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才興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為了克服“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困難，實施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工作八字方針。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之一，從實際出發，對八字方針的形成以及對國民經濟調整起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清醒過來

中國是在“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聲中進入1960年的。盡管到1959年底“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已經相當嚴重，國民經濟依然在“大躍進”的軌道上運行，但1960年初《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展望六十年代》一文依舊是雄心勃勃：“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連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決心和信心，而且對于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也充滿決心和信心。”宣布新的十年間要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

但是，現在的經濟形態面臨很大困難。

這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直線下降，被稱為“元帥升帳”的鋼的日產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5.38萬噸減至4.98萬噸，4月上旬又降至4.84萬噸。到第二季度，20種主要工業產品有18種完不成產量計劃，其中有11項產量低于第一季度。如果說工業生產的下降人們還難有直接感受的話，那么，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的衰退，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有切膚之痛的。從1959年起，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1959年糧食產量僅有3400億斤，比1958年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600億斤。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落到2870億斤，比1959年又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在糧食產量連年下降的同時，由于浮夸風的泛濫，各地糧食產量虛報為連年增長，而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種虛幻的假象，加上城鎮職工人數大幅度增長，使征購糧食連年增加，一減一增，使農村人口的人均糧食消費量跌到建國以來的最低水平。1960年夏天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許多地區因糧食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

作為中央領導層分管經濟工作成員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對這嚴峻的經濟形勢有更加深切的體會和更全面的觀察。嚴峻的現實也使人們開始冷靜下來，許多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種種問題開始有了些清醒的認識和反思。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二五”計劃后三年(即1960年—1962年)的補充計劃，這次會議實際上對三年來的工作進行了初步總結。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正面前排左二為李富春）。

在會上的發言中，針對“大躍進”中只強調“多、快”而忽視“好、省”的問題，李富春指出：“我們的老觀點，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點，搞快一點，但是實際經驗表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他提出了今后多快好省需要注意的問題，強調“要抓農業，以農業為基礎，抓農業生產、基建、勞動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實現工農業并舉”。對基本建設的安排，李富春認為“要有重點，要分輕重緩急。要排縱隊，不要排橫隊”，他還指出要“多種經營，綜合利用，搞托拉斯，土洋結合”。對計劃，李富春指出，應當“留有余地，留有機動，留有后備”。李富春特別提出要改善管理。李富春還說了這樣一段話：“國民經濟是個有機的整體，工業牽動農業，農業牽動工業，牽動交通運輸，牽動商業外貿，都是互相聯系的……必須進行全面考慮。”這些問題雖然是從正面提出來的，但實際上具有相當鮮明的針對性，都是從總結“大躍進”教訓中得出的認識。

之后不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擴大會議期間寫下了《十年總結》一文。對“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并且再次強調了實事求是的原則。這對于當時克服困難、糾正錯誤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同時這無疑進一步激發了李富春反思“大躍進”運動并糾正其錯誤的勇氣。

在上海會議上，李富春雖然還沒有提出調整的主張，但沿著對“大躍進”中的問題進行總結反思的思路，調整的主張已經呼之欲出了。或許也可以這樣說，李富春調整經濟的設想是從這時候開始萌發的。

從整頓建議到六字方針

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時，1960年已過近半，國民經濟暴露出了更多的問題，而同時中蘇兩黨和兩國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6月下旬，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布加勒斯特召開，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搞突然襲擊，策劃幾國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橫加指責。鑒于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同時也討論國內經濟問題，安排和落實國民經濟計劃。

7月18日，李富春就國內經濟問題在會上作了報告，沿著他之前的思路，李富春對調整國民經濟問題的認識也更加明確起來了。

關于國內的任務及其應該采取的方針和具體政策，他提出了重要意見。在這些意見中，對扭轉當時嚴峻局勢最有意義的是經濟工作要以農業為中心和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李富春指出，以農業為中心必然會帶動工業的發展，我們在一個時期對農業發展的艱巨性、復雜性認識不夠，對農業有點盲目樂觀的思想，放松了對農業的注意。不抓農業、不支援農業、工業也上不去。所以以農業為基礎，工農業并舉，確實要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他提出，首先要注意安排工業支援農業問題。同時對農業本身，農村勞動力必須做全面的、全年的安排。關于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李富春認為，我們必須接受教訓，下決心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下決心搞三級結合，統一計劃。李富春特別提出加強企業管理的問題。他還鄭重建議：從下一年起年度計劃只搞一本賬，只搞一個計劃，不搞第二本賬。所謂幾本賬是指，當時國家制定計劃時，對有些產量定下幾個指標。完成了計劃中低的指標后，再向高的指標努力。幾本賬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很容易使人好高騖遠，不顧客觀條件片面地求大、求快。取消“兩本賬”的做法，也就遏制了高指標的滋長和蔓延。

◆1960年，李富春（中）與周恩來、李先念在北京。

在此次會議期間中央召開的各工業部長和各省市委工業書記會議上，針對有些人對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還猶疑不決、裹足不前、很不情愿的情況，李富春一改平素的風格，口氣異常嚴厲地講了話，他嚴肅告誡道：削基建、保生產，削勞動力、保農業，不要再猶豫動搖，不要再討價還價。他的話說得斬釘截鐵：基本建設你們各省、各市、各部門有什么意見，就砍，砍錯了再說，現在砍比不砍好。有的項目是省委書記親自抓的，砍不砍?我說，一樣砍。你抓得不對，更要砍。你的計劃是中央批準的，是不是要削減?中央批準的也要削減。應該砍就砍，沒有二話可講，要有這個精神。李富春在這次講話中明確宣布：明年在這樣的基礎上，必須貫穿全國一盤棋、一本賬。李富春對遏制經濟惡化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李富春的意見得到了中央工作會議的贊成。他和薄一波(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聯名提交的《關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業交通生產中的主要措施的報告》也通過會議討論。報告提出：為了扭轉第二季度以來主要產品下降的局面，解決生產組織不力、企業管理工作松懈和基本建設戰線過長、物資使用分散的問題，必須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堅決削基建，保生產，集中力量把鋼、鐵、煤、運輸的生產促進上去，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加強企業管理。會議通過的兩個文件《關于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要求把加強農業生產和壓縮基本建設戰線作為當前的迫切任務，要求認真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保證農業生產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保證鋼鐵生產。

