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納克，英國歷史上首位亞裔首相，上任時正值政局動蕩。

特拉斯閃辭，民眾怨聲載道，通脹高企，罷工不斷，保守黨支持率跌入谷底。

蘇納克提出控物價、減稅收、談罷工、控移民，一系列舉措連軸推出，試圖重建信任。

但民心難收，黨內裂痕未愈，2024年選舉，保守黨慘敗。

他隨即引咎辭職，未能扭轉頹勢。

不過在他任內，確實有件頗具戲劇性的插曲。

2023年，第53任首相卡梅倫突然回歸政壇，出任外交大臣。

這一消息震動輿論。媒體驚呼“舊人歸位”，社會各界滿是疑問。

對蘇納克而言，這是一次高風險的布局

把英國玩殘的男人

要理解今日英國政局為何百孔千瘡，就繞不開一個人——戴維·卡梅倫。

這位保守黨領袖，曾在英國政壇如日中天。

可他在任期內親手點燃了一枚政治核彈，并在引爆后倉皇離場，將滿目瘡痍的殘局留給后來者。

2016年6月，為回應黨內壓力，平息疑歐派的躁動，卡梅倫發起了一場全民公投。

當時“脫歐”陣營以51.9%的微弱優勢勝出，卡梅倫當即宣布辭職。

英國，從此走上一條代價高昂、難以回頭的不歸路。

實際上，卡梅倫并不是真心想脫歐。

他曾在多個場合強調，英國留在歐盟才是“國家利益”。

但面對黨內的撕裂和獨立黨的步步緊逼，他選擇妥協，試圖用一場全民公投換來權力的穩固。

這場公投的根源，可追溯至更早的黨內博弈。

卡梅倫自2005年出任保守黨領袖以來，始終面臨黨內疑歐派的掣肘。

為維系團結，他不得不在歐洲問題上頻頻讓步。

2009年，他承諾未來任何將權力轉讓給歐盟的行為，必須通過全民公投批準。

2010年，他帶領保守黨勝選，但由于無法單獨執政，只能與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

這種政治制衡進一步限制了他的回旋余地。

與此同時，疑歐情緒在英國社會悄然蔓延。

金融危機后，英國經濟復蘇乏力，大量東歐移民涌入，讓部分中下層民眾感到不安。

獨立黨乘勢而起，主打“反歐”與“反移民”兩張牌，迅速吸走保守黨的票倉。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獨立黨一舉奪得英國最多議席，震動政壇。

卡梅倫明白，再不采取行動，保守黨就將喪失執政優勢。

為此，他推出“脫歐公投”三重邏輯：一是安撫黨內疑歐派，鞏固自身領導權；二是搶占議題主動，阻擊獨立黨勢頭；三是向歐盟施壓，爭取“特殊待遇”。

他自信滿滿，認為可通過公投談判換來歐盟改革，再以此贏得國內支持。

但他錯估了形勢。

歐盟雖給予一定讓步，卻遠未滿足英國強硬派的要求。

而脫歐陣營則抓住一切社會焦慮，煽動民族情緒，夸大歐盟管轄的弊病，操弄輿論走向。

最關鍵的是，卡梅倫始終未能提供清晰、可行的“留歐”愿景，導致選民在情緒與現實之間徘徊，最終選擇了“離開”。

公投結束那一刻，英國社會陷入深層撕裂。

蘇格蘭要求再次公投以謀求獨立，北愛爾蘭邊界問題死灰復燃，倫敦金融城哀鴻遍野，大量跨國企業加速外遷。

議會多年僵持、三任首相更迭，脫歐流程一拖再拖。

民眾對政治體系的信任被徹底削弱，英國國際信譽大打折扣。

卡梅倫未曾預料，這場本為化解內憂的操作，竟成為英國現代政治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決策。

