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里，每年都會誕生一座“爆款城市”。前年是淄博，去年是哈爾濱，到了今年，則是杭州。

與前兩者不同的是，杭州走紅靠的并不是文旅。從游戲科學到DeepSeek再到宇樹科技，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座以西湖、阿里和直播帶貨為名片的“網紅城市”，竟已悄然成為站在中國人工智能領域尖端的“科創之城”。

“杭州六小龍”，人們給杭州的六家頭部企業冠以這樣的稱呼。許多人特地來到杭州，只為造訪這些企業，打卡、考察，還有更多人在發問：“為什么xx誕生不出‘杭州六小龍’？”

從官方到民間，類似的話題被反復熱議。最近，中信出版集團圍繞這一熱門議題，先后出版了三本深入解讀之作：《杭州模式：DeepSeek與中國算谷》《有為與有效：解碼“杭州六小龍”背后的科創生態》以及《科創與中國：為什么是杭州，如何不僅是杭州》。

圍繞同一議題，三本著作各有側重。《杭州模式》通過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構建了一個“三元互動”的決策發展模式。《有為與有效》的作者周國輝曾任浙江省科技廳廳長，以親歷者的視角還原杭州科創崛起之路。《科創與中國》則將話題延伸到更廣闊的空間：“杭州模式”在何種意義上具有可復制性？

通過這三本著作，我們能找到一條清晰、生動的杭州脈絡。接下來，讓我們將視角轉向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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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六小龍”，從現象到模式

DeepSeek的總部，坐落在環城北路169號的一棟寫字樓里。這里毗鄰武林廣場，是寸土寸金的杭州市中心。

透過大落地窗向下望，大運河橫臥在視野中央，著名的中河立交縱貫其上。以這座立交橋為中心，兩條快速路朝四方延展，將下沙、濱江、余杭等新城區串聯在一起。西起群山環抱之中的青山湖，東到錢塘江灘圍墾而成的大江東，杭州城綿延六七十公里，車流如梭，人聲如沸。

放在90年代之前，這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中河立交開工于1988年，彼時，杭州仍然蜷縮在錢王筑就的“腰鼓城”中，是全國建成區面積最小的省會之一。杭州大廈才剛剛建成，是浙江省首座百米高樓。在運河以北，除了緊挨著的朝暉片區，再也找不到像樣的住宅區，只有一座接著一座的國營工廠，杭氧、杭鍋、杭鋼，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經歷風雨。

“美麗的西湖，破爛的城市”，時人流傳這是尼克松訪華時給杭州作下的評語，時隔多年，杭州的城市規劃仍然在“要風景”還是“要工業”之間舉棋不定。

但同樣是在這一年，一些更具象征意味的事情正在發生。魯冠球以1500萬元的天價從寧圍鎮政府手中買斷了蕭山萬向節廠的股權，隨即開始股份制試點，成為鄉鎮企業改制的典范。宗慶后的娃哈哈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個產品兒童營養液，廣告一炮而紅。記者鐘睒睒從《浙江日報》辭職下海，遠赴海南尋求創業機會，種蘑菇、擺地攤，什么都干。剛從大學畢業的馬云被分配到一所高校當講師，耐不住性子的他一有空就跑到西湖邊，給外國游客當翻譯，后來索性搞起了“英語角”，他的第一個創業項目“海博翻譯社”正是脫胎于此。

四個年齡、出身各不相同的杭州人，在這個時間點上不約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選擇。他們走過匱乏的年代，一心只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恰恰是他們的決心，最終改變了杭州。

1993年，位于下沙的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1996年，西興、長河、浦沿三鎮組建設立濱江區。2011年，未來科技城橫空出世。2016年，城西科創大走廊概念正式提出。

支撐杭州城市擴張的，是這些星星點點的產業新城。推動這些產業新城落地生根的，是涵蓋各行各業、數以萬計的民營企業。而引領這些民營企業勇立潮頭的，是一代又一代杭州人、新杭州人從未衰減的創業情懷。

據統計，杭州現擁有企業超100萬家，其中民營企業占比超過90%。而在全國工商聯公布的“2024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杭州更以36家的數量連續22年蟬聯全國城市之桂冠。可以說，杭州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民營經濟標桿城市。

如果說一座城市曾短暫出現過創業熱潮，但此后卻又迅速沉寂，那也許離不開時代的特定背景和機遇。如果說一座城市雖有創業龍頭，卻組不成梯隊、形不成“雁陣”，那可能也得歸功于少數創業精英的過人才智。如果說一座城市的創業潮無法轉化為城市格局的拓展、面貌的更新、設施的優化、能級的提升，并回過頭來吸引更多人前來創業，那么它終究還是浮于表面，未能成為城市的內生動力。

