雷斯人、凱爾特人。公元前一千年中葉，許多北上的希臘人在北馬其頓和塞爾維亞做生意，一小部分選擇在那里定居，這部分人和當地的伊利里亞人、色雷斯人、凱爾特人存在小范圍通婚，因而今天的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都有極少數的古希臘人血統。

這段歷史過于久遠，卻又涉及塞爾維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的起源，非常關鍵，所以成為塞爾維亞史學家和阿爾巴尼亞史學家爭論的重災區。

一些阿爾巴尼亞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阿爾巴尼亞人是伊利里亞人后裔，而伊利里亞人的發源地，就在科索沃一帶。按照這一邏輯，現在生活在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可以依據歷史法理宣稱：自己而非塞爾維亞人，才是科索沃這片土地上的主人。

相反，一些塞爾維亞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則認為，最早生活在科索沃的居民，可能根本不是伊利里亞人，而是色雷斯人，因此古代的伊利里亞人和今天的阿爾巴尼亞人沒有關系。他們認為，現在阿爾巴尼亞人是巴爾干半島東部和多瑙河下游的達吉亞人和莫埃西亞人（Daco Moesian）的混血后裔，而達吉亞人和莫埃西亞人又是中世紀早期游牧民族和當地殘存的非羅馬土著人（達爾達尼亞人；見圖6紅圈）雜居混血的后裔。塞爾維亞史學家也從來不認為達吉亞人和莫埃西亞人曾經在科索沃一帶生活過。按照塞爾維亞史學家們的邏輯，阿爾巴尼亞人在公元500年以前的古代時期，幾乎沒有生活在科索沃這片土地上。

可見，阿爾巴尼亞學者和塞爾維亞學者爭論的焦點是：前者認為今天的阿爾巴尼亞人是伊利里亞人的后裔，因此宣稱對科索沃具有歷史法理；后者則認為今天的阿爾巴尼亞人不是伊利里亞人的后裔，因此無權宣稱對科索沃的歷史法理。

但是，從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證據看，伊利里亞人不僅曾經長期生活在科索沃，而且長期遍布巴爾干半島，這說明無論是今天的塞爾維亞人還是阿爾巴尼亞人，都可以被追溯為伊利里亞人的后裔。

比如，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雖然都沒有出現過伊利里亞人，但是達爾達尼亞人多次出現。達爾達尼亞人家族，是荷馬時代特洛伊城里的兩個主要家族之一。同時，《荷馬史詩》中說：最初的達爾達尼亞人是一位女神和一位凡人所生的。在阿喀琉斯參戰時，特洛伊人從來不敢來到達爾達尼亞城門之外，因為他們害怕阿喀琉斯強有力的長槍。這說明達爾達尼亞人早在特洛伊時期就活躍在愛琴海地區和巴爾干半島了，既然如此，他們的影響也必然波及科索沃一帶。

又如，在希羅多德《歷史》一書中，經常出現伊利里亞。希羅多德說：在這些風俗習慣中（婚姻習俗），我認為伊利里亞人的風俗習慣是最聰明的。他還在談到當地的河流時說道：昂格羅斯河從伊利里亞向北流進原野后，注入布隆戈斯河。這再次證明了，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五世紀期間，伊利里亞人就活躍在愛琴海地區和巴爾干半島了。

再如，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也提到了伊利里亞人。他寫道：于是科西拉人用四十條艦船向伊丹努人發動了進攻，他們帶著流亡者和一支伊利里亞軍隊?？梢?，當時科索沃的伊利里亞人已經卷入了希臘城邦戰爭。

以上三點說明：早在中世紀以前，科索沃就是伊利里亞人活動的中心地區之一，巴爾干半島和愛琴海地區曾遍布伊利里亞人，而且希臘文明對伊利里亞文明的發展進程影響很大。雖然伊利里亞人與當今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關系并不是非常大，但也有一定的血統淵源。所以，如果追溯時間截止到斯拉夫人來到巴爾干半島之前，那么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實際有著共同的祖先。

