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13日，中國西北的漫天黃沙中，一支駝隊滿載著12大箱、近萬件敦煌藏經洞文書和繪畫，緩緩西行。

隊伍中一個瘦削的湖南人目光如鷹隼般掃視著每一件包裹嚴實的文物，確保它們安然無恙。此人正是英國探險家“文物搶劫犯”斯坦因的中國秘書——蔣孝琬。

正是這個精通官場規則、深諳古籍價值的中國人，親手撬開了敦煌寶庫的大門，將中華文明的千年瑰寶源源不斷送入西方人的行囊。

1906年夏，英籍探險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途中，在新疆喀什噶爾（今喀什）遇到了時任英國駐喀什領事館中文譯員的蔣孝琬（字，蔣師爺）。

斯坦因在日記中毫不掩飾其滿意：“我幸運地獲得了一位能干的中國秘書蔣師爺的服務……他不僅精通中文，更對古物有非同尋常的興趣與辨識力，這在此行中將被證明是極其寶貴的。”

蔣孝琬，湖南湘陰人，出身卑微，早年經歷模糊。此刻，他成為斯坦因深入中國腹地、攫取文物的關鍵鑰匙。

斯坦因的第一個目標是新疆地區的古代遺址。蔣孝琬迅速展現出“價值”。

面對中國地方官員的警惕與盤查，蔣孝琬利用其官方背景和熟諳官場運作的優勢，替斯坦因周旋。

斯坦因記載：“蔣師爺以其圓滑的方式與官員們打交道，向他們解釋我的‘無害’目的——僅僅是地理測量和尋找古代被遺棄的廢墟。”

在和田、尼雅等遺址，蔣孝琬負責向當地尋寶人或農民收購斯坦因看中的文物。

斯坦因記錄了他與當地人的典型對話：“蔣師爺會仔細檢查每一件東西，然后以遠低于其價值的價錢買下……他深知如何與這些人討價還價。”

這一階段，大量新疆古文書、木簡、錢幣等文物通過蔣孝琬之手，落入斯坦因囊中，為后續更大的掠奪鋪平了道路。

1907年3月，斯坦因隊伍抵達敦煌。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傳聞中藏有海量古代寫本和繪畫的莫高窟藏經洞（第17窟）。看守道士王圓箓成為關鍵。

蔣孝琬很快發現了王道士對修繕洞窟的宗教熱忱及其對官府干預的恐懼。

斯坦因寫道：“蔣師爺迅速理解了這位道士的心理狀態……他的宗教虔誠和對修復廟宇的渴望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對官府可能沒收他保管的寶藏充滿恐懼。”

蔣孝琬利用王道士的敬畏心理，編造斯坦因是“玄奘法師的崇拜者”和“來自天竺的取經人”，聲稱斯坦因是受玄奘神靈指引前來取走這些古代經卷以“送回佛教圣地”。

王道士在蔣孝琬的反復游說和斯坦因“布施”銀兩的誘惑下，最終動搖。

斯坦因記錄：“蔣師爺用他那巧妙的方式，成功地消除了道士最后的顧慮……他承諾我們的行動將秘密進行。”

藏經洞的開啟和文物的搬運在極度保密中進行。蔣孝琬是唯一被允許進入藏經洞挑選文物的中國人。他夜以繼日地在狹小的洞窟中工作。

斯坦因描述：“蔣師爺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那個小洞里，在昏暗的油燈下，一卷一卷、一捆一捆地檢查著……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眼睛因為灰塵和緊張而發紅。”

在蔣孝琬的直接操作下，斯坦因最終以極低的代價（約200兩白銀），攫取了藏經洞中約七分之一的最精華文物，包括：

斯坦因直言不諱：“沒有蔣師爺的幫助，我絕對無法獲得這批珍寶。”

敦煌并非終點。斯坦因在蔣孝琬協助下，繼續在河西走廊和新疆進行破壞性“考古”。

1907年1月，在新疆若羌米蘭遺址，斯坦因指揮民工切割了多幅珍貴的唐代佛教壁畫。

蔣孝琬全程負責監督民工工作、記錄切割下的壁畫編號及包裝運輸。

斯坦因記錄切割過程：“蔣師爺仔細監督著工人們，確保他們用正確的方法（用鋸子和鑿子）從墻上取下這些易碎的灰泥畫板，并小心翼翼地包裝起來。”

這些壁畫被運往大英博物館。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重返敦煌時，蔣孝琬雖未隨行，但其先前鋪設的“人脈”仍在發揮作用。

斯坦因再次從王道士處購得數百卷文書。

尤為惡劣的是，斯坦因在敦煌其他洞窟（如第328窟）劫掠了包括一尊盛唐時期精美彩塑供養菩薩像在內的多尊塑像。

相關運輸記錄顯示，這些塑像被小心裝箱運走。

斯坦因的掠奪行為并非沒有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警覺和地方官員的質疑。蔣孝琬此時成為斯坦因應對中國官方壓力的“防火墻”。

1907年，當斯坦因滿載敦煌文物行至甘肅安西（今瓜州）時，時任安肅道臺廷棟對這批文物的來源和去向產生懷疑，要求檢查。

蔣孝琬利用其官場經驗和語言能力，巧妙地與廷棟周旋。

斯坦因記載：“蔣師爺以其慣常的機敏和外交辭令與道臺交涉……他成功地讓道臺相信這些東西不過是些‘無甚價值的舊紙片’和‘破損的畫像’。”

當時清政府已意識到文物外流問題，地方官員接到過保護文物的指令。

蔣孝琬深諳此情，在替斯坦因辦理文書和通關手續時，刻意隱瞞文物的真實價值和性質，避免引起官方進一步干預。

正是蔣孝琬的“保駕護航”，使得斯坦因的掠奪品得以順利通過層層關卡，最終運出中國國境。

蔣孝琬晚年回到新疆，具體死因和去世時間不詳（約在1922年前后）。他在西方探險家圈子里被高度評價，但在中國，他的名字長期與恥辱相連。

斯坦因在幾乎所有著作和信件中都對蔣孝琬贊不絕口，稱其為“無價之寶”、“極其能干”、“不可或缺的助手”。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908年也通過類似手段獲取敦煌文物，他對蔣孝琬的能力亦有耳聞。

隨著敦煌文物流失真相被揭露，中國學者悲憤交加。

著名學者向達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著作中多次提及斯坦因的掠奪行徑，雖未直接點名蔣孝琬，但對其助紂為虐的行為深惡痛絕。

歷史學家王冀青在其深入研究斯坦因的專著中明確指出：“蔣孝琬在斯坦因盜取敦煌文物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關鍵的角色，他的行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文化損失。”

日本學者池田大作與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常書鴻的對話錄《敦煌的光彩》中，常書鴻沉痛地回顧了這段歷史，明確指出王道士的愚昧和蔣孝琬的作用是敦煌文物浩劫的重要原因。

斯坦因運走的敦煌文物，構成了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等機構收藏的核心部分。那些曾深藏于沙漠洞窟的經卷、繪畫、雕塑，如今靜靜地躺在萬里之外的展柜和庫房里，訴說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蔣孝琬，這個被斯坦因譽為“功臣”的中國人，其名字在歷史的審判席上，永遠與那些流失海外的國寶緊密相連。他的每一次“得力”協助，都在中華文明的軀體上劃下了一道難以愈合的傷痕。

陳寅恪曾悲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份傷痛的鑄成，蔣孝琬的名字，無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