他點燃了民族主義，也開啟了“后真相”政治時代。

如今回望，人們已很難將他與“務實改革者”畫上等號，更多的是將他視為那個打開潘多拉魔盒的人。

后果比想象中嚴重

從表面看，卡梅倫發起的“脫歐公投”，曾一度為保守黨贏得選戰優勢。

2017年大選中，保守黨在英格蘭北部和中部傳統工黨票倉中表現搶眼，吸引了大量支持脫歐的藍領工人，成功邊緣化了獨立黨。

這似乎驗證了卡梅倫曾經的設想，通過一次全民公投，消化掉長期困擾英國政治的“歐洲問題”。

但很快，現實用數年的混亂與代價，打碎了這一幻想。

自公投結果公布起，保守黨便陷入路線之爭。“

軟脫歐”派主張保留單一市場與關稅同盟，保障經濟穩定；“硬脫歐”派則要求徹底退出歐盟架構，收回主權與邊境控制。

前者擔心經濟失序，后者強調國家自主。兩派長期博弈，令執政團隊步履維艱。

特雷莎·梅在任期間，三次將脫歐協議提交議會均遭否決。

她最終以“無力推進進程”為由辭去首相職務，成為“脫歐困局”的第一位犧牲者。

同時，反對黨也深陷撕裂。

工黨內部因黨魁杰里米·科爾賓在公投階段態度曖昧，遭遇普遍批評。

議員對其發起不信任投票，盡管他成功連任，卻無法提供清晰的政策方向。

面對選民分裂、基層動搖，科爾賓只能反復強調“公平脫歐”，試圖平衡各方，實則毫無實質主張。最終，他既未能擊敗保守黨，也未能團結本黨陣營。

更大的政治裂痕出現在議會與政府的權力沖突上。

脫歐進程誰主其責？議會與唐寧街展開長達數年的爭奪。

議會內部聲音分裂，“軟脫歐”“硬脫歐”“二次公投”“無協議脫歐”四種主張并存，互不妥協。程序僵死，議案癱瘓，政治失靈在英國成為常態。

“脫歐公投”不僅暴露地區分歧，還激發了英國內部長期壓抑的分離主義情緒。

蘇格蘭在2014年獨立公投失敗后，曾短暫回歸“聯合王國”的集體認同。

但2016年，62%的蘇格蘭選民選擇留歐，脫歐結果使蘇格蘭政府立場驟變。

民族黨領袖斯特金指出，“歐盟成員國身份”是蘇格蘭當年選擇留在英國的關鍵前提，如今這一基礎已不復存在。

2017年3月，蘇格蘭議會通過動議，準備推動二次獨立公投，雖然隨后因選舉失利暫緩，但獨立議題已全面重返政治主軸。

斯特金明確表示，一旦英歐談判結束，將重新啟動公投流程。

民族黨同時提出“獨立入歐”路線圖，強調蘇格蘭唯有脫離倫敦、重返布魯塞爾，方能保障經濟、文化和身份安全。

與此同時，北愛爾蘭局勢也趨于緊張。多數北愛選民支持留歐，而英政府推動的脫歐，直接沖擊《貝爾法斯特協議》所構建的和平架構。

愛爾蘭政府更是積極運作，推動歐盟承諾：如北愛未來通過公投加入愛爾蘭共和國，統一后的國家將自動成為歐盟成員。

這等同于為統一開出制度綠燈，進一步削弱了英國中央政府在北愛的問題掌控力。

此外英國社會深層結構問題早已積累。

產業空心化，區域發展失衡，階層上升渠道狹窄，教育與醫療資源不均，這些問題在新自由主義推動下日益嚴重。

特雷莎·梅曾在2016年上任演講中，坦言年輕人買不起房，底層工薪階層生活艱難。她承諾要打造“為所有人服務的國家”，提出一系列社會改革計劃。

但事實證明，這些改革只是紙面藍圖。首相辦公桌上堆滿的是脫歐談判草案，部長會議里爭論的是關稅安排和邊境協議，議會審議的是脫歐修正案與協議投票。

國家治理資源幾乎被脫歐議題全部吞噬。

經濟數據也迅速反映脫歐后遺癥。英鎊貶值、企業投資萎縮、通脹加劇、商業信心走低，制造業信心指數頻創近年新低。

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將總部從倫敦遷往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法蘭克福，削弱了英國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日益上升，社會情緒愈加悲觀。

蘇納克的一招險棋

2023年11月，前首相卡梅倫在淡出政治舞臺七年之后，被時任首相里希·蘇納克任命為外交大臣。

在英國政治傳統中，離任首相往往不會再次擔任內閣要職。

一旦被選民“送下臺”，多數人選擇從此淡出權力核心，轉任顧問、慈善家，或前往國際組織任職，盡可能保持名譽體面。

而卡梅倫重返一線權力中心，直接入閣，顯然不屬常規。

更何況，他的政治生涯曾在“脫歐公投”中戛然而止，結局頗具爭議。

即便如此，他依舊獲得蘇納克信任，被委以重任，這本身就說明了此時保守黨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局勢，已迫使執政者不得不在“非常之時”使用“非常之人”。

