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升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永樂大典》共 22937 卷（其中目錄 60 卷），裝成 11095 冊，是我國古代最大的類書，自明成祖六年（1408）抄成后，沒有印行。嘉靖末年又抄一副本，正本于明末流傳已不清楚，副本則歷盡劫難，至今只有八百余卷存世。

《永樂大典》（以下省稱《大典》）是具有世界性影響和知名度的古書，其收羅資料豐富，卷帙浩繁，影響深遠，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說，都堪稱中國古代之經典性巨著，實為書籍史上的長城和豐碑。

當前，《永樂大典》系統性保護、整理與出版工程已被列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由中宣部古籍辦牽頭，集中全國多家單位共同參與攻關。本人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永樂大典》綜合研究、復原”是該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在有序推進。為了進一步推動《永樂大典》研究與整理，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主辦、本項目組承辦的“《永樂大典》研究與整理新進展”學術研討會于2023年10月14日成功舉辦。來自中國國家圖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蘭州大學、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長江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單位的三十余位學者參加了此次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報告論文18篇，涉及《永樂大典》與《永樂大典目錄》的編撰、《永樂大典》征引文獻、《永樂大典》副本流傳與署名頁、《永樂大典》的物質形態等方面內容，展現了與會學者對《永樂大典》研究的前沿性思考。得益于北京師范大學科研基金的支持，我們將此次會議論文匯編出版，以供學界同仁交流，或可備商量舊學、培養新知之一助。

本人借此機會，謹將關于《永樂大典》研究與復原的思考和認識匯報如下，請學界批評指正。

一、《大典》研究

《大典》研究，從繆荃孫《永樂大典考》（1908 年）開始，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其成就是顯著的。例如，對《大典》編纂人員的考證，已可得四百多人；對正本下落的研究，大致可推斷正本毀于明亡之際；對副本數量與收藏地的調查也基本清楚；大典本與《四庫全書》（以下省稱《四庫》）關系密切，其相關研究成果更為豐富。此外，對《大典》編纂體例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績，尤其對《大典》引書的研究，目前已有多篇論文專門討論，其基本共識為：《大典》所引有出自原書者（如全書、全文之引錄），有出自前代類書或匯編之書的（如節錄部分。這部分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纂修官從原書摘出的）。

本人研究《大典》二十余年，就個人的體會而言，《大典》研究現在進入了一個瓶頸期，主要體現在一方面新的、重要的研究問題難以發現、提出； 另一方面對已有研究的推進比較緩慢，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材料有限。《大典》研究的主要材料不外乎三類：其一為現有的《大典》殘本。這些殘本已有多種數據庫、影印本，有的甚至有整理本，最近又有很多高清影像資源，十分方便讀者閱讀、利用，以從事輯佚、校勘、研究等工作。其二為大典本，尤其是清末《大典》大規模散亡之前所輯出之大典本。學界目前對《四庫》大典本的研究比較深入。其三為有關《大典》的相關記載。這方面的材料，從袁同禮集中搜輯開始，經學者不斷積累和添加（本人亦曾編有《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其基本和主要的材料已為研究者所熟知，且容易獲得。

如果要尋求新的突破，我們只有寄希望于：一方面需要發現新的《大典》殘本和大典本（事實上，每次有新的《大典》殘本的發現都會引起《大典》研究短暫的熱潮）；另一方面找到更多有關《大典》的相關記載材料（如有的學者從方志、家譜中找材料，有的學者從外文書檔中找材料）。前者偶然性很大，可遇而不可求。后者雖有可能，而且確實能獲得一些新材料，如最近劉波利用方志補充考證《大典》參修者，高樹偉利用家譜考證參修者和錄副者，劉怡飛利用英文材料考證莫理循舊藏《大典》的流傳與下落，本人亦曾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材料考證該館入藏《大典》之時間與數量。但是，總的來看，這些材料所起的也是小修小補的作用，而重要的材料還是難以覓得。

既然今后發現更多、更重要的《大典》研究相關材料的可能性比較小，那么我們如何尋求突破呢？我認為有兩條途徑：

其一，就現有材料進行“精耕細作”，仍是今后很長時間內要做的主要工作。本人最近撰寫了《〈永樂大典〉錄副本的謄錄、圈點及總葉數》一文，其基本材料即是《大典》殘本的署名頁。依據對謄錄、圈點者署名方式和人數的統計分析，拙文認為，《大典》錄副本謄錄由官員與非官員組成，在署名頁中分別著錄為：寫書官 + 官名 + 姓名，書寫 + 身份 + 姓名；謄錄的來源有二：從兩房官（包括中書舍人及帶銜辦事官員）中選派，從在京的舉人、監生、生員、儒士內考選。日常在館的謄錄數為110名（每館各11名），日常在館圈點者共20名（每館各2名）。上述研究有助于我們探討錄副之進程、運作，乃至于正本的謄錄情況。

