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錢糧事務莫大于漕運、鹽法”。順治二年（1645），行鹽1716625引，征課銀563310余兩。次年，鹽引增至300余萬道，十六年（1659）達400余萬道。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對鹽務的重要性作出了表述。據民國前期外國專家對鹽稅的調查，“中國財政大半仰給于此。”

清末民初，由于中國不少外債以鹽稅作擔保，為了調查鹽稅的準確數字，外方債務人分派歐、日專家擔任調查工作，估計全國每年鹽稅收入在4800萬到6400萬兩庫平銀之間，實際解交中央的鹽稅約為1300萬兩?！按藬到浉鞣矫嫠J為可靠也?！?/p>

1919以前，中國鹽稅均由各省征收，鹽政由各省管理，中央政府除厘定稅率及頒布鹽制規則外，其余不復過問。于是各省督撫紛紛假手鹽運使監管省內一切鹽政事務，除特別問題需奏請批準外，其余均自行全權辦理。鹽稅由各省政府留存一部分為行政經費，各省的教育費、修堤費等亦由鹽稅內加征留省支用。故每年解交北京的鹽稅款僅為一小部分?！爸粮魇∷浭諗的烤鶡o從稽考?！?/p>

除了正規的鹽稅、各種附捐外，清朝最高統治者還向商人收取類似賄金的報效。僅在1738-1804年，兩淮鹽商就向政府捐獻（報效）白銀36370968兩，這還不包括他們為乾隆南游所花費的467萬兩白銀，也不包括為鹽官們捐獻的許多小額款項。[據景本白的統計，1700-1804年，鹽商在助軍、助賑方面的報效為2600余萬兩-作者注]

通過捐獻，許多鹽商獲得了官階。這種捐獻實則上是向皇帝的合法行賄，因而在“盛世”時，這種捐獻不勝枚舉。鹽商總是不放過任何“報效”的機會，如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舉行千叟大宴，兩淮總、散各商江廣達等情愿恭進銀100萬兩。這印證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的論述：“專制的國家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對哪一位上級都不能不送禮物，就是對君王也不能例外。”民國前期，有人寫道：“報效、報效，鹽商罪惡皆借汝名而行?！庇械膶W者認為，乾隆所采取的不公正政策，源于其思想不是正統的儒家倫理。我們認為，至少在鹽務政策方面，其偏向性的政策，相當程度上是收取商賄的結果。

時人指出，清初，鹽引每年由戶部頒發，逐年更換，并不固定，但引商通過向最高統治者公開行賄，遂使引商變為世襲，“其所以成為世業者，亦自有故。引商往往乘國家有大征伐，以報效美名，納賄于政府。既受其巨賄，勢不能更換新商，于是互相利用，引商遂為驕子。”

對普通百姓而言，報效帶來的基本是負面的影響，“因報效而加價短秤、摻雜泥沙，其損失比較商人之報效，百倍不止。蓋報效僅出一次，而人民之受害則子孫萬世也”。

民國前期，鹽商則以繳納“驗票費”的名義向最高統治者行賄。第一次系在袁世凱實行帝制時，“引商擬報效千萬，為大典籌備經費”，山東鹽商已經繳納，終因稽核總所外籍會辦丁恩的反對而終止；第二次為曹錕賄選時期，“擬以驗票費為大選之用”，兩淮地區籌措了有關資金，后因兩浙獨立，淮商觀望而中止；第三次為吳佩孚任八省聯軍統帥時，“亦欲以驗票費供軍餉”，因國民革命軍北伐而中止；第四次在國民政府建立后，“舊案重提”。

如果說，在太平天國戰爭以前，兩淮商人以報效為名進行的政治投資尚是出于自愿的話，太平天國戰爭發生后的“報效”，則完全是政府強迫進行的。史稱：“自粵寇橫肆、外族侵侮，度支告匱，增榷算緡，海內耗弊，于是計臣仰屋愁嘆，不得已而指派商捐，或百萬或數十萬，攤諸通綱，而眾商推諉，或以食岸求免，或以下則減派，嘖嘖辨論，甚至以輾轉移獎之法，為招徠商捐之地，百呼而后一應。是豈報效之忱今不古若哉？”

民國初年，北京政府仍沿用了強制“報效”這一做法。1915年5月25日，因國庫空虛，經費無著，勒令全國鹽商報效1000萬元，如不遵照辦理，則將其引權取消。

畢竟，“報效”還是能夠換得政治利益的，而“帑息”則體現了最高統治者對鹽業利益的肆意掠奪。據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巡鹽御史曹寅奏：康熙四十二年（1703），兩淮鹽商向國庫“借帑”100萬兩，1706年開始，商人于5年內每年帶還23萬，于1710年結清。

