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晴不定的日子

——1927年6月2日紀事

文：葛兆光

選自《余音》

來源：理想國

我想寫的是1927年6月2號所發生的事情。

我開始動筆的這天，已經是1997年6月2號，恰恰七十年，選擇這一天來寫這篇既算不上論文也算不上散文的東西，并沒有特別的意思。

其實，七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時的人與事，早已經成了“歷史”，透過發黃的舊報紙、重新出版的日記和種種回憶錄，紛紜的、沒有頭緒的事件，不時呈現在眼前，看上去雜亂無章，又朦朦朧朧。

在這朦朦朧朧中，我回憶著那一天發生的事情，也體驗著這一天存在著的各種人的心情。

1.

1927年6月2日，農歷五月初三，星期四。

早晨，在北京西郊的清華園里，王國維依然像往日一樣，按時起床，在八點到了學校，只不過他的心情卻很復雜，平靜的面容稍稍顯得有些疲乏，顯然晚上并沒有睡好。

在上海，剛剛從日本回國不久的胡適，租到極司斐爾路49號甲的樓房，看看這座樓房，他心里并不很滿意，不過，才收購來的甲戌本《石頭記》倒讓他心里很高興，摩挲著這部舊書，他又想起在泛太平洋俱樂部所講演的《中國文化之再生》，他覺得，可能真的中國有再生的希望，對于前不久發生的“清共”事件，他覺得蔣介石是對的，也許這樣一來，中國真的就有了秩序，自由主義的信奉者胡適對沒有秩序的中國也有些擔心。

和胡適一樣，在浙江的方豪早晨起來就給遠方的陳垣寫信，他對這個自己很佩服的學者說，自己在編《浙江公教史》和《圣教詞典》，并希望陳垣能寫成中國人自己的《中國基督教史》，想到外面的情景，在信中又添了一句，“杭州自厲行清黨后，景象尚不惡劣”。

而在廣州，這個曾經是革命基地的城市里，氣氛已經很緊張了，在中山大學辭職后的魯迅蟄居在白云樓，一夜不眠后，推開窗戶，讓稍稍涼爽的晨風透進小屋，聽見報童已經在沿街叫賣當天的《民國日報》。

這一天的報紙上，頭版用了半版刊登一幅口號，“肅清一切改頭換面的中國共產黨”，當年的聯盟已經反目成仇。

很多年以后，有一位當年的老報人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自己的心情真是彷徨，不知道是怎么了，為什么打起來了？明明北伐要勝利了，為什么又變成這樣了？

那些天的情勢真的是復雜。

就在前一兩個月，國民黨中的蔣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共”，與共產黨分道揚鑣，而這時在武漢，國民黨的態度卻還很曖昧，也許是在窺測方向，也許是在猶豫徘徊。北京的人心浮動，有的對南方傳來的消息鼓掌叫好，而有的對北京的未來憂心忡忡。

有消息傳來，奉軍已經退出了鄭州，而原來不表態的閻錫山決定懸掛國民黨的旗幟，只是現在還與張作霖打著哈哈，閻老西真是腳踩兩只船。

街上傳說，孫傳芳等人準備擁護張作霖在北京當總統，和南方分庭抗禮，地壇邊上，聚著一幫清晨喊嗓子唱京戲的老北京，一面聽人唱著西皮流水二黃倒板，一面扎堆兒，忙里偷閑地談論國事，有人猜測，說不定哪一天北京會成了戰場，可一個據說在京城里住了幾輩子的旗人不屑地從鼻子里哼了一聲說，咱北京城是風水寶地，自打大清以來就從不興刀兵。

過了七十年后來看，好像他說的還真是個準。

當然，也有人心里盼著發生些什么事，這一天，一個沙灘紅樓的北大學生，買了一本4月底才出版的《革命哲學》，興奮得一口氣看完，作者朱謙之在里面用后來紅衛兵才用的口吻寫道：“最徹底的革命，是把宇宙間的一切組織都推翻”，毀滅宇宙，才能重建本體。看得不明不白的年輕人熱血沸騰，從字里行間只體會出來兩個字“革命”、“革命”、“革命”。

當時，“革命”幾乎是一個具有無上權威性的詞眼，在人們心中它和“民主”、“科學”差不多，仿佛拿了它就拿了杏黃旗，說著它就等于說著真理。

不過，究竟革誰的命，似乎已經有些弄不明白了，原來都說要革命的人打起來了，連革命者有時自己也遭到了革命，不止是共產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已經決定，對那些不合作的名人采取懲戒性的策略。

