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萬號敦煌文獻中，天文歷法雖然只有60余件，卻以其獨特的形制、豐富的內涵為人矚目。

敦煌歷日產生的背景

歷日行用區域，自古以來就是封建王朝權力所及的重要標志。唐德宗貞元二年（786）以前，敦煌地區使用的就一直是唐王朝的歷日。

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吐蕃軍隊最后攻占了敦煌，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聯系被割斷，象征王權的中原歷日也無法頒行到那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另有漢族六十甲子改編版）紀年，這既不符合漢人行之已久的用干支紀年、紀月、紀日的習慣，也無法滿足敦煌漢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區開始出現當地自編的歷日。60余年后，盡管張議潮舉義成功，使敦煌重新回到了唐王朝的懷抱，但敦煌地區自編歷日已成習慣，民間仍繼續使用自編歷日。其時，不獨敦煌一地，劍南西川（今四川）也在自編歷日。敦煌歷日中有一件唐中和二年（882）《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歷日》（圖1），就是由成都流落到敦煌的私家修撰歷日。相對于封建王朝頒行的歷日來說，這些地方歷日常常被稱作“小歷”。從現存敦煌歷日來看，敦煌地區自編歷日一直延續到宋初，前后達兩個世紀之久。

圖1 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歷日

敦煌歷日的豐富內容

敦煌歷日，廣義上是指從敦煌石室發現的古代歷日，既包括當地的，也包括來自中原王朝和外地的；狹義上則指敦煌地方自編的歷日。在現存敦煌歷日文獻中，來自中原的歷日為數寥寥，絕大部分是敦煌當地自編歷日。

敦煌歷日中，現在可以明確肯定只有四件不屬于敦煌地方自編。一件即前面提到的“樊賞家”私印歷日，雖屬印本，卻只殘存三行文字。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和十二年（451）歷日》。其內容至為簡單，如太平真君十一年歷正月全部內容是：“正月大，一日壬戌收，九日立春正月節，廿五日，雨水。”其余各月間有社日、臘日、始耕（即籍田）的注記，僅此而已。其朔日干支同陳垣《廿史朔閏表》則完全一致。這件歷日的特點之一是改天干“癸”字為“水”，如太平真君十二年（451）七月一月干支為“水未”，八月一日為“水丑”，大概是為避諱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珪”字而改的。盡管內容極為簡略，這件歷日卻是現存敦煌歷日中年代最早的一件，而且，也是現知唯一的北魏歷日實物。第三件是《唐乾符四年丁酉歲（877）印本歷日》，此歷存二月廿日至年末（中有殘缺），是來自唐王朝的歷日。可以說，這是現存敦煌歷日中內容最豐富的一件。據嚴敦杰先生研究，此歷用唐長慶宣明歷術。歷日內容分兩部分，上部為歷日，下部為各種迷信歷注的推算方法。據原件末尾題識，此件歷日估計是五代敦煌歷法專家翟奉達的個人收藏品。第四件是《唐大和八年甲寅歲（834）具注歷日》，雖僅存一小片，卻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印本歷日。

敦煌當地自編的歷日，現知最早者為《唐元和三年（808）戊子歲具注歷日》，是一個只存四月十二日至六月一日的斷片，最晚者為《宋淳化四年（993）癸巳歲歷日》，總計有四十余件。這四十余件歷日中，原有明確紀年的共有九件，最早的是唐大和八年（834）歷日（P.2765），最遲的是宋淳化四年（993）歷日。其余多是斷簡殘編。經過中外學者的艱苦努力，這些殘歷的年代已基本被考訂了出來。

從形制上看，敦煌歷日大體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繁本，一種是簡本。書寫格式也有兩種，一為通欄，一為雙欄。雙欄書寫的歷日一般上為單月，下為雙月。這里我們僅以P.3403《雍熙三年丙戌歲（986）具注歷日并序》為例，介紹一下敦煌歷日的內容，以便窺一斑而見全豹。