其二，創新思路，以大典本為抓手，通過復原《大典》，尋求《大典》研究的新突破。一般來說，大典本的主要內容或部分內容是出自《大典》的， 如果能將其復原回《大典》，即可視為《大典》之新發現。然而，目前關于大典本（主要是《四庫》大典本）的研究雖然比較多，但很少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現存大典本有6000余卷，其中有一些是標明《大典》出處的。如果我們能將這些大典本復原回《大典》，既可以新獲得一部分《大典》之內容，亦可以據此更清楚地了解大典本之輯佚過程（主要指四庫館輯佚）及《大典》之編修情況。例如，通過復原，可以考證《大典》錄入各書的底本，事目是如何編排的，材料是如何搜集的，參修者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等等，從而全面推進《大典》研究。

二、《大典》復原

《大典》一直以來頗受人們重視，尤其是清乾隆年間從中輯得佚書數百種，此后《大典》輯佚之風甚盛，影響至今，仍有人樂此不疲，形成了史上頗負盛名的大典本。可以說，大典本是中國典籍的一道靚麗的風景，很特殊，也很有意義。它是輯佚的范例，也是版本學上獨有的一類。但是，我們都想從《大典》中輯佚書，而《大典》本身也是佚書（即殘佚，部分佚），是否需要輯呢？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也就是說，《大典》雖已亡佚絕大部分，但是在其亡佚之前，人們已從《大典》輯出很多佚書，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已輯出之佚書來復原《大典》，也即是通過大典本來復原《大典》。這是一種反哺式的輯佚：大典本輯佚書為《大典》之子，茲又回饋《大典》。事實上，這樣一種文獻整理方法和思路還可以進一步推廣，成為今后輯佚的一個新方向。

需要說明的是，以往談《大典》輯佚，均指從《大典》中輯佚書，而這里談《大典》輯佚，是指對《大典》本身的輯佚，因此，為與之前的概念相區別，故稱《大典》復原。當然，這種復原并不是文物意義上的復原，不是物質層面的復原，而是文獻學意義上的復原，是文本（包括文字內容、體例、形式）復原。因此，《大典》復原只是內容上的“重生”與發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原書重現。

（一）總體思路

如前所述，大典本是《大典》復原的主要材料，我們要充分利用好存世的大典本。此外，清朝有些非大典本書籍也或多或少會引用到《大典》，這些材料雖然比較零散，但也應該注意。尤為重要的是，《大典》所引書仍有很多存世，這些書也可以作為復原《大典》的主要材料。在以上這些思考的基礎上，我們制訂了如下復原計劃。

1. 以大典本復原《大典》

存世的大典本非常多，因此，據大典本復原是復原《大典》的主要途徑。首先，將現存的大典本編一個總目錄，以反映現存大典本的全貌。當然，我們要仔細區分大典本中哪些全部或主要內容來自《大典》，哪些只是據《大典》作補輯或校補，前者是我們主要利用的對象，后者只能起拾遺補缺的作用；我們還要區分大典本中哪些是據現存的《大典》殘本輯出的，哪些是據佚失的《大典》輯出的。比較而言，前者價值不大，我們主要利用的當然是后者。其次，我們利用現存大典本復原《大典》。對大典本的利用，可分兩步來實施：第一步，標佚文出處者，據其出處將這些佚文一一復原回《大典》。例如，《宋會要輯稿》、《舊五代史》（熊羅宿影印武英殿抄本）、《春秋會義》、《九國志》、朱申《禮記句解》、《彭氏纂圖注義》，以及文廷式、繆荃孫的一些輯佚書等均有《大典》佚文出處。如《宋會要輯稿·帝系一》的“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一條，出自《大典》卷一二三〇〇， 即可直接將此條復原回此卷。大典本《舊五代史》卷八、九、十，分別為“梁書·末帝紀”上、中、下，全部出自《永樂大典》卷六六〇五。參考《大典》目錄和體例，我們可以將此三卷復原回《永樂大典》卷六六〇五。第二步，沒標佚文出處者，我們會一一考證其出處，然后再將其復原回《大典》。我們先做第一步的復原，然后根據積累的經驗再做第二步的復原。