他們商量好，打蛇先打頭，把威望最高的章太炎作為懲戒的首要對象，他們宣稱章太炎破壞國民革命，與軍閥勾勾搭搭，一個上海市黨部的年輕人正在起草明天見報的文件，這份文件斥責章太炎“妄冀破壞國民革命”，宣布沒收他的油車及碾米廠兩處股本三千七百大洋和二十七畝地。

不過，“革命”還是很有吸引力，《民國日報》的副刊《現代青年》上發表了陳安仁的文章《革命的理論》，第九節里諷刺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害怕革命的大潮，“見得眼前受些痛苦，對革命就懷疑起來，甚或反對起來，這是極大的錯誤”，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因為革命是為大多數人的，革命的幸福，“非一部分的幸福，是全部的幸福”。

不管是革誰的命吧，反正，很多年輕人都以為這一下，革命就要成功，中國就會統一，天下就會變得生氣勃勃。可是，那個總是愛與眾不同的梁漱溟在廣州，卻對興奮不已的李任潮當頭潑了一瓢冷水，說“國家是不能統一的，黨是沒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

2.

當早晨的太陽升到清華學校工字廳的屋檐上的時候，喜鵲已經叫了很久。學校里的樹，顏色漸漸由淺轉深，6月的樹蔭下，多少還有些涼。

而城里好像比郊外熱，各個公園里的牡丹已經“姹紫嫣紅”，據說，士女如云，一個畫報的記者發現，北京的公園里奇裝日多，有二女郎“遍身綠衣，剪發，墨綠長巾束其頭”，仿佛荀慧生《元宵謎醉臥書房》里的裝束，而太太們則戴大花，似乎出自程硯秋的京戲打扮。

他把這個現象寫在給《北洋畫報》的“小消息”稿件中，心里卻暗暗憂慮，想到時下的情勢，他想，這是不是亂世的“服妖”，古代以來的那種對奇裝異服的象征性意味的警惕傳統，總是在心里使他不安。

不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么多心事，也不是那么多人都在革命大潮中的。當舊事成為歷史的時候，歷史學家總是要替讀者省略許多似乎“無關緊要”的細節，這種省略有時是越俎代庖，使后人看歷史時不免錯以為沒有細節，所以看看那些被歷史學家和歷史著作省略過去的小事，卻也更能知道舊時生活的真實圖景和歷史人物的真實心情。

幾十年以后，我在大學學近現代史，在那些被裝訂得整整齊齊的教科書里看到的，就是一個清理得干干凈凈的革命史或政治史，可是稍后自己去讀當時的日記、當時的報紙，卻發現歷史其實已經被用篩子篩過，剩下的仿佛都是歷史學家認可了的“大事”，而生活常常被無情的篩子拒絕在歷史書之外。

其實在那一天，在中國普通人的生活里，在中國的東西南北，何嘗有那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那時候，盡管外面大江東去，風起云涌間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生活在潮起潮落中的人們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但是1927年6月2日，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中，大多數還在生活中掙扎，為謀生而勞作著。

雖然一部分人在革命的熱潮中激情洋溢，為中國的前途而奮斗著，但大多數人仍然按著舊日的生活軌道前行。

一篇署名“慎予”的文章《自述三大問題的經過》在《民國日報》上連載，說的是當時青年關心的三大問題，沒有革命，而是“求學”、“戀愛”和“職業”。

同樣，悠閑的北京盡管已經聽到了南方傳來的消息，但中和戲院那天還是準備上演尚小云的《林四娘》，中天電影院那天還是準備上演西洋片《風流皇子》，一個江湖騙子叫什么金文弼，在《晨報》上大做廣告，說他留學印度三十年，正準備作環球演出，要“證明人類能以精神克制物質”，在北京的演出中，他要讓人們看一看，他可以“打破醫學原理”、“打破力學原理”、“打破熱學原理”，而證明科學失效的方法一是停止呼吸，二是以石擊身，三是吞吐紅鐵，和現在的氣功或魔術差不多。

