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寅恪先生最有影響的史學研究方法,就是詩史互證。他對杜詩的研究, 一面以史家法度與手段箋證詩文, 進行一種逆向的觀察比照, 一面又按照史學宗旨與準繩利用詩文, 以補史傳載記的不足;并認為沒有對唐代歷史和地理的精細知識, 就不能對杜詩做出準確的理解。陳先生精心發展出古典同異俱泯的方法, 用杜詩證唐史、用杜詩解《哀江南賦》, 以延伸他的文化生命。

關鍵詞：陳寅??；杜詩；以詩證史；以杜解庾；以史解詩

陳寅恪先生 (1890——1969) 是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 一生以歷史和考據為自己的研究愛好和努力方向。他對于史料的開發, 擴展至古來所有的歷史文獻遺存;打破了經、史、子、集的界限, 不但運用正史中的資料, 也注意各種史書的注釋, 又廣泛利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以及佛、道二藏, 幾乎無所不取。對于小說、筆記、詩詞、地志、譜牒、藥典、農書的利用, 也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圍。在材料的選擇與運用上, 注重求“真”的一面, 其畢生所作的工作更是歷史文化的辨析與闡發。后人論及陳寅恪先生史學, 總以“詩文證史”為其治史的最大特點, 認為他用歷史的眼光看詩文, 專注于詩中之史, 善于從詩歌中發掘證明歷史的材料。他不僅以歷史記載箋證詩文, 同時又借取詩文中提供的信息以考定歷史真相的研究方法, 開辟了一個新的學術境界。對此, 胡守為先生在《陳寅恪先生史學論文選集·前言》中稱他在章學誠“六經皆史”之后, 更立下“詩詞皆史”、“詩文皆史”的典范, 開創了一種新的史學方法, 為歷史研究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陳寅恪先生對唐詩的研究,是既重視詮釋字、詞, 又重視由小及大, 由解釋字、詞進而闡明詩句內涵或某一史實或詩人的創作本旨。在他寫于1923年的《與妹書》中, 即表達了自己進行語言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 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 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 音韻、訓詁上, 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寫, 其變遷源流, 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 為中藏文比較之學, 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 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者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一佛教……?！痹谶@段話中, 陳寅恪先生即明確表達了自己運用比較法研究語言, 以及自己的主要興趣不在語言本身而在歷史與宗教之學術旨趣。

陳寅恪先生在《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一文中說:“少陵為中國第一等詩人?！币暥鸥橹袊娙俗罡叩浞?。杜甫的詩歌既是他個人的生命年譜與生活日記, 同時又是唐代社會的詩體年譜與歷史實錄。從杜詩中可以讀出諸如安史之亂、藩鎮胡化等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 可以讀到諸如吐蕃攻占長安、西蜀動亂等具體歷史事件的生動內容, 可以讀出唐代政治制度與人事制度、軍事與財政等隱秘情況, 甚至可以考見唐代社會生活中衣食住行的豐富材料;至于唐代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的心理、愿望、情感、性格, 亦是杜詩充分表現的對象。尤為重要的是, 杜詩中顯現了唐代的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精魄。而陳寅恪先生對杜詩的研究, 正是深入發掘杜詩與唐代社會的生命般的聯系, 凸顯杜詩的文化性格。在其《金明館叢稿二編》一書中, 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問題》、《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三篇文章, 較多地引用了杜詩。這三篇文章, 所關注的正是“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 即“種族”與“文化”兩大要義。所指出的問題實質, 正是關乎利益集團的聚合、世道人心的趨向、政治軍事的癥結、民族興衰的連鎖關系等, 從一個個重要的詩歌辭語, 見出中唐以后社會文化精神命脈的重大問題。

一、“以杜詩證唐史”

陳寅恪先生在《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問題》一文中, 引用了杜甫的五言律詩《收京三首之三》:“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五言古體《留花門》:“胡塵逾太行,雜種抵京室”;五言排律《秦州見勅目三十韻》:“雜種雖高壘,長驅甚建瓴”;七言絕句《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二》:“社稷蒼生計必安, 蠻夷雜種錯相干”;共四首八句。

《收京三首》當作于至德二年 (公元757年) , 是時老杜在鄜州省親。史載:至德二年九月十二日, 天下兵馬元帥廣平王俶率領朔方諸道兵及回紇、西域來援之軍共十五萬, 號稱二十萬, 從鳳翔出發, 九月二十七日, 至長安城西, 列陣于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 郭子儀為中軍, 王思禮為后軍。叛軍十萬列陣于北, 李歸仁出陣來挑戰。唐軍追擊, 逼近叛軍陣前。叛軍齊進, 唐軍稍退, 叛軍乘機攻擊。唐軍頓時大亂, 叛軍爭搶輜重。這時李嗣業說:“今日如果不以身餌敵, 則官軍非敗不可。”說完即袒身執長刀, 立于陣前, 大聲呼叫, 勇猛砍殺, 共殺數十人, 陣才穩住。于是嗣業率前軍各執長刀, 如墻而進, 嗣業身先士卒, 所向披靡。九月二十八日, 唐大軍入長安。至德二年 (七五七) 十月十五日, 廣平王俶率兵至曲沃 (今河南靈寶東) 。十八日, 廣平王俶帥軍入東京洛陽?；丶v兵意想大掠, 父老請以羅錦萬匹以賄回紇, 回紇兵才被制止。

