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麻城的王道士，本名王圓箓，又作元錄、圓祿，生于1849年，卒于1931年，幼時家貧，逃生四方。光緒初年，入肅州（今酒泉）巡防營為兵勇了；后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

法真曾遠游新疆，約1897年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區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開始接受布施，兼四處布道募化，終有積蓄，遂于第16窟東側建太清宮道觀（后稱下寺、今三清宮）。

期間，王道士雇敦煌貧士楊某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甬道設案、接待朝山進香，并代寫醮（jiào）章，登記布施。1900年初夏，楊某在甬道內墻壁上磕煙鍋頭時，覺得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告訴了圓祿。

接下來的五月二十五日半夜，他們兩個破壁探察，果然發現秘室，室內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即后來蜚聲中外之莫高窟藏經洞。

王道士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后，徒步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為了讓這位縣太爺重視，王道士還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經文兩卷。但這位嚴知縣不學無術，把這兩卷經文視為廢紙。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對金石學很有研究，得到王道士的報告后，也曾親去現場察看，但僅留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自己揀了幾卷經文就走了，再無下文。

兩次無果，王道士仍不甘心，挑揀兩箱經卷，單槍匹馬、風餐露宿，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趕著毛驢到達肅州，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大人看到后，感覺經卷上的字寫得還不如自己，此事遂不了了之。

再后來，著名的金石學家葉昌熾擔任了甘肅學政，得知藏經洞之事后，頗感興趣，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但對于藏經洞的保護未置一詞。到1904年，甘肅省府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一樣。

至此，縣州省三級，王道士都上報到了，但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王道士再也無計可施，只好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信。但當時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此等“小事”哪能顧得上？……

王道士

1907年，斯坦因（1862-1943，猶太人，原籍匈牙利，后入英國籍，曾四次中亞探險，重點是中國的新疆和甘肅）到來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打動，騙走大批敦煌文物。斯坦因自陳：“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于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后人分析，王道士當時把經卷賣給斯坦因的原因有三：
一、長達7年時間，他多次求助官方，且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使他灰心；
二、為了藏經洞，他清掃了洞窟，修建了三層樓，并架設了木橋，需要用錢；
三、斯坦因說崇奉唐玄奘，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王道士。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于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價值，但接下來他們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遂一時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據說連醉心于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但在運送途中，每到一處都必失竊一部分。大量經卷的散失，讓王道士非常痛心和和憤慨，因為他保管這么多年從未發生過這樣無故大量散失的情況。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這段話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這樣記述：“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后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

"蔣師爺"是斯坦因請的一個湖南助手，叫做蔣孝琬。這個助手是英國政府駐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馬繼業介紹給他的。

斯坦因

斯坦因之后，法國人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也騙買大量經卷等文物。而王道士本人也曾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

鑒于官府曾發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故王道士曾被視為文物流散的罪魁禍首。但也有人認為，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這其實是歷史對那個時代的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