2.以其他書所引《大典》材料復原《大典》

除了大典本之外，還有一些書籍因這樣那樣的原因而引用過《大典》，而這部分引文又為現存《大典》或大典本闕佚之部分，我們即可據其來復原《大典》。我們在利用這部分材料時要注意以下兩點：其一，有些書只是利用《大典》材料作校勘，而不是直接引用《大典》原文。對于這部分內容我們要合理地使用。其二，有些書所引材料并不直言出自《大典》，但我們據相關材料可推知其出自《大典》。對于引用過《大典》之書籍（大典本除外）的搜集，我們主要通過這樣的方法進行：其一，依據目前相關的研究中提到的線索，搜集該類書目，并查明其存佚情況。其二，依據古籍數據庫進行檢索， 搜集該類書目及有關材料。其三，近代以前曾經看過《大典》的學者所校勘、輯佚之書籍。上述三種方法可以同時進行。我們把通過上述方法搜得的材料，借鑒上一階段總結的方法和經驗，再參照《大典》目錄、體例等，將其復原為《大典》之內容。

3.利用其他可補《大典》之書籍來復原

據《大典》目錄可知，其中有明言采自何書者，可以推斷《大典》某卷收錄的內容，若其所采之書存世，即可據以復原。我們主要采取以下步驟來復原：第一步，制訂“《大典》目錄引書存佚表”；第二步，制訂“現存《大典》殘本引書存佚表”；第三步，制訂“《文淵閣書目》所收書存佚表”；最后，我們綜合以上三表，再進行校正、去重，就應該可以得出比較完整準確的《大典》引書存佚表。我們據此表統計可知，《大典》引書現存者（包括輯 佚本）有多少，亡佚者有多少，即可大致推算出我們復原《大典》所能達到的最大量。我們把通過上述方法搜得的材料，借鑒上兩個階段總結的方法和經驗，再參照《大典》目錄、體例等，將其復原為《大典》之內容。

最后，我們將上述復原成果匯編起來，再加上現存《大典》殘本（包括目錄），最終形成《永樂大典（復原本）》（包括全文版和圖像版）。

（二）目前的進展

我們在項目開展之初即擬定了復原分工表，由項目成員根據個人的情況提供擬復原的卷次，然后陸續完成復原和不斷添加新的擬復原卷次。目前已形成約三千卷的分工表，其中已提交的復原稿件約兩千卷。

上述已復原的稿件，均嚴格按照我們擬定的“復原體例”撰成長編，其中既體現了《大典》的格式規范，又有新加的校勘，以及“前言”（復原依據、材料等相關說明）。例如，“據《九國志》復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的前言如下：

《九國志》是關于五代十國時期十國史事的紀傳體史書，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流傳頗廣，影響頗大。原書為宋朝路振所撰，共四十九卷，分世家、列傳之目，包括九國，分別為吳、南唐、前蜀、后蜀、東漢（即北漢）、南漢、閩、楚、吳越。后又有張唐英補撰《北楚》二卷，加上原書共為五十一卷，仍用“九國志”之名。據載，原書曾流傳至清初， 而清代中期以后則不見原書之相關著錄，估計已失傳。清乾隆年間四庫館開館，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九國志》，但并沒有將其收進《四庫》及《四庫總目》。周夢棠將大典本《九國志》整理為十二卷，收列傳一百三十六首，且保留了各篇傳記在《大典》的出處。目前所見之大典本《九國志》各版本（其中《守山閣叢書》本較為通行），均是由周氏整理本衍生出來的。據各篇傳記所標之《大典》出處可知，大典本《九國志》之全部內容均出自《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以下即以《守山閣叢書》本為底本（不再一一標明佚文出處），以清抄本等作為參校本，復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其編排依據，可參張升《大典本〈九國志〉之版本、編次與整理》（載《史學史研究》2021 年第4期 ）。

三、復原與研究的相互促進

經過我們初期復原的實踐可以發現，復原與研究是相互促進的，研究是復原的基礎，而復原又可驗證或修正我們的研究。例如，《大典》目錄是我們復原的最主要依據，但據我們考察，《大典》目錄所載偶有失誤之處，我們需要參考《大典》編纂規則，并與正文相參證，對目錄中的失誤作糾正，然后才能合理地進行復原。

又如，存世的抄本《永樂琴書集成》二十卷在以往多被誤認為抄襲《琴書大全》而成的偽書，但據我們考證，《永樂琴書集成》為明永樂初年敕撰之有關琴學的專題類書，隨后被整書收入《大典》卷九五一二至九五三四“琴”字“大明永樂琴書集成”。現存《永樂琴書集成》內容和來源均可靠與真實，我們完全可以據其復原《大典》卷九五一二至九五三四，這樣又可新得《大典》二十卷之內容。

又如，大典本《九國志》幾乎每條佚文都標明其在《大典》的出處，注明出自《大典》何卷、何頁，我們可以據此復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共四卷。而且，通過復原，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大典本編排順序是否合理，內容是否完整，所標示的卷次、頁碼是否正確，等等。例如， 復原后的卷一八一三七應與《大典》原卷內容差不多（共二十余頁），但大典本《九國志》中該卷所收北楚將只有一位。從頁數來看，該卷不太可能再收他書中的北楚將傳，而北楚將傳也不太可能收于《大典》其他卷次，且乾隆時《大典》卷一八一三七并無缺佚，但是，《九國志》原書“北楚”部分有兩卷之多，不至于只載一位將領的傳記，因此，本人懷疑《大典》編纂時原書“北楚”部分可能已有缺佚。總之，參照大典本《九國志》的整理個案，我們可以逐一開展對所有大典本的重新整理：既復原了《大典》的部分內容，又可據復原之《大典》重新檢討和整理這些大典本。