持續、廣泛、深入，這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有創業基因的三大維度。能同時做好這三點，那么創業創新就絕不只是一種現象，而足以稱得上是一種模式。

“杭州六小龍”成功的背后，正是成熟的杭州模式。

有為政府：做創新生態的園丁

在《杭州模式》中，作者這樣歸納其中的邏輯：

杭州模式突破了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思維，提出“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與有機社會三元互動”的協同治理模式，強調有效市場提供基礎性的激勵和資源配置機制，有為政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戰略引導，有機社會則提供多元化的關系網絡和自組織能力。三者相互支撐、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形成了一個動態平衡的協同系統。

在三大要素當中，“有為政府”是被輿論提及最多、也最受各地考察團青睞的一點。在作者看來，所謂“有為政府”，其實質是杭州政府完成了從傳統管制型政府向現代服務型政府的角色轉型，形成了“無事不擾，有事必應”的服務風格，從而降低了企業的制度性成本，為市場活力與企業創新能力打開了空間。

這并非新鮮概念。早在2004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已明確提出“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改革目標，但二十多年過去，真正能將這一目標轉化為高質量實踐的地方卻為數寥寥，甚至就在今年，還發生了地方官員強令商鋪更換招牌顏色的荒唐事件。這一落差暗示出不少地方對“服務”概念的空洞理解。

那么，杭州是如何進行“服務”的呢？

我們似乎可以從一些細節中看出端倪。自從“杭州六小龍”爆火之后，前來拜訪它們的各路人馬絡繹不絕，辦公樓下、會客大廳常常人滿為患，讓本就人員精干的“六小龍”們疲于應付。為了讓他們能夠潛心科研，各級政府主動出面，在企業辦公地點周邊設置專門的展廳，代替企業進行訪客接待。

看上去，這并非地方公務員們的本職工作，但從服務視角出發，既然企業有困擾，這種困擾又難以通過企業內部解決，那么政府的介入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有創業者將杭州政府的這種思維稱為“想企業所想”，甚至“想在企業前面”。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有一家企業的產品是消防用無人機，可以為高達300米的建筑物滅火，但想要給客戶演示起來十分困難。問題反饋給園區負責人后，對方僅用了10分鐘就回電說沒問題。

這并非坐在會議室里拍腦袋的10分鐘。園區負責人接到電話后，立馬驅車趕到了消防中隊，請求中隊派出消防車予以支持。對方也爽快地答應了，甚至主動安排了適合演示的地點。在這些部門的配合下，展示會大獲成功，有一家外國客戶甚至一口氣訂購了40架無人機。

這些案例的背后，是政府服務意識的系統性轉變。早在2016年底，浙江就提出“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標，對行政審批流程進行了大幅優化。這并非對審批事項進行簡單的合并或削減，而是通過統一的政務數據共享平臺，打通不同部門間的信息壁壘，并引入第三方服務機構，形成了涵蓋人才、金融、法律等多領域的全方位服務體系。

政務改革的核心，是創造一個信息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降低信息不對稱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從而構建穩定高效的市場信任機制。2023年初，浙江省發改委在全國范圍內率先發布了《營商環境無感監測規范指標體系》，將減少行政干預轉化為具體可測的300個指標，里面甚至涉及電表安裝手續、跨境貿易進箱時長等極為細碎的內容。

作為浙江改革實踐的親歷者，周國輝對此作出了一個精妙的評價：“政府要做創新生態的園丁，而不是園丁手里的剪刀。”剪刀的存在只是為了修剪，而園丁要考慮的，是趁著春光爛漫，讓鮮花滿園盛開。

有效市場：政府出資撬動社會資本

“杭州六小龍”之所以備受關注，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踏中了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浪頭，成為整個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創新的代表。

這些企業集體涌現于杭州，其實是一件頗為出人意料的事。一方面，杭州在傳統科創產業，如新能源汽車、光伏、半導體等方面的產業積累明顯不足，同深圳、蘇州等城市差距明顯。另一方面，無論是大模型還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產業的回報周期要遠長于一般制造業和互聯網服務業，而前期又往往需要海量的研發資金投入。這就意味著，“杭州六小龍”不僅是超越產業自身發展周期的突破，更是對城市產業結構更新周期的一次突破。

毋庸置疑的是，想要突破周期，至關重要的要素，就是資金。如何讓資金流向真正有潛力、有未來的企業，是資本市場永恒的主題。

關于資金，宇樹科技的王興興有過一次切身經歷。那是在2018年初，宇樹剛剛推出第一款商用四足機器人不久，隨即遭遇了資金鏈瀕臨斷裂的危機。不僅產品無法交付，就連員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王興興停發了自己的工資，掏出個人家底維系公司運轉，但即使如此，依然是杯水車薪。