從加強農業戰線到縮短基建戰線，從取消“兩本賬”到整頓工交企業，都是當時最為緊迫和尖銳的問題。李富春提出的這些主張雖然還不是從“大躍進”全面退卻，但至少是在一些關鍵點上開始停止新的“大躍進”高潮。

就在這次會議期間，李富春提出了整頓工業企業的建議和“整頓、鞏固、提高”的六字方針。工業交通企業自“大躍進”以來管理散亂、制度廢弛、產品及服務質量下降。針對這種狀況，李富春提出要對工業企業和工業生產進行“整頓、鞏固、提高”。可以說這些意見是調整國民經濟的最初建議。他提出的六字方針，成為后來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雛形。

非常遺憾的是，就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中，一個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單方面決定召回專家，并撕毀經援合同。此舉引起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強烈的憤慨。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又不冷靜地提出要煉“爭氣鋼”，要在當年煉出2000萬噸，提前實現鋼產量趕上英國的目標。這在客觀上阻礙了李富春以及持有同樣觀點的人就調整經濟工作的方針問題進行深一步地思索。

八字方針的全面形成與正式通過

盡管北戴河會議沒有能深入討論調整國民經濟的問題，但是會后李富春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入。一個最重要的進展就是，他把整頓工業企業的六字方針，推及為制訂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8月中下旬，國家計委黨組討論編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時，李富春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著重解決配套、補缺門、前后左右和品種質量問題，以便取得主動”。這樣，“整頓、鞏固、提高”已經不限于工業交通行業，而是作為來年國民經濟的重要方針了。國家計委向中央各財經部門及各大區通報了李富春的意見，明確要求，編制明年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并且將六字方針寫入了提交國務院審查的《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

8月30日，李富春等人到西花廳向周恩來匯報工作，共同審議《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周恩來支持李富春的意見，并將報告提出的對1961年國民經濟實行“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增加了“充實”二字。9月5日，周恩來又將“整頓”改為“調整”。這樣就完整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了。9月30日，由周恩來簽發，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根據這個報告分別編制計劃草案。這個報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使之成為調整國民經濟的重要指導方針。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圖為大會會場。

按照這個方針，李富春開始組織編制1961年經濟計劃。11月中下旬，國家計委在北京召開第九次全國計劃會議。會議初步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傳達了黨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實行八字方針的決定，提出1961年計劃安排要點。會議對國家計委9月報告提出的若干指標作了調整，鋼產量由2300萬噸降到2010萬噸，煤炭產量由5.2億噸降到4.25億噸，減少職工數由300萬人增加到502萬人。此外，糧食產量3900億斤，棉花為3200萬擔，施工的大中型項目1200個（比上年減少300個）。

但是將熱火朝天的“大躍進”高潮平息下來絕非易事。八字方針提出來后，國民經濟還是沒有順利轉入調整的軌道。北戴河會議之后，全國掀起“保糧”“保鋼”生產高潮。實際上兩者有某種內在的矛盾，“保鋼”事實上在資金、勞力等方面擠占了農業生產，從而延續甚至加重了國民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局面。1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要求12月份鋼的平均日產量確保6.2萬噸，爭取達到6.3萬噸。這依然反映出“以鋼為綱”的觀念。到年底，鋼產量雖然勉強達到1866萬噸，但是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出現了建國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

嚴峻的事實要求人們必須下更大的決心來客觀的估計形勢，糾正失誤。

轉眼間，1961年到了，又是新的一年。這年的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八屆九中全會，討論1961年的經濟工作。會前，中共中央先召開了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現在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向前發展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還號召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把1961年搞成一個實事求是年。這對統一全黨認識、調整國民經濟無疑具有重大指導的意義。

李富春向全會作了關于1961年計劃意見的報告，提出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總體設想是“必須更好地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針，爭取農業豐收，特別是爭取糧食的豐收。同時，對各個部門和各個方面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爭取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得到進一步的協調，使生產和建設的質量得到顯著的進步”。根據這樣一個設想，李富春建議對1961年計劃指標再作調整，鋼產量降到1900萬噸；煤炭則調高到4.36億噸；糧食調高到4100億斤；基建投資規模為167億元，比上年減少103億元；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比上年減少700個左右。

全會經過認真討論，一致通過了這個報告，把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并決定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的八字方針。這標志著黨中央在實際上停止了“大躍進”的方針，國民經濟將轉入調整的軌道，是一次重要的轉變。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閉幕的日期是1月18日，這天離這年的農歷立春已不到20天了。冬天過去后，就是春天了。春天會給人們帶來蓬勃的生機與無限的活力，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的全面形成與正式通過也使被“大躍進”拖入困頓沼澤的國民經濟出現了好轉的希望。人們不會忘記八字方針，也不會忘記作為八字方針的主要提出人的李富春，歷史也將會銘記他對國民經濟調整起步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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