難道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學者們不知道這些嗎，當然知道。但他們必須維護各自的意識形態正確。

不過，相比于古代文明對生活在巴爾干半島上的伊利里亞文明的影響，斯拉夫人對巴爾干半島的影響則要大得多。

羅馬帝國衰亡期間，北方所謂「蠻族」不斷南下，斯拉夫人就是其中一支。在南下過程中，他們與拜占庭人和突厥人（比如阿瓦爾人和保加利亞人）作戰，逐漸與之融合，并在大約公元500年到700年期間，逐漸填補了羅馬帝國在巴爾干地區的權力真空。這些斯拉夫人，相比于公元500年以前的古代民族來說，是今天塞爾維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的直系祖先，并與塞爾維亞族關系更近。

斯拉夫人最初進入巴爾干半島時非常野蠻，古代拜占庭作家記載道：斯克拉文尼人的軍隊渡過伊斯特河后，在整個伊利里亞大肆蹂躪，所到之處沒有一人不被搶劫和奴役。

圖7中紅圈里的那兩支遷移路線，就是斯拉夫人從公元5世紀到10世紀期間遷移到巴爾干半島的路線。圖8顯示的是公元七世紀到九世紀斯拉夫人的分布情況。今天塞爾維亞人的祖先就出自圖8中草綠色地區分布的斯拉夫人（具體位置在紅圈周圍）。因為這支斯拉夫人在當時所有遷徙的斯拉夫人中位于最南部，所以后來的學者將他們定名為南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向巴爾干半島的遷徙之旅極為漫長，持續了近500年，而塞爾維亞人是斯拉夫人中最后階段才遷徙到巴爾干半島的群體，他們遷入的具體時間和地點，現在學界還沒有定論，目前推測他們是從巴爾干半島西北方進入半島的。

塞爾維亞人遷入巴爾干半島后，羅馬天主教會和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正教教會，都在爭取這些斯拉夫人的異教者皈依。九世紀，塞爾維亞北部和西部地區使用格拉哥利字母（圖9），后來西里爾字母（圖10）取代格拉哥利字母，成為南斯拉夫人使用的主要語言字母。我們可以對比西里爾字母和俄語（圖11）的書寫，兩者有些地方比較相近。宗教和語言，花了500年時間，將南斯拉夫「蠻族」改造為文明世界之子。

當時，塞爾維亞人的建筑、圣像和壁畫基本都受到了拜占庭風格和希臘風格的影響。Sopo?ani修道院（圖12）內部的壁畫（圖13）就是典型。圖14是東羅馬帝國時期的壁畫，可以看出，與圖13中的壁畫風格比較相似。

早期塞爾維亞人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他們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基督教為主題。福音書、詩篇、杜撰的故事、經書（宗教日歷）、圣徒傳記以及教會神父的散文和布道文，是絕對主角。12世紀末，塞爾維亞人創作的米羅斯拉夫的福音（圖15）和烏坎的福音（圖16）將手抄圣經經文和彩繪字母結合起來，成為當時的杰作。

通過公元6世紀到11世紀末塞爾維亞人意識形態的發展，他們終于在12世紀初葉發展出了民族共同體的感性意識。雖然這一感性意識在最初十分微弱，塞爾維亞族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但它終究發展出來了。

這套民族共同體的感性意識擁有很多元素，包括塞爾維亞族的獨特語言（西里爾字母在塞爾維亞人的長期使用下已經深深烙上了他們的印跡）、基督教與東正教的奇異結合、對領土的情感和一套相對完整的社會習俗與政治習俗。這些民族共同體的感性意識，使塞爾維亞族開始漸漸有別于其他南斯拉夫民族。

不過，雖然塞爾維亞族已經出現了民族認同感，但是他們在政治方面依舊沒有獨立。直到1169年，一位名叫Stefan Nemanja（圖17）的王子在塞爾維亞確立了統治權，才使塞爾維亞迎來其歷史上第一個獨立時期。Stefan Nemanja從1169年統治塞爾維亞到1196年，統治地區包括Ra?ka（今天塞爾維亞南部）和Zeta（黑山）。斯圖代尼察修道院（圖18）就是他統治后期的杰作。他征服了科索沃。

