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中國軍網】

風雷動 起宏圖

——瓦窯堡會議與黨的戰略轉變

■張曉輝

瓦窯堡會議（油畫，中國美術館“長征之路”主題展作品）沈堯伊 作

塞下秋來風景異。

范仲淹筆下的蒼涼意境，在1935年10月，因一支漫卷紅旗、轉戰萬里的隊伍抵達陜北吳起鎮，而顯得多了一分豪邁與雄壯。

1個月后，名不見經傳的另一個小鎮——直羅鎮，戰云驟起。會合了陜北紅軍后，重新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的中央紅軍，以一場痛快淋漓的殲滅戰，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落腳西北，大局稍定，新的問題即擺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下一步該邁向何方？

一

直羅鎮的硝煙尚未散盡，一位衣衫襤褸的商人來到中共中央機關駐地——瓦窯堡。他就是化名“張浩”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

他此行目的，是向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核心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應對法西斯進攻和新的世界大戰威脅。為安全起見，他片紙未帶，而是把文件精神以及與共產國際聯絡用的密電碼牢牢背記在心里，化裝后隨商旅駝隊穿越大漠戈壁，輾轉千里，九死一生，終于抵達瓦窯堡。

此時的中國，內憂外患。蔣介石近乎偏執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一方面對野心日益膨脹的日本處處妥協、節節退讓，一方面對中國共產黨人窮追猛打、步步緊逼。然而，侵略者的野心從不會因為劫掠對象“不抵抗”和卑躬屈膝而滿足。雖然在“反共”這一點上，日本人與國民黨反動派不謀而合，但他們沒有給蔣介石留面子，更沒有給中國的抗爭留下時間和空間。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強占東三省，到1935年制造華北事變，寇蹄狼煙南及滬上，北迄平津。《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一紙紙協定喪權辱國，把國破家亡的慘景一次次置于國人面前。北平青年學子們大聲疾呼：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哲人說，歷史的進步往往以巨大的災難為代價。日寇的貪婪與當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中國共產黨人一再宣示的抗日意志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激發了社會各階層民眾的愛國熱情，促進了國民黨內部抗日力量的增長。空前的民族危機，空前的民心凝聚，以中共領導發起的一二·九運動為標志，抗日救亡的熱潮席卷大江南北。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緊要時刻總有關鍵力量砥柱中流。

歷史航船破浪向前，沖波逆折處更需要舵手把舵領航。

歷史在那一刻，聚焦在龍虎山下、清澗河畔的這座小鎮。

二

瓦窯堡，如若沒有90年前的那場風云際會，它也許會像許許多多長城沿線的古老軍堡一樣，湮沒在黃土高原厚厚的歷史塵埃中。1935年歲末在這里召開的那次重要會議，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此后中國歷史的走向。

1935年12月17日，瓦窯堡二道街前河灘田家院熱鬧起來。院內一排五孔磚窯的中間那孔，被擺上了兩張八仙桌和六條長凳，原本不大的空間因此顯得有些局促，連一旁的土炕也被當成了座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在這里舉行，討論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路線、軍事戰略問題。

議題重大，會議連開9天。聽取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之后，23日，毛澤東作了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他直入主題，指出當前形勢的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加劇。為此，要正確估計敵我力量，準備對日直接作戰，擴大紅軍，發展游擊隊及白軍工作，他強調“游擊戰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有極大戰略上的作用”。會議當天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主攻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

會議最后階段，關于政治問題的討論變成了爭論。對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家沒有異議，但跟誰聯合，成了爭論的焦點。

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亡國滅種的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真正的共產黨人是不憚于承認且勇于改正自己錯誤的。經過討論，大家最終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想通了的博古等人成了統一戰線政策堅定的支持者。

25日，會議在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后結束。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思想統一，陰霾盡掃，走出會場的人們一臉輕松。

趁熱打鐵，才能做好下篇文章。只隔一天，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針對一些錯誤觀點和模糊認識，進一步闡明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精神。來自中央機關、陜甘省委、各縣縣委的干部和紅軍大學、中央黨校的學員400多人，把龍虎山下的西北辦事處禮堂坐得滿滿當當。

這篇約1.2萬字的報告，從“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民族統一戰線”，到“人民共和國”，再到“國際援助”，對黨面臨的政治策略問題，作了系統完整的分析。短短兩天時間，揮就一篇主題重大、邏輯縝密、觀點鮮明、內容翔實的長文，毛澤東顯然經過深思熟慮、早已成竹在胸。

對比、比喻、例證，毛澤東的話語一如既往地平實生動，分析鞭辟入里。他以蔡廷鍇、馮玉祥、馬占山的抗日言行和第26路軍寧都起義為例，說明“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國的時候，在斗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涌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同時，他還提醒黨內注意吸取1927年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要求共產黨員須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領導作用。他預言，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毛澤東的信心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讓大家在天寒地凍中看到了抗日救亡的勝利曙光。

道路決定命運。

上承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道路，在瓦窯堡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它表明我們黨克服了“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思想，在中日民族矛盾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之際，不失時機地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成功和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來貫徹共產國際決議，創造性地進行工作。黨和紅軍由此開始了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

三

瓦窯堡會議結束的那一天，是西方的圣誕節。

對于身為基督徒的蔣介石來說，心情可能是喜憂參半。即將過去的一年，盡管日本人在華北一再滋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空前挑戰，但在他看來，局面似乎并非不可收拾。他念念不忘的還是老對手：毛澤東和紅軍。既已將紅軍驅趕至西北一隅荒瘠之地，何不一鼓作氣“以竟全功”？此時被蔣介石調集到西北圍攻紅軍的，既有胡宗南等黃埔系中央軍，也有閻錫山晉綏軍、楊虎城第17路軍、寧夏“二馬”等地方實力派，還有有防難駐、有家難歸的張學良東北軍。消滅紅軍，削弱地方勢力，以奏“一統之效”，一石三鳥，坐收漁利，蔣介石深諳其中之道。只是算來算去，他還是沒有算清中日民族矛盾和國內民心民意這筆“大賬”。

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消極以待、坐觀其變，而是馬不停蹄行動起來——東征山西，擴大政治影響；西征寧夏，鞏固戰略后方；辦學建校，培養抗戰人才；從東北軍、西北軍入手，展開統戰工作……多管齊下，力求盡快打開局面。

還在瓦窯堡會議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就致電紅一方面軍及各軍團領導人，下達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翌年1月19日，中國抗日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要求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1個月后的雨水時節，毛澤東親率紅軍主力，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強渡黃河，挺進山西。

戰役發起前，一場大雪不期而至，覆蓋了陜北的溝溝峁峁。毛澤東佇立黃河岸邊，東望華北陸沉，萬丈豪情噴薄而出，揮筆寫就震古爍今的經典詞章《沁園春·雪》。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歷史有時就是這般巧合。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瓦窯堡會議是14年，從會議到新中國成立又是14年。從這座小鎮出發，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風流人物一路向前，以巨大勇氣和百倍信心，去迎接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光明未來。

學術支持：褚 銀

版式設計：方 漢、楊 磊、賈國梁

（本文刊于《解放軍報》2025年5月22日第5版）

更多“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特刊”內容

編輯：武炎洲

主編：魏薇

編審：任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