此歷為安彥存撰，首尾完整，通欄書寫，共354日。歷日題名之后有一個長達31行的“序”。其中介紹了編制歷日的重要意義，多是套話，然后介紹了本年幾十種年神的方位；再次為“太歲將軍同游日”，年、月九宮亦即“九宮飛位”；“三白詩”，“推七曜直日吉兇法”，各種宜吉日的選擇和兇日的避忌，最末一行是全年各月的大小。除最末一行內容，幾乎全帶迷信說教。在歷日序的中間頂端，畫出了當年的年神方位圖，與序言中的文字相輔相成。每月開頭有當月的月九宮圖、月大小、月建干支，其下為八種月神方位和太陽出入方位。歷日部分由上而下分成八欄。最上一欄注“蜜”（星期日）；其次為日期、干支、六甲納音和建除十二客，如正月一日是“一日庚午土定，歲首”，其中“土”為該日“庚午”的納音，“定”是建除十二客。第三欄是弦、望、人日、祭風伯、祭雨師等注記。第四欄是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物候。第五欄是極為繁雜的吉兇注，如正月一日注：“歲位、地囊、復，祭祀、加官、拜謁、裁衣吉。”地囊等迷信注記均有嚴格的排列規律，敦煌歷日所以稱作“具注歷”也主要是因為有這些吉兇注。第六欄為晝夜時刻，使用的是中國古代的百刻紀時制度，隨著節氣變化晝夜時刻互有增減，春秋二分日晝夜各五十刻。第七欄是“人神”，第八欄是“日游”，這兩欄內容均是不變的套數。總括看來，迷信和科學內容參半。

敦煌歷日的朔日與同一時期的中原歷不盡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別；閏月也很少一致，比中原歷或早或晚一、二月。這種差別何以產生，目前尚無法說明，因為迄今仍未獲知敦煌地方歷日編制的依據。盡管如此，紀日干支同中原歷卻十分一致，表明中國古來干支紀日法的連續性并未因地方自編歷日而中斷。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現知來自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國歷法是從敦煌歷日開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歷日中依次稱作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漢（星期二）、嘀（星期三）、溫沒斯（星期四）、那頡（星期五）、雞緩（星期六）。一般來說，敦煌歷日要在正月一日注上星期幾，如P.3403正月一日頂端注“那頡日受歲”，意即這天是星期五，以后只在星期日那天注一“蜜”字。個別歷日只在當年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幾，以下不注，自然人們可以由此去推算，只是麻煩一些罷了。至于這些奇怪的名稱究竟來自哪里，目前說法不一，但所注的星期日除偶有抄錯外，也基本正確無誤。

敦煌歷日在我國歷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古代歷日如何演進發展，以前因實物太少而難尋覓其發展軌跡，敦煌歷日的問世，大大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從出土秦漢簡牘看，那時的歷日內容都很簡單，到北魏時仍極簡略。吐魯番出土的《唐顯慶三年（658）具注歷日》和《唐儀鳳四年（679）具注歷日》內容就比較豐富了，但大體也只是同敦煌發現的簡本歷日相仿佛。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繁本歷日的內容大大豐富了起來，基本上奠定了宋至清代歷日的格局。敦煌歷日所存的繁、簡兩種形制，恰好反映了古歷由簡到繁的演進過程。

精美的古代星圖

在敦煌文獻中，有兩幅精美的古代星圖，一幅是S.3326《全天星圖》，現藏英國圖書館；一幅是《紫微垣星圖》，現藏甘肅省敦煌市博物館，畫在《唐人寫地志》（076）殘卷的背面。其中《全天星圖》是世界上現存星數最多（1348顆），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圖。

《全天星圖》從十二月開始畫起，根據每月太陽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帶附近的星分成十二段，利用類似麥卡托（1512-1594）圓筒投影的方法畫出來，最后再把紫微垣畫在以北極為中心的圓形平面投影圖上，這比麥卡托發明此法早了七八百年。每月星圖下面均有說明文字，其中太陽每月的位置所在，沿用的是《禮記·月令》中的說法，例如：“二月日會奎，昏于星中，旦牛中”，并非繪圖時的實際觀測。這幅星圖的畫法在天文學史上是一個進步。此前星圖的畫法，一種是以北極為中心，把全天的星投影在一個圓形平面上，漢代的“蓋圖”大概都是如此，現存蘇州的宋代石刻天文圖仍無改變。這樣的畫法缺點很大：越到南天的星，彼此在圖上相距越遠，而實際上是相距越近。另一種辦法是用直角坐標投影，把全天的星繪在所謂“橫圖”上，此法出現于隋代。采取這種辦法，赤道附近的星與實際情況較為符合，但北極附近的星就差得太遠，根本無法會合。為了克服這兩種畫法的缺點，只得把天球一分為二：把北極附近的星畫在圓圖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畫在橫圖上（圖2）。《全天星圖》就是我們現在所知按照這種辦法畫得最早的一幅。這種辦法一直應用到現代，所不同的只是現在把南極附近的星再畫在一張圓圖上。

圖2 《全天星圖》中“圓圖”與“橫圖”畫法

《全天星圖》彩繪而成，其中甘德星用黑點，連以墨線，石申和巫咸星畫成圓圈，連以橙紅線。恒星的這種畫法是繼承了三國陳卓和南朝·宋·錢樂之的辦法。圖中十二次的起訖度數和《晉書·天文志》中所錄陳卓的完全一樣，說明文字則與唐《開元占經》卷64的《分野略例》大體相同。

