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編譯

導語：

2024年末，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突然垮臺，為中東局勢再添變數，也使土耳其13年的深度介入迎來關鍵節點。這個歐亞之交的國家近年發展出獨特的外交策略：在不同議題上與不同大國靈活博弈，通過參與“一帶一路”、發展軍工科技等手段提升影響力。但這種“交易式”外交也面臨挑戰：外交資源透支、經濟對外依存加深、與傳統盟友關系緊張，甚至在敘利亞戰后安排等核心議題上力不從心。這也為其他中等強國提供啟示：缺乏健全的國內基礎，外交策略可能難以為繼。

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土耳其的中等強國困境：交易型外交政策的被忽視代價》(Turkey’s Middle-Power Dilemma: The Overlooked Costs of a 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作者是穆斯塔法·庫特萊（Mustafa Kutlay），倫敦大學圣喬治城學院高級講師，伊斯坦布爾政策中心高級學者。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在國際秩序日益動蕩的當下，中等強國似乎迎來了新機遇。全球地緣格局正變得更加多極化和交易化，不再由美國主導的戰后聯盟體系或規則外交主宰。巴西、印尼、沙特等國正努力適應這一變化。土耳其也不例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安卡拉日益拉近與傳統西方盟友之外國家的關系，例如俄羅斯和中國，同時也努力擴大其在非西方世界的影響力。目前，土耳其的外交使團數量位居全球第三，僅次于中國和美國。在南高加索、黑海地區、中東與北非等多個沖突地帶，土耳其扮演著愈發自信的角色。

以敘利亞政策為例，土耳其在該地區發揮中等強國影響力的方式體現得尤為典型，甚至有時力壓看似更強大的玩家。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土耳其政府明確反對阿薩德政權，并向反對派組織提供物資支持。即便在阿薩德依靠伊朗與俄羅斯穩固政權的階段，土耳其仍堅定施壓，盡管導致大批難民涌入，對土耳其南部邊境造成安全威脅，政策依然未中斷。直到2024年12月，阿薩德政權出人意料地垮臺——13年后，土耳其的堅持獲得了遲來的回報，安卡拉的對手消失了。如今其支持的反對派力量控制大馬士革，安卡拉直接掌握對敘政策話語權。盡管地緣政治局勢仍極為脆弱，敘利亞重建也將是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但土耳其已確立自己為塑造該國未來的重要外部力量。

眼下，土耳其在敘利亞的政策似乎暫時奏效。20年前，這些國家的外交成功之道在于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模范成員"。如今，"戰略自主"已成為新的游戲規則。然而，如果土耳其和其他類似國家未能充分認識到這種戰略自主路徑的代價，就可能耗損合作伙伴關系、過度消耗外交資源，乃至模糊自身經濟優先事項。將“交易外交”視為中等強國的天然優勢，是一種幻想。

走向西方之外的世界

土耳其決策者堅信，多極化趨勢正在塑造一個新世界，而土耳其理應積極參與其中。歷史上，該國的外交重心集中在近鄰及其西方盟友上。自冷戰初期以來，土耳其的大部分貿易對象是歐洲，并于1952年加入北約，將國家安全嵌入西方體系。

如今，土耳其與非西方國家的聯系迅速增強，拓展全球南方影響力已成為其戰略核心。2002年，土耳其與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亞洲國家貿易總額僅為與歐盟的一半；二十年后，亞洲貿易量反超歐洲。與非洲國家的貿易額則從2014年的212億美元躍升至2024年的333億美元，貿易額增長了50%以上。駐非洲大使館數量也從2002年的12個增至2022年的44個。作為在非洲謀求"權力掮客"角色的長期戰略一環，土耳其政府去年促成埃塞俄比亞與索馬里領導人談判，試圖化解兩國圍繞埃塞在索馬里蘭建港計劃的爭端。

與此同時，地區動蕩與與西方安全伙伴關系的弱化，促使土耳其大力發展本土國防與航天技術。在政府與私營企業的聯合投資推動下，土耳其無人機產業迅速崛起，出口至30多個國家。至2024年，土耳其國防與航天出口額升至7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近30%。截至2023年，已有三家土耳其軍工企業躋身全球百強。

土耳其近年來也在其他領域積極拓展國際合作對象，意在將土耳其塑造為“聯通國家”（connector country）——連接亞洲與歐洲之間的投資、交通與能源流動樞紐。2012年，土耳其成為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SCO）的對話伙伴國。2015年，土耳其正式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土耳其提出的“中間走廊”計劃設想打造貫通東亞、中亞、高加索的交通走廊，與“一帶一路”共同構建橫跨歐亞大陸的基礎設施網絡。自2011年以來，土耳其政府通過公私合營模式（PPP），在高速公路、橋梁、港口和機場等項目上累計投資約1150億美元，以提升自身作為歐亞交通樞紐的基礎設施質量。去年，土耳其邁出迄今為止與非西方經濟體接軌的最重要一步：正式申請加入“金磚國家”（BRICS）——一個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領導，影響力日益上升的新興國家集團。

經濟對沖的代價

在積極建立多元外交伙伴關系的同時，土耳其并未充分評估其矛盾地位所帶來的脆弱性。多極化確實可能帶來經濟機會，但同樣意味著風險上升。要想在這一緊繃的鋼索上穩步前行，土耳其和其他中等強國一樣，必須具備自我節制，并清晰認知自身的戰略邊界。

對土耳其而言，最核心的關切是“經濟安全”。在一個愈加交易化的世界里，中等強國希望在不同議題上與多個大國展開合作，避免過度依賴。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加速碎片化，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挑起貿易與科技戰后，許多國家面臨“選邊站隊”的壓力。土耳其的困境尤甚，其對相互競爭的陣營存在多重依賴，無法承受失去任一方的代價：無論是俄羅斯的天然氣、中國的工業制品、歐洲的市場，還是美元作為全球結算工具的地位。