從12世紀到14世紀晚期，塞爾維亞人持續擴張，后來所有塞爾維亞的國王都是這些人的后裔。在Stefan Nemanja之后塞爾維亞又出現了一位杰出的統治者，名叫杜珊（Stefan Du?an）（圖19）。在他的統治下，塞爾維亞走向其中世紀的巔峰。他從1331年開始掌權，在1346年獲得皇帝頭銜，統治塞爾維亞到1355年去世。他把塞爾維亞周圍幾乎全部征服，包括馬其頓、希臘北部、黑山、幾乎整個阿爾巴尼亞，當然也包括科索沃。

如果說上面這段歷史是巴爾干半島諸民族的和平史，那么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入侵開始，巴爾干民族就進入了血雨腥風的時代。

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入侵前，巴爾干半島各個民族之間雖然也有摩擦，但民族對立并不明顯，共性遠遠大于個性。

導致巴爾干半島各個民族從和平走向分裂，導致阿爾巴尼亞族和塞爾維亞族從團結走向反目的根源，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巴爾干半島的征服，和隨后實施的長達數百年的以夷制夷民族分化政策。這些政策，也是今日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爭端不斷的部分根源。

下面我們具體論述，奧斯曼帝國是如何利用一派打擊另一派，分化和瓦解巴爾干半島不同民族的和諧關系，從而制造民族對立并維護其統治的。

奧斯曼人征服小亞細亞后，開始從東南部入侵歐洲。1354年，他們沿著馬里查河穩步推進。作為歐洲東南部門戶，巴爾干半島最先承受了沖擊。而當時抵擋奧斯曼人的，正是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

奧斯曼人最初進入巴爾干半島時，塞爾維亞人正處于其歷史上的巔峰時期。杜珊統治時期，塞爾維亞空前繁榮。隨著杜珊1355年逝世，塞爾維亞人統一巴爾干半島的理想破滅了。國家迅速瓦解，寡頭貴族紛紛自立，眾多小邦小國由此形成。奧斯曼人的入侵，從外部給予巴爾干半島諸民族致命一擊。

1371年9月26日，奧斯曼軍隊在馬里卡戰役中大敗塞爾維亞軍隊，塞爾維亞人一戰崩盤，當地貴族為了保全自身利益，主動請降，承認了土耳其人的宗主地位。

性格軟弱而又耽于幻想的塞爾維亞貴族們，幻想通過自身的屈服換來和平，但這種癡心妄想自古以來就是征服者們的饕餮佳宴。1380年，奧斯曼人奪取馬其頓后，塞爾維亞人還在癡人說夢。直到1386年當奧斯曼人侵入塞爾維亞心臟地區尼斯并迫使塞爾維亞人簽署和約時，巴爾干各國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反抗奧斯曼人的進一步侵略。然而巴爾干民族醒來得太晚了，奧斯曼人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盡管如此，巴爾干半島上的民族還是拿出了視死如歸的勇氣，在科索沃戰役中誓死抵抗了奧斯曼人。這場戰役，是巴爾干地區民族意識覺醒的強力催化劑。

奧斯曼人征服尼斯后，又大舉入侵科索沃北部。為了抵擋奧斯曼人侵略，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亞人組建了反土聯盟。在巨大的外部壓力下，阿爾巴尼亞軍隊和塞爾維亞軍隊誓死并肩作戰，關系愈發緊密，配合也愈發協調，最終在科索沃北部與奧斯曼軍隊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決戰。

在這場決戰中，阿爾巴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傾盡全力，調動了他們能夠調動的一切力量，最終頑強地抵擋住了奧斯曼人的進攻，并且刺殺了蘇丹穆拉德一世（圖20）。但他們雖然贏得了戰斗，卻輸掉了戰爭。因為經此一役，阿爾巴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的正規武裝力量消耗殆盡，奧斯曼人卻依然擁有源源不斷的后備軍。在此后數年戰斗中，巴爾干地區再也沒有組織過針對奧斯曼人的強有力反擊。同時，由于穆拉德被刺殺，塞爾維亞人成為土耳其人長期仇視的對象，這為后來奧斯曼人分而治之的政策埋下了又一個伏筆。