危急關頭，政府擔保基金出手相助。僅用了3天，基金就完成了盡調，7天放款2000萬元，幫助宇樹度過了這場燃眉之急。王興興事后回憶，政府基金放款的速度和額度“在其他城市難以想象”。

之所以難以想象，是因為大多數地方政府都將國資創投平臺的首要考核指標設定為保值增值。許多地方不但難以承受長線投資帶來的資金壓力，更不愿意接受這樣的投資可能帶來的未知風險。到最后，這些產業基金大多流向了成熟的行業和大企業，最終被產業周期所牢牢支配。

但僅有政府投資是遠遠不夠的，政府基金也不可能為數以萬計的初創企業兜底。在杭州，資本市場從來都是“雙主角”：政府基金負責“搭臺”，社會資本負責“唱戲”。據統計，杭州政府每1元出資能撬動5元社會資本，總服務中小型科技企業數量超過12000家次。

周國輝長期關注社會資本在科技企業創新中的貢獻。在《有為與有效》一書中，他指出了杭州乃至整個浙江的社會資本的幾個重要特征。

首先，這些社會資本大多脫胎于浙商群體的原始積累。以浙江首家民營創投公司華睿創投為例，創立時注冊資本僅60萬元，四年之后就募得2000萬元。在其背后，是數百個浙江本地的民間天使投資人，出資額從幾百萬到數千萬不等。有一位造牙刷的余姚企業家，每年的利潤不過千萬元，其中大部分利潤都投入了華睿旗下的科創基金。毫不夸張地說，只要華睿創投在投資者群里發條消息，一個小時之內就能募集到一億元資金。

其次，這些社會資本呈現出高度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它們有著極為靈敏的投資嗅覺和風險意識，決策鏈條更短，反應更敏捷，完全以項目價值和市場前景為導向。以云深處科技為例，創始人朱秋國在本科期間就展露出機器人方面的天賦，從而獲得了一家叫做銀杏谷資本的創投公司的關注。在朱秋國率團隊在機器人世界杯擊敗卡內基梅隆大學之后，銀杏谷資本當機立斷，給他開出了天使輪投資的支票。

最后，這些社會資本大多深耕本地產業鏈條，熟悉技術轉化路徑，能給初創企業提供“投資+資源”的賦能體系。還是以云深處科技為例，在賽智伯樂對其進行投資時，不僅提供了資金支持，還派駐了產業顧問團隊，幫助其對接電力系統客戶，甚至協調海外技術合作。這種“陪跑式”投資在杭州蔚然成風。

充足、高效的資金支持，是包括“杭州六小龍”在內的科創企業們發展壯大的源頭活水。坊間時常調侃，說濱江或者未科的一間咖啡館里，聊的動輒就是幾個億的項目。以浙江資本市場的運作效率和熱情，此言大抵非虛。

有機社會：關系網絡與社區生態

筑巢之后，便是引鳳。

所謂“鳳”者，就是優質的創業團隊。在浙江，創業者們素有四個主流的“派系”：浙大系、阿里系、海歸系、浙商系。不同的出身、背景，構成了各具特點的關系網絡，從客觀資源和主觀信任兩個層面幫助創業者茁壯成長。

幾大派系之中，影響力最大的莫過于浙大系。在“杭州六小龍”的各個核心創始人中，浙大畢業者就有三位：DeepSeek的梁文鋒、云深處科技的朱秋國、群核科技的黃曉煌。其中，朱秋國更是從浙大副教授的任上創辦了企業，可謂是高校技術成果轉化的典范。

事實上，早在2003年，浙大就提出要學習“斯坦福模式”，推動產學研的深度融合與轉化。其高考錄取分數最高的“竺可楨學院”以“學科交叉+場景驅動”為教學理念，使人工智能得以在醫療、金融等垂直領域快速應用落地，黃曉煌即畢業于這一學院。而校友網絡則是浙大系的另一利器，上面提到投資了云深處科技的銀杏谷資本，創始人同樣也是浙大出身，而在發掘朱秋國之前，他已經投資了朱秋國的老師，和老師的老師。

如今，浙大校友掌控著300多家上市公司，總市值可與福建省GDP匹敵。浙大也連續多年蟬聯國內高校畢業生創業率的桂冠。

強腦科技的故事，則是海歸系的縮影。2016年，韓璧丞團隊還在美國波士頓一家公寓的地下室里辦公，這里毗鄰他的母校哈佛大學。某一天，門口突然走進來幾個中國面孔，邀請他們回國創業。原來，來訪者是杭州市余杭區政府的招商團隊，輾轉打聽到韓璧丞等人正在研究國內尚屬冷門的腦機接口，便飛了一萬多公里到美國，親自登門拜訪。