土耳其正在加深與非西方世界的經濟利益。2024年，土耳其與俄羅斯和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1010億美元，占其整體對外貿易的近17%。這一結構持續擴大其貿易逆差。然而，土耳其經濟增長仍有賴于西方的市場和資本：其對歐盟的出口規模與進口基本持平，近七成外資直接投資來自歐盟與美國。若被卷入貿易戰、技術封鎖和制裁混戰，土耳其或將面臨嚴重的經濟動蕩。

從表面看，貿易與投資多元化似乎是中等強國降低依賴、分散風險的保險策略。但現實中，土耳其迄今仍難以將這一“對沖戰略”轉化為實際經濟收益。這一困境部分源于國內政治不確定性，使外資投資者望而卻步。2019至2023年，土耳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僅為530億美元——相比之下，經濟體量不到土耳其一半的越南（另一個“對沖夾縫”國家）同期卻吸引了840億美元。

事實上，要想打造有效的“對沖型”外交戰略，首要任務是打牢國內基礎。土耳其若希望降低對外依賴、增強經濟韌性，必須構建全面的產業政策與強有力的制度架構。它的開放經濟雖然缺乏自然資源，但已經實現了重要的市場和產品多樣化，并且其民營企業家十分活躍。

然而，土耳其經濟的結構強化了其對外依賴，特別是在高附加值產品上嚴重依賴進口。其制造業出口中，僅有4%為先進技術產品，而全球平均水平為19%。

大國關系間的走鋼絲

土耳其和其他中等強國尋求“戰略自主”的邏輯本無可厚非。但若追求過頭，反而可能引火燒身。土耳其在“阿拉伯之春”以來的過度冒進就是前車之鑒：在周邊國家和全球伙伴中頻繁樹敵，導致外交超負荷，資源耗散。自2011年阿薩德政權對示威者發動暴力鎮壓后，土耳其與敘利亞關系破裂；2012年因公開支持穆爾西政府，與沙特關系緊張；2013年塞西掌權后，土耳其又與埃及新政權關系惡化。整個十年間，土耳其在敘利亞、移民議題及其他戰略事務上與歐盟和美國屢生齟齬。隨著這些僵局持續，外國資本加速撤離；安全風險上升令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財政資源用于穩定局勢；同時，外交政策也日益卷入國內政治對立，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

當下，土耳其需要在與傳統西方盟友的長期關系和與非西方世界接觸的戰略之間尋找平衡點。尤其是與西方關系，亟需重建。過去十年里，土歐之間的合作越來越趨于交易性，缺乏共同目標與價值基礎。例如：歐盟以援助資金換取土耳其阻擋敘利亞難民進入歐洲，而歐盟也默許了土耳其民主倒退的現實——這種“交換式默契”逐漸取代了結構性戰略合作。

“交易外交，并未真正推動土耳其最緊迫的國家利益”。更復雜的是，土耳其并非一個典型的“非結盟國”。盡管它在積極接觸“金磚”及“上海合作組織”，但它仍是北約成員、歐盟關稅同盟成員、歐洲委員會創始國以及歐盟候選國。這些制度性關系對其行為設定了現實期望與限制。此外，交易式外交在具體成果上也表現乏力。土歐雙方已就升級關稅同盟談判十年，目的是推動土耳其的經濟發展、綠色轉型及更深度融入歐洲重組后的產業鏈。但至今無實質進展。

申根簽證制度的改革也遲遲未果，使普通土耳其公民在前往歐洲旅行、經商時面臨繁瑣障礙。至于烏克蘭、地中海東部和敘利亞等地區議題，土耳其與其西方伙伴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穩定的合作機制。

若要打破這一僵局，土耳其或可借敘利亞戰后格局重塑的契機，重啟與歐盟的關系。盡管土耳其與敘利亞新政府關系密切，但其難以獨立承擔敘利亞龐大的重建成本。倘若土歐聯手，或可在阻止新一輪難民潮、穩定中東秩序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前提是，雙方都需改變彼此定位方式。

中等強國的抉擇

多極世界的崛起，常被視為“中等強國的復興”契機。傳統觀念認為，在大國競爭加劇、全球制度性約束削弱的背景下，中等國家可借此突破邊緣地位，主動塑造地區和全球格局。要實現這一目標，中等強國應避免卷入排他性聯盟，也不必急于“選邊站隊”，而是可通過“靈活外交”與多方建立平行關系。

正如巴西總統盧拉所說：“我不想選邊站。我既要與美國發展關系，也要和中國發展關系，我不偏袒任何一方。”特朗普重返白宮似乎強化了這種思維方式，因為美國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明確地交易化，優先考慮為特定國家利益服務的交易，而不是對聯盟和規范的明確承諾。

這種“看似靈活”的中間路線，其實潛藏巨大代價。尤其對于像土耳其這樣外向型依賴高度集中的經濟體而言，若缺乏嚴謹的經濟戰略，便極易在全球貿易戰、供應鏈中斷、科技脫鉤等沖擊中受到重創。一個主動而強勢的外交政策，必須由穩健的國內制度和有韌性的經濟結構支撐，否則就會陷入“外強中干”的困境。所謂“戰略自主”也有其邊界：若四處討好、廣泛布局而又資源不足，不僅難以形成影響力，反而容易在關鍵時刻陷入孤立。土耳其和其他中等強國或許將“交易外交”視為當下全球局勢中的最優路徑，但如果這一策略缺乏現實評估和制度配套，其成本可能會大于收益。

編譯：王薪堯

編務：劉佳音

責編：梁雨迪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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