科索沃戰役后，抵抗奧斯曼人的重擔落在了阿爾巴尼亞人肩上。雖然阿爾巴尼亞人的主力部隊在科索沃戰役中幾乎消耗殆盡，但其余的阿爾巴尼亞人利用山地優勢，不斷騷擾奧斯曼人。

1388年，奧斯曼人第一次入侵了阿爾巴尼亞，隨后在當地建立了有效的軍事統治。1443年，阿爾巴尼亞出現了一位杰出的貴族領袖斯坎德培（圖21），他因不甘屈辱，率領阿爾巴尼亞人發動了民族起義，奪回了許多被奧斯曼人占領的城市和村莊，并在1444年3月主持召開阿爾巴尼亞大公會議，建立了反土耳其同盟。

此后24年里，阿爾巴尼亞人在斯坎德培的領導下，多次擊敗了奧斯曼人的圍剿，還曾擊潰蘇丹穆拉德二世率領的10萬大軍。

1468年，斯坎德培逝世，他的事業由杜加勒繼承，他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繼續戰斗到15世紀末。奧斯曼人直到16世紀初，才最終完成了對阿爾巴尼亞人的征服。由斯坎德培和杜加勒領導的阿爾巴尼亞人起義，加速了阿爾巴尼亞族的民族意識覺醒。

整個十五世紀，由于內部的民族共同性和外部奧斯曼人的壓力，塞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經歷了歷史上最團結和最親密的時期。當時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主要信奉基督教，共同崇拜同一位圣人，在同樣的教堂里敬拜同一位上帝。直到今天，許多年長的阿爾巴尼亞人依然能夠回憶起他們的祖輩從來不在每星期二進行任何活動，因為這一日是當年塞爾維亞人兵敗科索沃的戰役紀念日。

奧斯曼人徹底征服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后，就開始實施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民族政策。經過周密籌劃，奧斯曼人首先從法律這一角度入手。

阿爾巴尼亞人有一部自古流傳的法律，叫做《古代法》（Kanun of Leke）。這部法律是由阿爾巴尼亞人帶入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北部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都認為，這些來自上古的法律條文具有超越任何法律條文的效力。

但從中古時期（即塞爾維亞人遷入巴爾干半島后不久那段時期）開始，無論基督教教會還是塞爾維亞人，都反對阿爾巴尼亞人繼續使用這些古代法規。

奧斯曼人深知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在這方面的矛盾，因此允許阿爾巴尼亞人繼續使用這部法律，以此激化塞爾維亞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不滿。

其次，奧斯曼人為了制造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之間的民族對立，采取打壓一方，懷柔一方的政策。在對塞爾維亞人殘酷鎮壓的同時，寬容地對待阿爾巴尼亞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許多條件做出了讓步。

比如，1455年，生活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因為與奧斯曼人起了沖突，被奧斯曼人殘酷鎮壓，科索沃也被強行奪走。隨后，奧斯曼人又將大量生活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驅逐出境，并對剩下的塞爾維亞人繼續鎮壓。與此同時，奧斯曼人卻繼續優待阿爾巴尼亞人。這些舉措，導致塞爾維亞人對奧斯曼人的忌恨，和對阿爾巴尼亞人的不滿，越來越深。

第三，在奧斯曼人官方的區別對待下，意識形態問題又加劇了塞爾維亞人對自身民族悲慘命運的認可，而這進一步強化了塞爾維亞人的民族特性。

一個民族的民族意識覺醒，往往發生在這個民族的苦難時期，塞爾維亞族也不例外。

當時塞爾維亞人深陷水火，很多東正教修道士作家滿懷惻隱之心，抱著對塞爾維亞人的同情，創作了大量充滿悲傷宗教情感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不斷融入塞爾維亞人的意識之中，大大強化了他們民族意識的內核。

