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劉子通

許永強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廣為流傳。然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根據有關文獻,在1979年7月27日致中共黃岡縣委統戰部的公函中,提到了另一種說法:即“南陳、北李、中劉”。其中“南陳”指陳獨秀,“北李”指李大釗,“中劉”則指劉子通。

劉子通是中國同盟會首批會員,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全國53名早期黨員之一,他通過教育實踐、辦報刊等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被稱為“我黨早期宣傳家”。

很少有人知道,除去劉子通的家鄉湖北,他在四川成都也留下了堅實的足跡。劉子通在四川成都鐵道學堂擔任教習的3年多時間里,積極在學生中宣傳革命進步思想,在成都學生間很有聲望,被郭沫若稱為“政治啟蒙老師”。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劉子通,又名子棟,譜名泰湘,1885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黃岡縣東弦鄉孫家咀區留書灣(現黃岡市黃州區路口鎮新華村)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劉德金是府學庠生,劉子通自幼便在父親的教導下接受傳統教育,長大后,因不滿清王朝無能、國事衰敗,劉子通在父親的支持下,先后在黃州、武昌等地游學讀書。正是這段時間,他認識了何自新、熊十力等有志之士。

1905年春,20歲的劉子通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在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范科學習。民族內憂外患之際,年輕的劉子通也和許多走出國門探索救國道路的知識分子一樣,積極投身民主革命。當時,正值孫中山與黃興在日本創建反清革命團體——同盟會。1905年7月30日同盟會第一次籌備會,劉子通積極參加,據《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記載,劉子通是同盟會的第一批會員,也是當時最年輕的幾個會員之一。同年11月,日本政府頒布《取締清國學生規則》,劉子通參加了聲勢浩大的集體罷課行動。1906年2月,劉子通憤然回國。

回到湖北后,劉子通在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余誠的安排下,擔負起“運動學界”的責任。他參加黃岡老鄉熊十力等人發起的黃岡軍學界講習社,宣傳革命思想,黃岡軍學界講習社很快發展為日知會的外圍組織。講習社被封閉后,劉子通隨講習社成員轉入同盟會領導下的日知會,并積極參加余誠組織的湖北教育會活動。

1906年末,萍瀏醴起義爆發,起義失敗后,日知會成員劉靜庵、吳貢三、殷子衡、張難先等先后被捕,劉子通也遭到通緝,無奈下,他只得返回老家黃岡避難。在緊張的局勢中,劉子通依然沒有放棄,他積極與外界聯系,為革命尋求出路。

成都學生運動的領袖

1908年春節前夕,局勢有所緩解后,劉子通來到四川成都,擔任鐵道學堂(位于今成都市青羊區文廟前街)教習。在鐵道學堂的三年多時間里,劉子通以教員的身份為掩護,傳播革命思想,“在成都的學生間很有聲望”。

相對于劉子通在湖北的經歷,他在成都這段時間的研究資料很少,郭沫若在自傳《少年時代》中記錄了劉子通在離開成都前的幾個月里,指導成都學生進行運動的事跡,并稱其為自己的“政治啟蒙老師”。

1910年冬天,成都教育總會在四川高等學堂號召學生集會,聲援北京“第四次速開國會請愿”學潮,來自四川各學堂的學生代表約200人齊聚成都教育總會議事廳。時年19歲的郭沫若是四川官立高等學堂(今四川大學前身)分設中學堂丙班的代表,自然參加了集會。因學生們缺乏政治訓練,對于開會的方式、程序等都沒有把握,會場上一度十分混亂。“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臺。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歲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馬褂,戴一副鐵絲近視眼鏡”,這是郭沫若筆下第一次見到劉子通的情景,“劉先生的名氣我老早就聽見過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見他……他在成都學生間很有聲望。就是他這聲望把一些無經驗、無訓練的學生征服了”。

“今天的會不是這樣開的,應該先推舉出一個臨時主席,再來討論本會的進行,產生出本會的決議……此外如像通電京滬學界表示聲援,通函省內各學校各界共同起來參加,都是今天本會應該急于解決的事。”劉子通用簡單平實的幾句話,分步驟指導學生們如何進行運動,讓在場摸不著頭腦的學生們“撥云霧而見青天,贊成的聲浪在全場中沸騰了起來”。多年后,郭沫若回憶起這次會議時,稱劉子通的演講給予四川學生界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說是有生以來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訓練”。

在劉子通的指導下,成都的學潮運動井然有序地開展起來,青年學生向當局提出了“早開國會,廢除專制”的要求,被時任四川總督的趙爾巽拒絕,劉子通也因此被軍警帶走,被驅逐出四川境內。

之后,在成都同盟會的營救下,劉子通潛回湖北。劉子通回鄂不久,四川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曾經在他的指導下參加請愿運動的不少人都成為保路運動的骨干力量。而回到湖北的劉子通,也在武昌首義后,與眾多革命志士一起投入首義光復活動。劉子通秘密回到黃州,組織黃州城內革命人士內應,策動清政府黃州營防駐軍嘩變,黃州成為繼武漢后光復的州府。

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的斗士

辛亥革命的勝利為劉子通帶來的喜悅是短暫的。1912年,湖北軍政府督軍黎元洪重用一批舊官僚,排擠革命分子,劉子通不得不離開湖北軍政機關,進入武昌中華學校(后改名中華大學)教書,并在教書的同時探尋新的革命道路。

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是劉子通在中華大學的學生,兩人曾進行多次論學,寫下多封書信。受惲代英的影響,劉子通開始重視實踐,向辯證唯物主義轉變;同時,劉子通也成為惲代英早期哲學思想形成過程中的良師益友。

“五四運動”后,劉子通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拯救中國,開始從激進的民主主義革命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2月,陳獨秀到武漢宣傳馬克思主義,劉子通聆聽了陳獨秀作的演講后深受啟發。不久后,他與陳潭秋、黃負生一同深入調查漢口工人的生活狀況,了解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了他們根據調查的情況以筆名“劉云生”撰寫的《漢口苦力狀況》調查報告。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等創建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后又成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劉子通是最初參加研究會的20余名成員之一。入會后不久,劉子通在陳潭秋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湖北最早的黨員之一。1921年1月,劉子通與惲代英、黃負生、陳潭秋等創辦了《武漢星期評論》,刊物的內容極為豐富,“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會為宗旨”,實際上成為湖北黨組織的機關刊物。

除在武昌中華大學任教,劉子通還先后受聘于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武漢中學、湖北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等,他在湖北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的學生夏之栩、李文宜、徐全直、袁溥之等,后來都成為黨的早期女革命家。

1922年2月,湖北省立女子師范學校校長王式玉等守舊勢力以“宣傳赤化”“煽運學潮”為由,宣布解聘劉子通。這次事件引發了長達8個月的女師學潮,學潮雖然達到了驅逐王式玉的目的,但使湖北的守舊勢力極度恐慌,湖北當局將劉子通驅逐出境。

1923年,在李大釗的引薦下,劉子通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并參加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組織的活動。1924年春,劉子通因嚴重的肺病逝世于家鄉,終年39歲。

劉子通短暫的一生,經歷了從舊式的知識分子到民主主義革命者、從激進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他在湖北、四川的經歷,為黨的早期宣傳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1945年6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將劉子通列入《死難烈士英名錄(1921—1945)》;1979年10月,劉子通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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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許永強(晚霞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