而天津出版的《北洋畫報》則在連篇累牘地討論，是否應當取消傷風化的飯店舞會，不過討論歸討論，畫報還是在下面刊出巴黎藍磨坊演出裸體舞的照片。

據稱，荷蘭某伯爵夫人為考察東方美術來北京游歷，這天到梅蘭芳宅中參觀各種京劇的行頭，一面看一面從鼻子里發出洋人慣有的“嗯哼”表示驚異。

梅蘭芳真是大忙人，他忙里偷閑又在飯店宴請英國公使藍浦生（Milles Lampson），席間有記者問及他的日程，他回答說赴美演出的事情正在安排中，不日可以成行。他在當時也真是紅透了半邊天，連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借了他的名，要生產“梅蘭芳香煙”，《良友畫報》刊登的廣告中稱，這種香煙的煙罐上有梅氏戲裝像，買煙者可以一面吸煙一面晤對佳人，“梅郎倩影，置諸案頭，不啻與梅郎晤言一室也”。

不止是演藝界，文學界也有平靜的日子和平靜的人們。

在北京，有消息說，著名作家謝冰心已經與清華某君訂婚，前些年他們曾坐了一條輪船到美國留學，成就了這一段姻緣。而剛剛從清華畢業的柳無忌則正準備步前輩的后塵，也在那里忙著訂票放洋，清華畢業生出洋尋的是天經地義的前途。

在杭州，那個寫過《沉淪》的郁達夫則處在溫柔鄉里，這一天，他到聚豐園訂餐，是為了幾天以后大宴賓客，宣布他與王映霞的情事，訂餐后他去買了一件夏裝，準備在宴會上穿，回到住所翻開日記本，前一天的日記上寫著：“夢里的光陰過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藥一帖，天氣也好，飲食也好，世事全丟在腦后，這幾天的生活，總算是安樂極了”，至于外面的天翻地覆，好像沒有發生似的。

其實，怎么會什么事也沒發生？不必說國共兩黨的分裂，也不必說中原的戰火，那個時代的中國，積貧積弱之外，實在是多災多難。

教會了中國人如何現代化的外國人，有時很是使中國人感到自慚形穢，像徐永昌就在這一天的日記里不無感慨地寫道，西洋人的差役很勤勞，而中國人的傭人很懶惰，因為“人家有科學知識，會用，亦因新氣提起，舊習不敢逞”。

可是，有“新氣”的老是欺負有“舊習”的，不免讓中國人生出抵抗的心情，報紙上的煙草廣告就利用了這種心情，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廣告就呼吁“請吸國貨三爵香煙”，中國煙草公司的廣告則自稱“金牌”是“真正國貨香煙”，可是，就在前一天，日本陸軍二千余人在少將薌田兼安的率領下，以保護濟南的僑民為由，強行從青島登陸，當局勸阻無效，這天，外長伍朝樞無可奈何之余，只能向日本外長田中發一份外交照會表示抗議了事，可是中國的知識界對這件事卻很激動，覺得這真是“喪權辱國”。

前幾天的另一件事則更讓人生氣，一個英國軍人強奸民女，本應由中國法院審理，但在英國領事館的干預下，竟然被宣判無罪，理由實在是荒唐得可笑：“這不算強奸，只是睡覺。”

3.

清華園的荷塘，還沒有荷花，零零星星地，矗立在水面的荷葉在風中搖晃著，朱自清《荷塘月色》里寫的景象還要一兩個月才能出現，不過古月堂和藤影荷聲之館的雜花還是不少，心情復雜的王國維和研究院的人談了談事情后，借了兩元大洋，回到了辦公室，這時他已經沒有心思看任何東西了，在辦公室里，他吸了不少煙，煙霧繚繞中，他深深地吸一口氣，慢慢地從桌旁站起身來，向外走去，招呼聽差叫一輛洋車。

學術界和教育界好像跟社會政治有關，又無關，在那個時候的革命浪潮中，似乎學術與教育也還沒有像后來“文化大革命”時那樣，鬧得都得停下來給革命讓步，北京大學照樣在這一天刊出“招考廣告”，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登出考試規則，要廣招天下英才。兩個月前，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就在這個月，《燕京學報》在未名湖畔問世。

但是實際上學術界和教育界的人們，心情實在是被政治風云攪得無法平靜。

三四個月前，康有為死了，這個月出版的《新生》十三期上，黃延毓寫了一篇《康有為的生平與學術》，好像這個過時的學者倒不太被人注意，又能在學術界中混到冷豬頭祭供了，相反，倒是像章太炎這樣的當紅學人，雖然曾經是革命中堅，卻弄不好就要被權力嚴厲制裁，連家財都得被沒收。