比如，修道士作家們將塞爾維亞的拉扎爾國王（圖24），塑造成了上帝使者和民族英雄，對他歌功頌德，并且宣稱塞爾維亞人是上帝的選民，就像《新約》里的新以色列人和巴比倫之囚里的希伯來人，必將在上帝的指引下從奴隸翻身為自由人。拉扎爾之死則被描述為善良戰勝邪惡，他成為信仰的殉道者。

又如，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役中不屈不撓地斗爭，通過修道士作家們的精心加工，成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史詩。

這些思想非常符合當時塞爾維亞人的處境，飽受民族壓迫的塞爾維亞人需要這些共同的歷史記憶凝聚其心和渡過難關。

第四，奧斯曼人通過大量破壞塞爾維亞人的宗教信仰賴以維系的一切世俗基礎，例如教堂、壁畫，進一步打擊塞爾維亞人。

塞爾維亞人的許多教堂遭到洗劫，有些直接被改為清真寺，比如普里茲倫的利杰維什卡（Ljeviska）圣母教堂（圖25）就是如此。許多大修道院被搶劫一空，杜珊的宏偉教堂圣大天使教堂被夷為平地，直到500多年后的今天，這個教堂的廢墟和玻璃依然散落在各處。

相反，奧斯曼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態度就大為不同。

在奧斯曼人的鼓勵下，15世紀中葉，阿爾巴尼亞人開始從山區向科索沃平原遷徙并逐漸建立起定居點。到了1489年，遷徙到科索沃的移民人數迅速增加。這些定居點中的一部分，原先屬于塞爾維亞人，在奧斯曼人的政策下，塞爾維亞人不得不放棄他們的產業，向北遷移，最終使這些產業落入阿爾巴尼亞人之手。到16世紀初期，奧斯曼人為了加速阿爾巴尼亞人的回流規模，推行了一系列移民計劃和補貼政策，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移民規模繼續擴大，這進一步激化了塞爾維亞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敵視。

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阿爾巴尼亞人常年受到寬容政策對待，這從內心上不斷瓦解著他們對奧斯曼人的敵視。奧斯曼人利用這種局勢，開始誘導阿爾巴尼亞人改變信仰，由原來的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卻依舊讓塞爾維亞人維持他們對基督教的傳統信仰。這一舉措，成為塞爾維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迄今矛盾不斷的另一個根源。

伊斯蘭教是奧斯曼帝國的官方宗教，接受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自動成為奧斯曼帝國臣民，因此獲得了很多現實好處。

相反，奧斯曼帝國不鼓勵塞爾維亞人改變信仰，常年對奧斯曼人的敵視也使絕大多數塞爾維亞人根本不考慮放棄信仰，極少數產生改宗念頭的塞爾維亞人，也要受到本族巨大的壓力和迫害，這一系列因素導致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在奧斯曼人的統治下，地位相差越來越大，能夠獲得的實際利益和好處也相差巨大，這些進一步激化了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對立。

由于大量阿爾巴尼亞人改信伊斯蘭教，一些宗教偏見逐漸形成了：許多阿爾巴尼亞人認為，伊斯蘭教是自由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和東正教，則是奴隸才會信仰的宗教。阿爾巴尼亞人沒有意識到，他們顛倒了因果關系。宗教只不過是現實世界的反映，正是由于塞爾維亞人在現實世界中成為奧斯曼人的奴仆，他們信仰的宗教才被看作奴仆的宗教。

隨著奧斯曼帝國對阿爾巴尼亞人各方面政策的寬容，阿爾巴尼亞移民數量進一步增多。當時一位名叫馬茲雷庫的教士的報告保存至今，記載了當地移民情況：有10戶天主教家庭從阿爾巴尼亞搬到普拉特，有10戶塞爾維亞家庭離開了普拉特，前往普羅庫普列（Prokuplje）定居。1638年又有信仰天主教的20口人從普拉特移居到普里茲倫，有15戶阿爾巴尼亞人（大約120人）從杜卡杰金遷來，定居在普里茲倫附近的蘇瓦雷卡。

