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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中國審判》雜志原創稿件

文| 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課題組

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協同作用，進一步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取得了諸多成效。實踐中，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存在不同的治理效能。金融審判主要通過個案審判解決相關爭端，維護當事人權益；金融監管主要通過制定規則、監督執行等方式促進相關單位規范開展業務。目前，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之間的協同尚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如何進一步發揮各自治理優勢，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此，課題組擬對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協同的相關實踐進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議，以期為相關工作提供有益參考。

01

實踐探索檢視

（一）金融治理機制協同的實踐探索

課題組通過梳理分析各地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協同治理的經驗做法發現，相關實踐呈現出以下特征：

主要存在兩類協同模式。目前，關于相關協同模式的建立并沒有全國統一的標準，各地主要基于各自的地域情況進行自主探索。但課題組通過調研發現，可以將相關協同模式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建立職能協同統一、運行貫通的一體化實體工作平臺，如福建省廈門市兩級法院打造的廈門金融司法協同中心。第二類是法院與金融監管部門、行業協會等主體簽訂協議、制定框架、搭建渠道等，如上海金融法院聯合12家單位簽署相關協同模式文件。兩類協同模式均強調協同的正式制度安排。第一類模式集合力量更廣、資源更集中、效率更高，但對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支持、場所和人員配備、經費保障等方面的要求較高。第二類模式較為靈活，可操作性更強，但協同化程度存在一定的不足。

多部門共同參與機制的運行。從主導方式看，上述兩類協同模式中，既存在由法院主導設立的情形，也存在由地方黨委和政府主動倡議設立的情形。實踐中，以前者為主導的情況更為普遍。此外，為確保各項工作的順利推進，人民法院還會與眾多組織保持緊密有效的溝通與合作，整體呈現出以下特點：在前端，金融監管部門作為主導，開展金融規范檢查、處理金融消費投訴等工作；在中端，各類調解力量作為主體，同時發揮公證、仲裁的專業優勢和行業資源優勢，促使其優先參與糾紛化解工作；在后端，訴訟手段作為有益補充，兜底化解金融糾紛。

工作內容各有創新。各地法院建立的協同模式整體上圍繞黨建聯動、協同保障、糾紛化解、高效執行、信息互通、咨詢會商、法治調研、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呈現出多主體聯動、前端化治理、數字化治理等特征。同時，各地法院立足地方實際，在金融政務服務環境、金融市場交易環境、金融審判保障環境方面推出許多創新舉措，探索形成較多有益做法。例如，聚焦金融糾紛化解，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打造“鳳凰金融智審”系統、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打造“寧融智訴”一體化解紛平臺等智審平臺，連接法院、金融機構、當事人三大端口，集成全流程在線區塊鏈存證、訴前調解、司法確認、批量立案、電子送達、在線庭審、文書自動生成等功能，實現訴訟活動智能化、方式在線化、檔案無紙化、數據保真化。

（二）金融領域規章的適用

課題組通過調研發現，2021年至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部分地方高級人民法院及專門金融法院等共對外發布了183件民商類金融典型案例。其中，相關案件的法律援引部分共涉及22部金融領域規章，主要體現出以下特點：

從規范性文件類型看，適用部門規范性文件的情形較多。在相關案件中，涉及的金融領域規范性文件有部門規章、部門規范性文件、行業規定、地方規范性文件等。其中，適用部門規范性文件的情形最多，適用地方規范性文件的情況最少。行業規定基本適用于證券類糾紛。這一做法與證券類糾紛具備的交易結構復雜、產品層出不窮、矛盾新穎等特點相契合，能夠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從適用原因看，適用金融領域規章主要用以解決合同效力爭議。在樣本案例中，在解決以下三類問題時通常會適用金融領域規章：一是對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進行穿透式的審查，并對當事人的隱藏行為作出評價。二是對訴爭合同的效力進行審查，分析合同約定是否有違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進而對合同效力作出認定。三是對金融領域規章能否作為金融市場主體負有某種義務的來源進行認定。

從援引方式看，在參照適用時注重釋法說理。在樣本案例中，沒有法院直接將金融領域規章的相關內容作為合同無效的事由，而是參照相關內容，審慎權衡監管的嚴格程度、交易安全的保障以及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等多個維度。只有在涉及破壞金融安全、市場秩序穩定以及不符合國家宏觀政策與公序良俗等核心要素時，才認定相關合同無效，并在裁判文書中充分說理。

02

實踐問題檢視

課題組通過調研發現，實踐中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部門間的信息共享有待進一步完善。只有通過信息共享，相關部門才能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高風險、高成本等問題。但是，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的協同屬于跨系統的協調銜接。目前，各地法院、金融監管部門的信息交流主要以碎片化、被動式為主，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相關工作的成效。

金融領域規章的適用存在一定難度。一是在部分案件中，判斷應否適用金融領域規章存在一定難度。例如，對于違反金融領域規章的交易行為，部分法院選擇謹慎的立場，并不輕易適用金融領域規章；部分法院選擇基于不同的利益考慮選擇性適用金融領域規章。二是適用金融領域規章的論證說理的難度較大。三是“穿透式審查”的尺度難以把握。在相關案件辦理過程中，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規范作為依據，法官更多依賴自身的審判經驗、調查能力，以及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等方面綜合判斷。