雙方聊了三四個小時。除了政策、補貼這些常規事項，讓韓璧丞等人尤為驚訝的是，招商團隊對腦機接口的認識頗為深刻。最終，他們被對方的誠意所打動，決定將回到國內發展。

沒有成熟的海外關系網絡，余杭政府根本無從知曉韓璧丞團隊。反過來說也是如此，后者正是依靠這一網絡才和杭州牽上了線，并最終在這座城市闖出了天地。

至于阿里系、浙商系，則是長期以來杭州創業者的中堅力量。被稱為“杭州第七龍”的靈伴科技，其創始人祝銘明就曾是阿里員工。后來他出來單干，給他投出第一筆錢的，正是阿里的CEO吳泳銘。

在“小龍”們與浙江千絲萬縷的關系當中，馮驥是唯一的例外。這個畢業于華中科大的荊州小伙在騰訊度過了早期職業生涯，而游戲科學獲得的早期投資，也是來自北京的英雄互娛。怎么看，他的創業史都和杭州沒什么關系。但他最終還是將公司遷往了杭州，落腳在轉塘的象山腳下。

在采訪中，馮驥這樣描述了自己這一決定的原因：

就是喜歡這座城市的氛圍，杭州的人才環境非常適合做游戲的藝術設計，因為這里有中國美院，而且整座城市的動漫氛圍和人才基礎非常好。

對于對技術和審美都有高要求的游戲科學來說，“三面湖山一面城”的杭州確實是比深圳更具長遠價值的選擇。在其辦公地象山藝術公社，一座座黑白相間的低層小屋錯落分布其間，整個園區空曠、寧靜，絲毫沒有城市的喧囂與壓抑。向北，是西湖連綿的群山，向南，是“風景獨絕”的富春江。古樸沉郁的《黑神話：悟空》，就誕生于這青山綠水之間。

這是被杭州的創業者們悉心維護、倍加珍視的社區生態。在未科、在濱江、在良渚，類似的生態一再地被構建。良渚的年輕人會在露天廣場上輪流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經驗，這周講AI，下一周講機器人，講來講去，講的都是科技與創新。有時候講著講著，靈感會突然迸發出來，也有的時候，素昧平生的聽眾會主動聯系主講人，雙方一拍即合，開始了一段新的創業之旅。

不論各個社區的討論重點是人工智能還是互聯網，是藝術還是金融，它們的基底總是一致的：開放、平等、共享。而這也是杭州吸引年輕創客的“軟實力”。

如何不僅是杭州？

自從“杭州六小龍”走紅以來，除了“為什么”，也不斷有人在發問：“如何成為下一個杭州？”

在《科創與中國》作者看來，將杭州的經驗推廣到更多城市，事關整個國家的未來。

最重要的，是政府在產業規劃和城市規劃上，要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切不可受外部影響而“一哄而上”。前幾年“元宇宙”概念流行之時，全國各地一下子冒出無數個元宇宙產業園區，但實際入駐企業跟元宇宙大多毫不相關，嚴重浪費了地方政府的招引資源。現如今，類似的局面還在低空經濟、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產業里發生，甚至一些人口嚴重凈流出的城市也要趕這個風口，實屬盲目。

其次，產業規劃不能空喊口號，要與時俱進，持續完善體制機制。以浙江為例，省政府已將數字經濟增加值和核心產業增加值“雙倍增”的目標納入各級政府的考核指標當中，并對這一目標實施年度分解，讓行政機構能更清晰、更明確地執行總體規劃，而非一頭霧水，南轅北轍。

再次，要有敢于“共擔風險”的政策扶持。從整體樣本來看，中國個人創業的成功率不到5%，地方政府若因此挑挑揀揀、畏手畏腳，勢必將錯過真正有潛力的創業項目。杭州的經驗是，對于各類企業，在創業初期就給予“雪中送炭”式的無償資助，而非做大做強后的事后獎勵。事實上，早在馬云選擇杭州而非上海時，杭州政府就已經擁有了這樣的覺悟。

最后，要做好“店小二”式的服務，無事不擾，隨叫隨到。許多企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各部門輪番登門“調研”，企業需要花費許多精力接待陪同，但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卻往往得不到解決。另外，政府為了顯示對企業的扶持，大搞評選、示范，一張張報表甩到企業面前，有的甚至需要重復填寫多次，占用了企業不小的經營資源，最終得不償失。

誠然，杭州的產業結構并非完美，“六小龍”為代表的科創企業的未來也多有未知。但從一個旅游觀光城市，一躍成為互聯網創業高地，再到如今新質生產力井噴式發展的“創新之城”，杭州的崛起足夠讓人驚喜，也足夠給人以啟迪。

面向未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新質生產力終將引領下一個時代。讀懂“杭州模式”，勇立時代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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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杭州六小龍」的隱秘朋友圈，人物杭州：爭奪機器人第一城，中國新聞周刊各地都想“抄作業”，“杭州現象”究竟有啥不同？，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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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5.22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