至于《文子纘義》的情況相對更復雜一些，我們需要在復原與研究之間反復比較。《文子》（共十二篇）為道家重要之經典，在唐玄宗時得詔封為《通玄真經》，也常被簡稱為《通玄經》。元朝杜道堅為《文子》作解說，成《文子纘義》（又可稱《通玄真經纘義》）十二卷，后被收入《正統道藏》。清乾隆年間開館修《四庫全書》，從《大典》中輯出《文子纘義》大部分內容，復厘為十二卷，并以活字印行，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

《文子纘義》是對《文子》的注釋（纘義），因此其纘義部分一般會收載在《文子》相應的各篇原文之下。《文子》各篇在《大典》中的收載卷次曾有明確的記錄，據《大典》卷一〇二八六“子·道家子書五”載：“《仙傳》：……其著曰《文子》，天寶中封為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其著書一十二篇，一曰道原（詳原字），二曰精誠（詳誠字），三曰九守（詳守字），四曰符言（詳言字），五曰道德（詳德字），六曰上德（詳德字），七曰微明（詳明字），八曰自然（詳然字），九曰下德（詳德字），十曰止（上）仁（詳仁字），十一曰上義（詳義字），十二曰上禮（詳禮字）。”可以看出，《文子》一書在收進《大典》時是完整的，而且各篇分別收載入《大典》相應各字之下。既然如此，《文子纘義》也應該收載在上述各篇之下。

但是，我們檢《大典》目錄后發現，上述的出處是有一定的問題的。其中符言、上禮、上義、上德、下德、微明六篇的出處與《大典》收載的實際情況是相符的，即《大典》目錄相應各字下均明確標明收載此六篇。不過，道原篇此處標為收于原字下，而《大典》目錄顯示則是收于道字下。可見，前引《大典》卷一〇二八六的記錄可能只是《大典》編者原來的設想，但后來又對收載卷次作了個別調整。而且，查《大典》目錄，精誠、自然、九守、道德、上仁五篇在上述所標示的各字下并沒有收載，而《大典》目錄其他字下也沒有收載，這是為什么呢？本人推測，這五篇肯定也是收載在《大典》的，而且很可能收在卷一〇二八六所記錄的各字之下，但《大典》目錄的編者由于疏漏而沒有將其在目錄中明確標示出來。

雖然《大典》收載了《文子》全書，但四庫館臣只從《大典》中輯出七篇纘義（實則六篇有纘義，一篇只有舊注）：“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首尾完備，惟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 原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四庫全書總目》“《文子纘義》提要”）這又是為什么呢？是收入《大典》時《文子纘義》已有殘缺，還是四庫館臣失檢所致？現存《文子纘義》各篇均有纘義，且館臣認為大典本自然篇是首尾完整的，但為何大典本自然篇只有舊注而沒有纘義？此外，目前關于《文子纘義》的研究，都沒提到有舊注，《正統道藏》本也沒有舊注，而且，大典本只有上德、自然、下德三篇有舊注（另，微明篇只有一條舊注）。如果如提要所云，七篇都是首尾完整的，為何只有三篇有舊注呢？ 因此，舊注是否為《文子纘義》原書所有，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總之，我們以大典本《文子纘義》來復原《大典》，確實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文子纘義》在收入《大典》時是全是缺；《大典》正文所標示的出處并不可靠，而《大典》目錄所標示的出處又不全，《文子纘義》有些篇目需要考證其在《大典》的卷次；舊注是否為《文子纘義》之一部分。當然， 通過對大典本《文子纘義》個案的考察，我們對如何確定佚文在《大典》中的位置會有一些新的認識：其一，《大典》正文中的“詳某字”的收載位置標示未必可信，因為《大典》正文中的“詳某字”是編者初步的考慮，而《大典》目錄是據最后的定稿編寫的，其所標示的出處更可信。其二，《大典》目錄有時并未能完全反映其下各卷的收書情況。這些認識對于研究《大典》、大典本和《大典》復原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上述《文子纘義》的例子進一步證明，如果我們不弄清楚《大典》所引原書及大典本，就無法準確地復原《大典》。因此，我們要將研究與復原緊密結合，邊研究邊復原，以期實現研究與復原的互相促進。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綜合編輯室

供稿 | 許海燕 編輯 | 鄧旭欣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