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jì)30年代的蘇格蘭西海岸，一座偏遠(yuǎn)的小島上，一面已經(jīng)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旗幟依舊每天在晨風(fēng)中飄揚。

那是一面清朝的黃龍旗，而升起它的，不是清朝遺老，而是一位英國人——莊士敦。

他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帝師，穿行于紫禁城的宮墻之間，教溥儀如何騎自行車、穿西裝、講英語。

他為何要在故土的孤島之上，重建一座“東方王國”？而那面黃龍旗，又意味著什么？

一、跨越重洋的師生情緣

1874年，莊士敦出生于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一個中產(chǎn)家庭，自幼聰慧，熱愛古典文學(xué)與東方哲學(xué)。

在牛津求學(xué)期間，他開始閱讀關(guān)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書籍，被這個古老帝國的神秘與深邃所深深吸引。

24歲時，他進入英國殖民部，派往香港開始任職，從此踏上與中國命運交纏的一生。

《紫禁城的黃昏》中莊士敦曾回憶：

“我不是被命令來到中國，而是被某種文化磁場所牽引。”

在香港，他不僅自學(xué)精通了粵語，更深入研究儒釋道思想，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極大敬意。他后來自號“志道”，取意《論語》“士志于道”，可見其精神追求已與東方哲學(xué)高度契合。

1919年，14歲的溥儀在紫禁城中急需一位具備西方教育背景且了解中國文化的帝師。在李鴻章次子李經(jīng)邁的推薦下，莊士敦成為溥儀的英語及西方文化老師。

此時的他已經(jīng)45歲，滿頭白發(fā)，進入中國封建王朝的最深處——紫禁城，開始了他人生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五年。

二、紫禁城的現(xiàn)代試驗場

紫禁城這座歷經(jīng)了五百年歷史的皇宮，迎來了一位講英語、穿西裝的外籍老師。

1919年3月3日，莊士敦首次踏入毓慶宮，他行西禮覲拜，溥儀則換便裝回拜，自此師生之緣展開。

莊士敦的教學(xué)內(nèi)容極其廣泛，不止英語，還包括西方法律制度、政治歷史、自然科學(xué)與地理。他不僅授課，更帶來許多“西式新玩意”：望遠(yuǎn)鏡、留聲機、自行車……這些新鮮事物激發(fā)了溥儀對世界的好奇。

《紫禁城的黃昏》中記載：

“在中國的宮殿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位皇帝親手扶著車把，學(xué)會騎車，那一刻，他不再只是一個被供奉的符號。”

在莊士敦的影響下，溥儀戴眼鏡、穿西裝、用刀叉吃牛排。他甚至為了騎車方便，命人鋸掉宮門門檻。

這種改變讓保守的清廷遺老大為震驚，甚至認(rèn)為“洋老師正在破壞皇室威儀”，但莊士敦并不退縮。

他在教學(xué)中不斷引導(dǎo)溥儀認(rèn)識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了解歐洲王室如何與議會分權(quán)治理國家。他強調(diào)：

“知識不是為了讓你成為皇帝，而是為了讓你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一員。”

這種教學(xué)理念深刻影響了溥儀，使他對帝制和現(xiàn)代政治制度有了新的理解。這也成為溥儀后來與日本合作成立偽滿洲國時，“自認(rèn)為是改革者”的心理根源之一。

三、動蕩中的最后守護

1924年，北京政變爆發(fā)，馮玉祥率軍進入紫禁城，強迫溥儀遷出皇宮。

對于一個從出生就被供在“龍椅”上的人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震動。而對于莊士敦，這更是使命的終點。

莊士敦第一時間趕往英國使館，聯(lián)絡(luò)各方力量為溥儀尋求避難，他動用在外交系統(tǒng)的人脈，最終幫助溥儀逃至天津張園。

在莊士敦的安排下，溥儀喬裝打扮，悄然離宮，這場逃亡如同一場宮廷版的間諜劇。

《晚清七十年》中提到：

“莊士敦在紫禁城政變之后的行動，堪稱外交與忠義的結(jié)合體。他不僅是一位帝師，更是危難時刻的護衛(wèi)。”

但自此之后，莊士敦離開中國，帶著滿心眷戀回到英國，繼續(xù)在學(xué)術(shù)與外交之間傳播中國文化。可他的靈魂，卻始終留在那座高墻深宮之中。

四、孤島黃龍旗：一段文化回響

1930年，莊士敦在蘇格蘭西海岸購得一個小島。他用《紫禁城的黃昏》所獲得的稿費，在島上修建中式庭院，仿照紫禁城風(fēng)格命名廳堂，種滿從中國帶來的竹子和松樹。

他將小島命名為“Craigievar”，意為“皇家之島”，并常年在島上升起清朝黃龍旗。

一面已退出歷史舞臺的帝國旗幟，卻在一個英國小島上迎風(fēng)飄揚。

《孤島紀(jì)事》一書中記載：

“他每天清晨升旗如同宗教儀式般莊嚴(yán)，有時他會穿上溥儀賞賜的清朝朝服，迎客講述中華歷史，那些珍貴古物被他視為精神圖騰。”

這不僅是一種儀式，更是一種心理寄托，在島上，莊士敦仿佛重新?lián)碛辛恕八淖辖恰保鼗啬嵌挝幕硐肱c情感交匯的時光。

他的親友起初對此不解，但當(dāng)他們走進那些中式廳堂、聽莊士敦講述清宮故事，便逐漸被他深沉的文化信仰所打動。

小島也逐漸成為蘇格蘭的一處奇景：“一位英國紳士在此守護著一個遙遠(yuǎn)東方帝國的記憶”。

五、寫在最后

1935年，莊士敦再次訪問中國，探望溥儀。

當(dāng)時溥儀已是偽滿洲國的“皇帝”，名義上風(fēng)光，實則身不由己。莊士敦看穿日本人的操控，婉拒了溥儀的挽留請求。

1938年，他病逝于孤島，終年64歲，他未能在中國“落葉歸根”，卻將那段文化與精神的記憶，種在了英倫的土地上。

他的故事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對中國文化一種真摯的認(rèn)同與執(zhí)念。在那個殖民色彩濃厚的年代，莊士敦并未以上帝視角看待中國，而是以學(xué)者、朋友、弟子的姿態(tài)去理解、傳播、甚至守護中華文化。

正如學(xué)者王炳照評價莊士敦：

“他不是清朝的粉飾者，而是文化精神的信徒。”

他的黃龍旗，不只是帝國殘影，而是跨越語言、國界與時間的文化共鳴，是一種來自西方的深情回望。

大家如何看待莊士敦對中國文化的執(zhí)著與情感？歡迎在評論區(qū)留言分享你的觀點。

參考資料：

1、莊士敦（1931）《紫禁城的黃昏》倫敦：Faber and Faber出版社。（本書詳細(xì)記載了莊士敦與溥儀相處的日常，以及他對清朝文化的深刻感悟。）

2、唐德剛（1993）《晚清七十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有限公司。（本書對清末民初政局變遷和莊士敦的角色進行了深入分析。）

3、Christopher N. Warren（2004）《Empire and Culture: Imperialism in British Literature》牛津：Clarendon Press。（本書提供對莊士敦“文化逆向崇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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