卡梅倫在任內主導削減財政赤字、推動教育和醫療體制改革，在蘇格蘭獨立公投中成功捍衛“聯合王國”統一。

六年執政期間，英國就業率不斷攀升，經濟穩步復蘇，一度被視為保守黨“中道現實主義”的代表。

然而他發起的“脫歐公投”演變為一場國家級政治危機，導致英國社會撕裂，也使他本人政治聲望急轉直下，不得不辭職謝幕。

可以說，卡梅倫的能力曾獲得廣泛認可，但脫歐問題卻成為他政治生涯中無法抹去的污點。

至于蘇納克，則是另一個鮮明的對照。

他在2022年年僅42歲成為首相，從政時間短暫，缺乏處理復雜國際事務和政黨內部矛盾的經驗。

盡管他擁有牛津經濟學第一、金融行業從業背景等“高智商履歷”，也曾在疫情期間出任財政大臣，有一定執政成果，但在老練的政治人物面前仍顯稚嫩。

特別是在面對英國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矛盾激化、保守黨內部路線分歧等棘手問題時，蘇納克迫切需要一位在外交與政治斗爭中“久經沙場”的老將提供支撐。

2023年夏天，英國保守黨支持率跌至新低，僅有13%民眾支持政府。

街頭抗議不斷升級，鐵路工人、護士、教師等多個行業輪番罷工，民怨持續升溫。民調顯示，工黨支持率領先保守黨將近20個百分點。

這是蘇納克上任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之一。

在這種形勢下，他急需通過組建一支更具經驗和聲望的內閣團隊，來穩定民心、整合力量，備戰即將到來的2024年大選。

更深層的原因，來自外交戰線的壓力。

自2019年以來，英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頻繁轉向。

約翰遜時期提出“中國是制度性競爭對手”，特拉斯更是將中國列為“威脅”。

蘇納克在競選期間也一度喊出“中國是頭號安全威脅”的強硬口號。

但現實環境迫使他轉變立場。

在2022年11月的G20峰會上，他首次公開表態稱“中國是系統性挑戰”，語調明顯軟化。

這是外部環境與內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英國自身正陷入嚴峻的經濟與社會危機。

能源價格飆升、通脹水平居高不下、經濟衰退風險上升。

2023年英國家庭年均能源賬單費用暴漲至2500英鎊，同比上漲近一倍。

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地方行政體系瀕臨崩潰，甚至連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市政府也在9月宣布財政破產。

10月，IMF發布最新經濟預測報告指出，英國經濟增長將在2023年斷崖式下滑至0.5%，成為G7中唯一預計出現經濟萎縮的國家。

另一方面，國際格局日益復雜。

中美博弈加劇，歐盟開始修復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法國、德國首腦紛紛訪華。

在這種局勢下，英國若繼續強硬疏遠中國，不但難以獲得美國額外支持，還會被歐洲主要經濟體邊緣化，嚴重損害國家利益。

蘇納克顯然意識到，單靠美歐無法應對英國產業鏈脆弱、出口市場萎縮的困境，而維持穩定的中英關系，對緩解經濟壓力、吸引投資、推動貿易恢復具有現實意義。

所以此時，卡梅倫的回歸顯得尤為關鍵。

他在任內曾多次推動中英合作，主導“中英黃金時代”戰略，成功促成多個大型投資項目。即使在卸任后，他仍保持與中國高層的溝通與渠道。

這使他成為蘇納克內閣中，最有可能修復對華關系的橋梁人物。

于是，一個是急需補強執政團隊的“年輕掌舵人”，一個是謀求政治回歸的“資深老將”，二人最終一拍即合。

卡梅倫重新登場，為蘇納克吃定心丸，也為保守黨挽救民意提供了時間窗口。

而當時的蘇納克的確在現實與理想之間，走出了一步復雜卻必要的棋。

參考資料：

蘇納克政府對華認知變化與中英關系的未來

房樂憲 張雪兒

從利己開始，以禍國告終 ——對卡梅倫“脫歐公投”的再思考

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