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由盛轉衰的歷史長卷中，有一位詩人，用如椽巨筆蘸滿血淚，將一個時代的動蕩與蒼生的苦難，鐫刻成永恒的詩篇。他就是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人。后世稱他杜工部、杜拾遺，尊他為“詩圣”，他與李白齊名，合稱“李杜”，卻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創作之路。

杜甫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期的著名詩人，父親也曾擔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這樣的家庭環境，既給了他詩書傳家的熏陶，也在他心中種下了經世濟民的種子。七歲那年，小杜甫就開始吟詩，隨著年歲增長，他更是將“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當作日常。家里的藏書一本接一本地被他吃透，這份深厚的文學積累，為他日后的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十歲起，杜甫背起行囊，踏上了游歷四方的旅程。他先在吳、越（今江浙一帶）感受江南水鄉的柔美，又到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南部）領略北方大地的雄渾。游歷途中，他還曾前往洛陽參加科舉考試，可惜未能中舉。不過，這次失利并沒有讓他沮喪太久，因為在洛陽，他遇見了一生摯友——李白。兩位大詩人一見如故，結伴同游，后來高適也加入其中，三人在梁、宋（今開封、商丘）等地留下了無數詩酒唱和的佳話。此后，杜甫和李白又在齊州相聚，在東魯分別，誰能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十年壯游，祖國的名山大川不僅充實了杜甫的生活，更開闊了他的眼界與胸懷，讓他早期的詩歌也染上了浪漫主義的色彩，那時的他，眼中有山河，心中有豪情。

唐玄宗天寶五年（746），35歲的杜甫來到長安，滿心期待能在這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可命運又一次跟他開了玩笑，第二年，他參加唐玄宗下詔的應試，卻因奸臣李林甫從中作梗，全體應試者無一人被錄取。求仕無門的杜甫，在長安過起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每天低聲下氣地求告權貴，看盡了冷眼。這段屈辱的日子，反而讓他走進了長安城的角落，看到了底層百姓的艱辛和統治階級的腐朽。悲憤與同情交織，化作筆尖流淌的文字，《兵車行》里“邊庭流血成海水”的慘狀，《麗人行》中權貴奢靡的丑態，《赴奉先詠懷》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吶喊，一首首現實主義杰作從他筆下誕生，字字泣血。

天寶十四年（755），杜甫好不容易謀得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職位，負責看管兵甲倉庫。可還沒等他喘口氣，安史之亂爆發了。當時杜甫正在奉先（陜西蒲城）探親，第二年，他匆忙安置好家人，便只身前往靈武（甘肅省）投奔即位的肅宗。誰料途中被叛軍俘虜，押送到淪陷的長安。在這座滿目瘡痍的城里，他親眼看見叛軍燒殺搶掠，百姓流離失所，心中的悲痛難以言表。直到至德二年（757），他才找機會冒險逃到肅宗的臨時駐地鳳翔（陜西省鳳翔縣），被授予左拾遺。然而，生性耿直的杜甫，因上疏營救房琯，觸怒了朝廷，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一次次的貶謫，讓他更加貼近百姓，也讓他的詩越發深刻。《春望》中“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凄涼，“三吏三別”里百姓生離死別的無奈，都是他對這個苦難時代最真實的記錄，至此，他的詩歌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乾元二年（759），對仕途心灰意冷的杜甫，拋官棄職，帶著一家老小西行。一路輾轉，最終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靠著嚴武等人的幫助，建成了一座草堂，這就是后來聞名遐邇的“杜甫草堂”。在這里，他暫時有了安身之所，可生活依舊清貧。后來，杜甫被嚴武舉薦為節都，全家又寄居在四川奉節縣。兩年后，他再次踏上漂泊之路，在江陵、衡陽一帶顛沛流離。唐代宗大歷五年（770），這位一生飽經風霜的詩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上。即便在漂泊西南的11年里，生活困苦不堪，他依然筆耕不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吶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收復失地的狂喜，《秋興八首》里對故國的思念，都是他留給后世最珍貴的禮物。

杜甫的一生，恰好與唐朝最動蕩的時期重疊。戰亂、饑荒、流離失所，這些常人難以承受的苦難，他都經歷了個遍。但也正因如此，他的詩歌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的主線。他的詩就像一面鏡子，真實地映照出安史之亂前后的社會百態，被稱作一代“詩史”。他的詩風“沉郁頓挫”，語言凝練，結構多變，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甚至排律、拗體，他都信手拈來。他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新題樂府，為后來的“新樂府運動”指明了方向。杜甫用1400多首詩篇，鑄就了一座文學的豐碑，他憂國憂民的高尚人格，也永遠值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