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共建高校是指國務院相關部委與地方政府共同扶持建設的高等學校，發軔于行業部門辦學的深化改革期，奠基于中西部加快發展的深入實踐期，繁榮于“雙一流”高校建設的全面發展期。廣義上，省部共建高校主要分為三類：“雙一流”建設高校、部分實力較強的省屬大學、具有行業特色優勢的大學。狹義上，其專指由地方政府與教育部合作建設的省屬地方大學，在無明示的情況下論及的省部共建高校即為此類。2004年至2008年，教育部先后與河南、新疆、云南等省區人民政府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中西部地區共建了19所地方高校。自2009年以來，省部共建高校在數量上再次擴容，在區域上逐漸以東部為主，在主體上吸納了民辦高校，除去2018年升格的14所部省合建高校，現有省部共建高校78所。早在2021年底，教育部就提出“全面啟動省部共建2.0”。那么，新一輪省部共建高校能否改變“重簽約、輕落實”的狀況？如何與“雙一流”建設高校、教育部直屬高校共同彰顯中國高等教育的治理優勢？達此預期，明確省部共建高校的功能定位是核心問題與關鍵環節。

第一，區域均衡——原始功能。第一批省部共建高校共有12所，包括在2004年一年內先后簽約共建的鄭州大學、新疆大學等11所以及在2005年4月簽約共建的寧夏大學。這12所省部共建高校均屬于區域內沒有教育部直屬高校的中西部地方高校，共建初衷是促進高等教育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縮小中西部與東部高等教育的發展差距。為了進一步強化區域均衡發展的政策效果，教育部針對尚無直屬高校的中西部13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于2018年在近百所省部共建高校中遴選出14所作為部省合建高校，其中包括12所第一批省部共建高校以及河北大學、海南大學，全面享受和教育部直屬高校的同等待遇。不含14所部省合建高校，在現有78所省部共建高校中，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分別擁有39所、6所、13所、20所，占比分別約為50%、7.7%、16.7%、25.6%。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這四個地區的人口在全國占比分別為39.93%、6.98%、25.83%、27.12%。從人口分布看，中部地區的省部共建高校比例偏低。事實上，當剔除14所部省合建高校后，山西、青海、西藏等地的省部共建高校數量為零。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正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與新賽道。省部共建2.0在確定不同區域共建高校基數時，既要立足人口規模、人均GDP、現有“雙一流”大學等要素，也要充分考慮區域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的原則。

第二，示范引領——基本功能。教育部作為全國的教育主管部門，希望直屬高校、地方高校等國內所有高校都發展得好。但是，我國幅員遼闊、高校眾多、發展不平衡，教育部難以“照單全收”，亦不宜統包統攬，只能抓重點樹標桿。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政府主導教育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把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最為有效的基本策略之一，正是抓少數關鍵，夯實基礎，創建典型，以點帶面，在榜樣與標準的指引下以不同的發展速度朝著相同的方向共同進步。當前，我國初步形成了兩個“激先勵后”的高教序列：一是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與“雙非”高校，相較于過去“985工程”與“211工程”大學而言，“雙一流”建設高校體現競爭的開放性，身份特征不如以前明顯，這條軌道可以被視為獎優軌道；二是教育部直屬高校、省部共建高校、地方高校，相較于“雙一流”建設高校而言，這里更多地體現管理屬性，可以視為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幫扶軌道。這兩條軌道的歷史淵源不同，身份屬性不同，功能定位不同，不能因為有了獎優軌道而放棄幫扶軌道，也不能因為有了幫扶軌道而放棄獎優軌道。在幫扶軌道中，教育部直屬高校76所，加上部省合建高校14所，在我國2868所普通高等學校中占比不足4%，96%以上的普通高等學校屬于地方高校。可見，地方高校是中國人才培養的主陣地與主力軍，離開了地方高校的振興，就不能有中國高等教育的騰飛。在占比超過96%的地方高校中，僅以不足4%的直屬高校與合建高校作為示范引領達不到理想效果，在層級上也沒有體現示范引領的階段性與區域性，因而需要將省部共建高校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中間狀態打造出來，成為區域內更多地方高校的示范與榜樣。

