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增貴

紅軍第5軍團何時改稱第5軍，對此，多年來眾說紛紜，直至今日在報刊網絡中仍然說法不一，有1935年7月、11月和1936年1月之說。

經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記載：1935年7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第1軍，林彪任軍長；第3軍，彭德懷任軍長；第5軍，董振堂任軍長；第32軍，羅炳輝任軍長。“紅四方面軍第4、第9、第30、第31、第33軍的番號不變。”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也有相同的記載：“7月21日，中革軍委發布了《關于一、四方面軍組織番號及干部任免的決定》”，“決定取消紅一方面軍各軍團番號，統一改成軍；紅四方面軍各軍番號不變。”

由此來說，第5軍團于1935年7月改稱第5軍已是不容置疑。當時，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紅一方面軍下轄4個軍團，而紅四方面軍卻下轄5個軍，兩個方面軍的直轄戰斗部隊一個是“軍團”，一個是“軍”，番號級別不等，不利于統一指揮作戰。因此，統一番號級別，也在必然之中。中革軍委發布命令之后，紅軍總部首長在電令中，無一不稱“第5軍”，再不使用“第5軍團”番號。

“1935年11月”和“1936年1月”之說，經常用“1935年11月（或1936年1月），第5軍團和第33軍合編，改稱第5軍，董振堂任軍長”這樣的文字來表述，這又緣何而起呢？

經查，1935年11月，陳昌浩、徐向前有電令稱：“軍委令：為充實軍力，交換經驗，統一指揮，節約干部起見，決將5、33軍兩軍合編為5軍。董任軍長……請即進行政治動員和準備。待黃超到后進行合編。”（見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由此可見，“1935年11月”，是陳昌浩、徐向前下達第5軍（而非第5軍團）與第33軍合編命令的時間，而且只是讓“進行政治動員和準備”。1935年9月，張國燾的“阿壩會議”之后，黃超于10月任第5軍政治委員，陳、徐發此電令時，黃超還未到任，所以要“待黃超到后進行合編”。

◆董振堂

再查，1936年1月11日，董振堂等聯名向陳昌浩、徐向前報告第5軍與第33軍合編的情況，電稱：“（一）軍直屬隊已于本月10日合編完畢。軍直屬隊現編成的部隊如下：1、軍司令部；2、軍政治部；3、保衛局；4、教導隊……”“（三）番號的規定：以原33軍改為15師，以295團改為43團，以297團改為45團；13師之兩個團番號照舊不變。”“（六）合編后的人員、武器統計待后報上。”（見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從電文不難看出，“1936年1月”，是第5軍和第33軍合編完畢的時間，并非第5軍團改稱第5軍的時間。

那么，既然第5軍團已于1935年7月改稱第5軍，為什么后兩種說法均稱“第5軍團與第33軍合編，改稱第5軍”呢？這一說法最初來自建國后許多老紅軍的回憶口述或回憶文章。老紅軍是當年的親歷者，他們之所以這樣回憶，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改為第5軍后，許多指戰員不習慣，仍然沿襲舊稱，即“第5軍團”；二是表明隨紅四方面軍行動的董振堂所部，原屬紅一方面軍建制，是紅一方面軍的部隊，即“第5軍團”。

陳昌浩、徐向前的電令使用“合編”二字也頗耐人尋味。一般來講，兩個不同番號的部隊“合編”后，應該授予一個新的番號，而這次合編卻沒有，仍為“第5軍”。既然如此，為什么不使用“編入”或“并入”二字，在電令中稱作“第33軍編入（并入）第5軍”呢？況且早在1934年12月就已有紅8軍團“編入”紅5軍團的先例。從當時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諸多方面的復雜情況分析，如果使用“編入”“并入”二字，會有第33軍被“吞并”、被“火并”之嫌，不利于兩個方面軍的團結。筆者認為，時至今日，再表述這次“合編”事件，使用“1936年1月，第33軍編入第5軍”，更符合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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