我們稱這幅星圖為《全天星圖》，是因為它囊括了當時北半球肉眼所能見到的大部分恒星，當時看不到的南極及其附近恒星自然不在其中，這是它同現代《全天星圖》的不同之處。

《全天星圖》早就吸引了中外科技史家的注意力。英國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李約瑟教授在對比了我國古代各種星圖包括這件《全天星圖》同歐洲各種星圖之后說：“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前可以和中國天圖制圖傳統相提并論的東西，可以說很少，甚至簡直就沒有。”至于星圖的繪成年代，李約瑟定在公元940年前后，馬世長則根據同卷《氣象雜占》中的“臣淳風言”“民”字避諱缺末筆而不諱“旦”字，以及卷末電神的服飾特征等，認為應當抄繪于公元705-710年。

《紫微垣星圖》也是彩圖，畫在兩個同心圓上。在紫微垣靠近閭闔門處，標注“紫微宮”三字；垣的東西兩側分別標注“東番”和“西番”，意即“番衛”；內圓（即紫微垣）畫成一個封閉的圓圈，垣的前后面都沒有缺口作為垣門。圖中的星點也用紅、黑兩種不同顏色。此外，凡是不屬于“紫微宮”的，雖離北極較近，例如造父和鉤星，都略去不繪；反之，像傳舍、八谷、玄戈、太陽守等，雖離北極較遠，因屬紫宮，仍予繪出。外圓直徑26厘米，用以表示上規，即天極上北極出地的恒顯圈。根據其中傳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測，這幅星圖觀測地點的地理緯度約為北緯35°左右，相當于西安、洛陽等地。

遨游蒼穹的《玄象詩》

P.2512是一卷重要的天文星占著作，殘存內容包括四部分：（一）星占的殘余部分；（二）《二十八宿次位經》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經；（三）《玄象詩》；（四）日月旁氣占，內容格外豐富。在《二十八宿次位經》之后有“自天皇以來至武德四年（621）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歲”的記載，表明這一卷書是唐以前或唐初的著作。它的前兩部分在輯佚和校勘方面十分重要。傳世的《開元占經》由印度來華僧人瞿曇悉達編纂而成，該書卷66的最末一項內容為“太微星占四十六”，卷67的開端卻是“三臺占五十三”，兩不銜接，中間缺了六個星官。所缺星官在P.2512的“石氏中官”里則完整無缺地保存著。

緊接三家星經之后的就是《玄象詩》（圖3）。自古以來，人們就對夏夜星宿的嫵媚、冬夜繁星的冷峻懷有濃厚的興趣。可是要想記住天穹上各星官的位置和次序卻非易事。于是古人創作了許多韻文和詩歌，借以介紹全天星官。唐以前的韻文作品中，大約以北魏張淵的《觀象賦》為最早，時間約在公元438年；后來隋朝李播還作過《周天大象賦》。唐開元時王希明所作的《步天歌》，是后世流傳最久的識星作品，這以前的恐怕也只有P.2512保存下來的《玄象詩》了。

圖3 玄象詩（局部）

《玄象詩》是配合它前面的三家星經作的，全篇五言為句，共264句。其特點是先從角宿起敘石氏星經，再從角宿起敘甘氏星經，再從角宿起敘巫咸星經，最后將三家合在一起總敘紫微垣。這樣，人們只要以這篇詩作為指南，便可迅速將全天主要星官銘記在心。如其開端：

角、亢、氏三宿，行位東西直。庫樓在角南，平星庫樓北。南門樓下安，騎官氐南植。攝、角、梗、招搖，以次當杓直。

這淺顯易懂的詩句，十分便于記誦。把這264句詩背熟，再去對照滿天星斗，人們就可以在無限蒼穹遨游了。

不過《玄象詩》也有缺點，它是按照三家星經編次而成的，故每回都要從角宿開始。要記住星官再去認星，便需順次在天空轉三圈，不甚方便。為了克服這個缺點，有人便把《玄象詩》重新排列，盡量按照星官的次序一次對照，P.3589《玄象詩》殘卷就是這樣排列的。雖方便了許多，但仍不徹底，于是至唐代有《步天歌》出（見鄭樵《通志·天文略》）。《步天歌》不再顧及三家星經的區分，而是按照三垣二十八宿的次序去編排，七言為句，配以星圖，就更能滿足人們記憶星官的需要了。這或許正是《步天歌》得以長久流傳，而《玄象詩》未能傳世的原因之所在。盡管如此，《玄象詩》畢竟反映了古人記憶星官的一個重要階段，它使我們得以明白古代這類作品的演進和發展過程。

（本文摘自鄧文寬著《敦煌日月：出土天文歷法文獻探賾》，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鄧文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