第三，協同攻關——新增功能。當每個省級行政區域設立了教育部直屬高校之后，另行遴選一定數量的代表性地方高校作為省部共建高校，不僅有利于為本區域更多的地方高校起到示范引領作用，而且有利于配合本區域的直屬高校或者“雙一流”建設高校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對接本區域重點產業布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在全國范圍內僅僅依靠相應學科領域的若干所高水平大學遠遠不夠，因為任何一個體現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項目，都需要多個層級、有著不同分工的團隊協同攻關，既需要“國家隊”大學的引領，也離不開“地方軍”大學的配合與支持。從第一輪省部共建高校的發展歷程看，從最初的關注區域公平，到后來的規模擴張，再到2020年以來注重特色提質，已經體現該項工作的改革趨勢，那就是要服務國家需求，實現精準共建。例如，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教育部與地方政府、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共建成都中醫藥大學等6所中醫藥大學，加強對中醫藥教育的支持，展現省部共建“扶優”“扶需”“扶特”的政策導向。與此同時，省部共建高校還需協助本區域的直屬高校服務區域戰略，甚至在對接地方主導特色產業方面發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由此，新一輪省部共建高校的設置會更多地考慮相應區域的重大特色產業。將這些體現區域戰略的優質地方高校納入省部共建序列，使其有更多機會和途徑參與到直屬高校的相關活動中來，這不僅有利于提高這些高校的政治站位與學術視野，實現“加長板”與“補短板”共建雙輪驅動，而且有利于通過區域振興加快國家振興，符合整體與部分或者說全局與局部的辯證統一關系。

第四，體制創新——隱性功能。在教育領域的諸多體制創新，往往是后發型高校率先突破，再作為教育思想推而廣之，最后演化為辦學規律。教育體制創新之所以能在后發型高校發生，主要在于這些高校有著更加強烈的改革動力與創新意愿。一旦創新性的做法取得重大成功，推動學校實現了迎頭超越，那么這些改革舉措就會產生重大的社會反響，發展成為重大的教育理論創新，并作為辦學規律被教育界所接受。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曾是一所并不出色的技術學院，一度因陷入辦學窘境而差點被哈佛大學兼并。該校開創的將基礎研究與產業創新結合起來的MIT模式，讓其在幾十年內實現超常規發展，在此案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三螺旋創新理論，成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指針。作為總體上略弱于區域內教育部直屬高校的省部共建高校，實現其對區域內直屬高校辦學實力與聲譽的超越并非毫無可能。為了達到激勵后進并實現你追我趕的良性發展態勢，新一輪省部共建高校不應停留在“戴帽子、給名分”的純粹身份追求上，而是要將此作為學校明晰定位、學習先進、深化改革、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契機。通過定期評估、年度公報以及專項建設等形成激勵機制，引導與鼓勵地方高校圍繞區域重點戰略產業的需要辦學，辦成契合國家需要與區域特色的高水平省部共建高校。當省部共建高校繞到區域內教育部直屬高校的前面而成為該地區最耀眼的“明星”大學時，教育部就需要組織專家研究與發掘其潛在的辦學策略，甚至由此形成推動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創新理念。這種迎頭超越的現象在現有的高等教育格局中難以發生，因為“雙一流”建設高校與教育部直屬高校擁有優勢資源的現狀難以改變，只有遴選一批次優水平的省部共建高校對接相應區域內一流水平的直屬高校，發生的逆襲奇跡最有可能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捕捉與分析。當前，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與瓶頸期，省部共建高校不失為值得探索的試驗田與窗口區。

總之，省部共建高校2.0不僅能進一步優化區域均衡的原始功能、強化示范引領的基本功能，而且能夠固化協同攻關的新增功能、內化體制創新的隱性功能。發掘與梳理省部共建高校的四重功能定位，能夠體現其區別于“雙一流”建設高校、教育部直屬高校的不可替代性，也可以折射出新一輪省部共建高校遴選與治理的政策取向性。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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