這一天，胡適在上海，可是武漢的《中央日報》卻在副刊上發表了一篇《何物胡適之》的文章，諷刺他依違于政治之中，自稱不求“popular”，其實只是想當貴族，作超然狀，其實說到底就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

而王國維在北京，卻想到不久前湖南發生的事情，那個有名的鄉紳盡管有學問，卻因為魚肉鄉里免不了被以革命的名義處死。

也是在這個時候，當年《新青年》的盟友已經四分五裂，連表面上的友情都所剩無幾，就連一道發表過關于建立“好政府”、主張“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的朋友，其實也已經分化。

雖然胡適還堅持著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在文化界當領袖，但聰明的王寵惠當了官，而共產黨人李大釗卻已經在一個多月前為理想被殺害。

五四時期短暫的精神一致似乎曇花一現地過去，相對較自由的思想出現在相對較混亂的時代，各種思想學說在混亂的時代中上演，各種政治權力則在上演各種思想時也不甘寂寞地要動刀兵趟渾水，這使得人心情更加混亂，于是一個詞在當時很流行，叫做“彷徨”。

在武漢的《中央日報》不談武漢，卻連篇累牘地大談北京，南方的力量顯然對這個古都表現了太多的興趣，這使得住在北京的人很有一些議論，身在北京的學人們也不免有些彷徨。

王國維也彷徨，但是他太內向，心里的很多話不能向別人說，于是彷徨就成了苦悶，而苦悶郁積得太深，就只好自己找一個了斷的方法。

在離傳說中屈原自沉的端午只有兩天的時候，他坐著洋車，出了西門，直往不遠的頤和園。

這時不過十點左右，纖波不起的昆明湖水很柔和，閃著漾漾的光，他在魚藻軒中又吸了一支香煙，這時，他的心情大概已經平靜下來了。

在那一刻，不知道王國維想了些什么，不過我想，他的心情一定很平靜，因為很久以后，我的一個朋友吳方，曾經寫過關于王國維的文章的學者，在他決心離開人世的時候，曾經也很平靜地做著一件一件他覺得要做的事，然后才飄然而去。

我想，王國維那個時候的心里可能也是很平靜的，佛教說大徹大悟的時候，一切妄念頓消，心底里是一片澄澈。

很巧，就在這一天，當年曾經大紅大紫地當了一回“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的吳虞替別人擬挽聯，他琢磨了許久，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柏林夜月，巴里春花，回首清游成昨夢。建業多才，全身無術，始識人生最可哀。”

過了一會兒，他又覺得對這種喪氣悲哀的話不滿意，于是再寫一首，想了半天，心里能想出來的竟然就是佛教的箴言：“百年本是浮生，地下埋憂，喂虎飼鷹同一視。三日不汗亦死，人間何世，老彭殤子總成空。”

這一天，北京晴轉多云，杭州陰有小雨，成都的人覺得悶熱，盼著下場大雨。

4.

兩天以后也就是6月4日，《晨報》第六版登了一條消息：“我國之世界的學者，王國維教授投昆明湖自殺。”記者說：“吾人接受慘報之余，不禁感覺我國學術界前途之寂寞矣。”

可是，中和戲院的京劇依然上演，那個江湖騙子即將表演他打破各種科學定理的絕技，士女們還是遍身綠衣婷婷裊裊地穿梭于花間，中山公園的幾百口大缸里，各色金魚仍然悠閑地搖頭擺尾。

這一天恰逢端午，陶然亭的茶座酒館，都是賓客爆滿，地壇那沒有經過修繕的紅墻里，那幫天天在那里聽戲練嗓的老北京還是在那里聊大天，那個幾輩子住在京城的旗人還是自信滿滿地在宣稱咱北京風水寶地不動刀兵。

一個穿了夏布長衫的中年人獨自登上景山。天色有些陰沉，站在山頂的亭中望去，近處的紫禁城上，炊煙籠罩而王氣黯然，護城河邊，雜草叢生。眺望南方，似乎濃密的云端隱隱地透出隆隆的炮聲，隨風飄來的云彩中，嗅一嗅，總覺得夾有一些硝煙。

1997年6月2日─6月10日斷斷續續寫于清華園北

以上選自葛兆光《余音》，理想國，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