金融協同治理的理念有待深化。一是存在“重分工輕協作”的理念偏差。例如，關于化解金融糾紛，部分法院更加關注緩解訴訟案件處理壓力，而部分行業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則更為關注與自身職責緊密相關的糾紛解決工作。二是存在“重目的輕手段”的認識局限。以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為例，部分銀行基于確保符合呆賬核銷流程、規避內部追責等目的，傾向于通過判決解決債務問題，而金融消費者則更傾向于通過調解等方式化解糾紛。三是存在“重化解輕預防”的思想誤區。司法實踐中，部分法院只關注案件本身，未能充分發揮典型案例的指引功能。

金融治理合力有待進一步加強。一是部分行政機關參與金融協同治理的力度有待增強。例如，部分行政機關在接到群眾反映的問題時，常以法院裁判可以強制執行、具有權威性等為由，將糾紛引導至訴訟端。二是人民調解和行業調解的作用有待進一步發揮。部分地區存在政策支持不足、經費短缺、人民調解員流動性大、資質要求不明晰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調解工作的成效。三是金融機構參與社會治理的責任不明確。金融借貸領域是矛盾風險多發領域，但相關制度尚未對金融機構的主體責任予以明確。

03

協同路徑的完善建議

（一）把握好協同共治中的“三組關系”

課題組認為，要想避免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之間存在的功能混淆、職責界限不清等問題，實現順暢協調、協同共治，就需要從理念上把握好協同共治中的“三組關系”。

第一組關系是“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即應當確保金融審判在堅持中立的同時，靈活且有針對性地發揮金融監管的作用，既展現司法的謙抑態度，又給予金融監管充分的尊重。

第二組關系是“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的關系。金融創新在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一定的金融風險。因此，金融創新應以市場穩定和風險防范為基礎，進一步強化宏觀審慎監管職責。

第三組關系是“綜合治理”和“前端治理”的關系。應當明確的是，前端治理的目標是正式立案和進入審判環節的案件數量下降，綜合治理的目標是整個社會糾紛數量的減少。金融糾紛前端治理的成效應體現在實現金融糾紛的合力共治。

（二）構建金融糾紛前端治理體系

課題組認為，可以結合金融糾紛的特點，形成“行業自治在前、前端調解優先、市場解紛居次、金融訴訟兜底”的金融糾紛化解體系，促推實現“前端化解80%的金融糾紛，通過訴訟化解20%具有一定難度和典型意義的糾紛”的目標。具體包括以下內容：一是提升金融機構前端的內控能力，審慎授信放貸，壓實解紛主體責任，自主催收債務。二是可以建立以當事人付費為主、政府采購調解服務托底的市場供給模式。同時，可以開展訴前失聯修復工作，解決債務人失聯導致的調解成功率低的問題。三是引入仲裁、公證等市場化糾紛解決力量，分流不能通過金融機構自主催收或無法調解的金融案件。四是切實發揮訴訟“最后一道防線”的功能，并運用好“擔保物權實現”“支付令”等便捷的權利實現程序。同時，可以創新數字金融解紛機制，從技術層面為金融審判提質增效。

（三）探索金融領域規章司法適用標準

關于金融領域規章的司法適用問題。課題組認為，可以兼顧金融審判與金融監管的各自效能，構建“原則—限制—例外”的金融領域規章司法適用標準。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以金融審判尊重監管規則為原則。課題組認為，金融審判可以承認某些金融領域規章的類法源地位，以彌補當前金融領域規章在司法適用中的不足。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基于這一規定，違反金融領域規章，并不直接導致合同無效，往往要通過對“違背公序良俗”進行解釋，進一步適用相關規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出臺司法解釋，解決當前存在的擴大解釋等問題。

以比例原則在金融領域規章中的適用為限制。一是考察當事人的主觀目的，明確當事人是無心之失，還是存在監管套利的主觀惡意。二是考察當事人違反金融領域規章的具體情形，主要包括考察其是否違反了附隨義務、注意義務，以及是否違反了規章所確定的核心義務、忠實義務。三是考察當事人違反金融領域規章的后果。基于此，如果當事人的主觀目的存在惡意，又違反了金融領域規章的核心義務，且對金融市場秩序穩定存在較大隱患，則可以此為由認定金融商事交易合同無效。

以特別情勢下的會診機制為例外。一是擬否定已有金融領域規章效力或間接否定金融領域規章規定內容的情形；二是金融領域規章存在漏洞，需要通過裁判確立新的規則的情形；三是具有較強金融風險隱患，可能引發金融風險的情形。基于此，課題組認為，可以建立由金融監管專家、審判業務專家、金融行業協會資深從業人士等人員組成的會診機制，共同對金融監管規則的制定背景、適用范圍、規制效果等進行論證，對金融監管規則的司法適用提出意見。合議庭可以在充分聽取會診論證和討論的基礎上，逐層級提交專業法官會議、審判委員會等作出綜合判斷。

（四）構建金融領域綜合治理范式

課題組認為，可以構建以規范展業治理為主要內容的治理格局。一是充分發揮司法建議的作用。可以通過司法建議引導金融機構形成金融風險識別、處置、防范閉環。同時，可以協同金融監管部門、行業自治組織促進金融機構完善內部治理，健全規章制度，形成有效規范管理體系，降低金融風險和糾紛成訟率。二是進一步加強溝通聯絡。課題組認為，一方面，相關部門可以定期聯合研判金融風險情況，并通過開展業務培訓、編印金融法治刊物等方式加強溝通；另一方面，可以搭建雙向交流學習平臺，推廣金融審判專家陪審機制，加強人才交流工作。

（課題組成員：彭杰榮 周剛 周子昌 文堅 劉全志 潘敏 黃燕芝 翁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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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8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66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