此后，未聞再有類似的實際借款。以后的“借款”實際上是出自商人自身的報效之類，而非真正的借自國庫。如乾隆五十年（1785）商人為千叟大宴所捐的款項中，“奉旨以六十萬帶完滯課，以四十萬交商領借”。這40萬兩借款不但本金出自商人，而且每年還要向清廷支付利息，尤其令人驚訝的是，這項帑息居然一直沿襲下來。

據陶澍奏稱，道光年間，兩淮所借的“帑本”早已歸還完畢，但其利息每年卻仍要70多萬兩?；茨细黜楙}課，以前僅有300多萬兩，每引負擔2兩多。自帑利等并入引課，再加各項雜費，每引負擔的鹽課達4兩。在這里，帑息已不是鹽商付給最高統治者借款的利息了，而是支付給皇權保護其壟斷特權的賄金，九五之尊的天子，倒像個收取保護費的黑社會頭子。

道光九年（1829）三月升任兩淮鹽運使的王鳳生，上任后銳意改革，曾條陳18事，其中像收灶鹽、節浮費、浚河道、增屯船、緝場私鄰私之出入，禁江船漕船之夾帶，以及清查庫款、督運淮北等均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首肯；“惟求免帑利，而反借藩庫、道庫銀三百萬，則事所必不可行者”。這類似于馬克思所批評的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p>

在專商制度下，鹽引即為食鹽的生產計劃與運、銷許可證。有了鹽引這一計劃經濟下的指標，就有了斂聚財富的保證。在傳統社會里，鹽引的獲得具有明顯的權力偏向，尤其是那些皇親國戚最容易破壞法律，優先獲得鹽引。正如魏源所說：“鹽為利藪，官為鹽蠹?！泵鞒踉官F族以權謀引，使商人得到的實惠較多。

顧炎武寫道：“諸監臨勢要，令家仆行商中鹽，侵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令嚴具如此。然于時商中鹽者，引輸銀八分，上所榷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但是，弘治中，“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乃遂攙扶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至上損國課，下奪民財”。至正德中，“用事者悉托名討鹽，徑自奏中，增價發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決裂盡矣”。貴族們通過壟斷鹽引這一銷售指標，并不直接經手生產和運銷，憑借權勢就可獲得暴利，鹽務利益的分配基于權力的高低，其弊端與掌權者密切相關。據嘉靖中詹事霍韜疏：

法立奸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遍持書札，預托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視其勢大小而為之差次，名為“買窩賣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息。至于躬自轉販，真正商人，茍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諸貴幸之仆隸，則一引半緡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則可坐致六百金，萬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利。

另外，鹽引的獲得還具有地區性偏向，由于京城中的人在信息來源、官場關系等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因而，獲得鹽引極為容易。明仁宗洪熙帝（1425）時，淮安府山陽縣丞崔奎指出：“比因鈔法不通，召商中納鹽鈔，然所中者率多京師之人，遠方中納者少。”有人認為，由于勢豪之家的壟斷，使得邊商被迫放棄在邊關的經營活動，從而轉向兩淮這樣的內地地區。

清承明制，也繼承了明朝政體的許多弊端。據王方中研究，清代同樣有貴族壟斷鹽引的情況。如雍正四年（1726）將吉安一府鹽引，全部賞給怡賢親王，雍正八年（1730），該府鹽引供51504道奉旨交淮南黃德辦理，每引納窩銀1兩，每年春秋二季交納到運庫中，再轉交給王府。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62年2月13日）戶部奉上諭：“鹽課錢糧關系軍國急需，聞內外大小官員、勢豪之家，多有貿易販鹽，倚勢不納課銀。巡視鹽課官員，不畏勢力、不徇情面、盡心催征者，即能多得課銀，其畏勢徇情者，即致課銀虧欠?！?/p>

雍正二年（1724），的上諭指出：鹽務中的弊病“飛渡重照，貴賣夾帶，弊在商者猶少；加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多”；“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視為利藪，照引分肥”。由于官僚的介入，商人們很自然地轉向于同官僚的合作，史載：“邇年以來，奸商投托勢要，每遇開中，盡數包占，專賣取利?！?/p>

從最高統治者收取的“報效”和“帑利”，到高官勢要們倒賣鹽引，均是運用各自的權力獲取不當利益。這種做法勢必造成鹽務管理體系的混亂，成為各中腐敗的源頭。從康熙、乾隆兩朝“盛世”的報效來看，最高權力擁有者的腐敗，絕不是個人“不智”造成的，而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約束。因此，欲改變這種狀態，是那些明君們所無能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