到了1633年，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一帶的天主教徒數量已經極少，大批阿爾巴尼亞人改信了伊斯蘭教。

1645年，奧斯曼人與威尼斯人爆發戰爭，少數不愿皈依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支持威尼斯人，這導致了1649年奧斯曼帝國對阿爾巴尼亞人的鎮壓。這次鎮壓暴露了奧斯曼人的真實想法：他們從來都看不起阿爾巴尼亞人，只是為了維護自己在巴爾干半島的統治，才對阿爾巴尼亞人采取了寬容政策。

奧斯曼人鎮壓阿爾巴尼亞人的同時，加快了針對阿爾巴尼亞人改宗的速度，開始強迫大量沒有皈依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改宗。根據普里茲倫傳教士格里高利馬薩雷奇在1651年的報告，蘇瓦雷卡村曾經有150戶基督徒，后來只剩下36名婦女堅持信仰基督教了。

雖然在高壓政策下大量阿爾巴尼亞人改信伊斯蘭教，不過也有一些假信徒，白天偽裝成虔誠的穆斯林，夜晚秘密進行基督教儀式。當時用雜色人（Laramane）形容這些人。不過總體來看，阿爾巴尼亞人的基督教信仰最終還是被奧斯曼人逐步瓦解了。

1736年，奧斯曼帝國結束對奧地利的戰爭后，由于帝國實力下滑，開始大規模迫害塞爾維亞人。一系列迫害，逼迫塞爾維亞人在薩卡本塔（Sakabenta）（圖26）的率領下移民，幾千名塞爾維亞人從普利斯蒂納、新布爾多卡逃離。塞爾維亞人逃離后，奧斯曼帝國命令阿爾巴尼亞人遷移到這些地區，如同過去那樣，直接占有塞爾維亞人的財產，這再次激化了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

十七到十八世紀后持續不斷的俄土戰爭以及奧斯曼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給飽受壓迫的塞爾維亞人帶來了希望，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因此迅猛發展。

為了壓制日益興起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反抗浪潮，奧斯曼人將巴爾干半島的東正教基督徒，視為俄羅斯人的幫兇，進一步采取強制措施迫使他們皈依伊斯蘭教，這一次，雙方的較量將科索沃地區長期的民族對立，推向了民族仇恨。

在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支持下的塞爾維亞人，將奧斯曼人看作最大的仇敵，將奧斯曼人支持下的阿爾巴尼亞人，看作土耳其人的幫兇。至此，在這種對抗氣氛中，多民族世代和諧共存的傳統完全被消解掉了，僅存的鄰里之間的溫情也蕩然無存了。一些塞爾維亞族與阿爾巴尼亞族甚至成為了世仇。

后來，當奧斯曼帝國為強化西北邊疆地區統治而進一步削弱阿爾巴尼亞中部和科索沃本地貴族的權力時，這些貴族被迫遷移到了小亞細亞，其城堡要塞則被摧毀。

這再次證明了，奧斯曼人并不真正信任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在巴爾干半島對阿爾巴尼亞人推行的優惠政策，不過是以夷制夷的手段而已。

可惜，過于嚴酷的半島局勢和戰亂，使長期身處苦境的塞爾維亞族和長期被蒙蔽的阿爾巴尼亞族，看不清民族關系演變的實質，更沒有對半島多民族融合和多元文化匯合長遠發展的洞察力，而是陷入越來越激烈的民族對抗，加劇了兩大民族的相互厭惡，積累了仇恨。

誤解、誤會、誤判和敵對行動，在歲月中最終形成民族夙愿和解不開的死結。

而在奧斯曼帝國江河日下之際，每個被奴役和受壓迫的民族，都希望在奧斯曼帝國統治體系瓦解之際，為本民族爭取更多實際利益，而對最高統治權的攫取，就成為政客們博弈的焦點。

這一切，構成了當代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爭端的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