這組詩寫于收京后的兩個多月,是時聞訊的驚喜之情已過, 有的不過是憂國傷時之思緒。仇兆鰲云:“肅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 即位靈武, 制書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 帝還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 御丹鳳樓, 下制。前后兩次聞詔, 故云又下也。是時公尚在鄜州, 其至京, 當在十一月, 年譜謂十月扈從還京, 與詩不合, 當以公詩為正?！?(《杜詩詳注》卷五) 又云:“宮闕已收,賊壕可鏟。賞功薦廟, 即在來春時也。但恐回紇恃功邀賞, 諸將僭奢無度, 故又為之慮曰:今京師收復, 此萬方送喜之時, 無乃圣躬焦勞之漸乎?公蓋憂虜橫臣驕,將成蹂躪跋扈之勢。厥后邊方猾夏, 藩鎮專權, 果如所慮。” (引書同上)

《留花門》當是杜甫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 秋到秦州后作。史載:乾元二年正月, 史思明在魏州稱大圣燕王。二月, 史思明至鄴。三月, 郭子儀等九節度與史思明戰, 兵潰。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 保東京。史思明殺安慶緒, 留子朝義守相州 (鄴) , 自回范陽。四月, 史思明稱大燕皇帝, 年號順天。六月, 分朔方置邠 (治今陜西彬縣) 、寧 (治今甘肅寧縣) 等九州。七月, 郭子儀為魚朝恩所譖去職, 以李光弼繼任朔方節度使、兵馬副元帥。九月, 史思明南下, 渡河, 陷汴州。李光弼放棄洛陽, 退守北岸之河陽。史思明入洛陽, 旋退屯白馬寺增。十月, 史思明攻河陽, 被李光弼擊敗。

《杜臆》云:“題曰留花門, 言不當留也?！薄缎绿茣さ乩碇尽份d:“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 西北行, 出合黎山峽口, 傍河東北行千里, 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 有花門堡。又東北千里, 至回紇衙帳。”《舊唐書》亦載:“肅宗還西京,葉護辭歸, 奏曰:‘回紇戰兵留在沙苑,今且歸靈夏取馬, 更為陛下收范陽余孽?！壁w注乙帙卷五注云:“花門即回紇之別名也?！边@一注解雖說無誤,卻失之過簡且未能說明其原委。吳曾指出:“杜子美好言‘花門’。按《唐志》, 甘州有花門山堡, 東北千里, 至回紇衙帳。故有《留花門》詩一首?！瘏ⅰ端头獬Ｇ逦髡鳌沸蛟?‘天寶中, 匈奴、回紇寇邊, 踰花門。’” (《能改齋漫録》卷六) 仇兆鰲在《杜詩詳注》中注此詩云:“回紇留兵沙苑, 在至德二年十月。寧國下降, 在乾元元年七月?；丶v復遣驍騎三千, 助討安慶緒,在元年八月。郭子儀拔衛州, 圍鄴城, 在元年十月。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 在二年三月。史思明復取大梁, 陷洛陽, 在二年九月。此詩述屯兵沙苑及公主下嫁之事, 當屬元年之秋。其云逾太行, 抵京室, 又當屬二年秋未矣。此必回紇敗歸, 思明猖獗之后, 追記前事耳。言回紇千騎之撇烈如此, 而太行煙塵之侵逼又如彼, 然則花門之留, 亦何救于原野蕭瑟乎。蓋甚言借兵之無益也?！?/p>

《秦州見勅目三十韻》原詩題是《秦州見勅目薛三據授司儀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因其太長而省作現題。由詩的題目即可得知, 亦是杜甫乾元二年秋到秦州后作。詩寫作者得知老友薛據、畢曜升官的喜悅和種種感想, 屬客居秦州期內所作懷人的詩篇。“雜種雖高壘, 長驅甚建瓴”二句, 仇注云:“雜種,謂慶緒、思明之徒?！?(《杜詩詳注》卷八)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作于大歷二年 (公元767年) , 是時杜甫在夔州。史載:大歷二年 (七六七) 九月, 吐蕃圍靈州, 游騎至潘原 (今甘肅平涼西) 、宜祿 (今陜西長武) 。郭子儀親自率河中兵三萬鎮涇陽, 京城戒嚴。九月十七日, 子儀移鎮奉天。十月一日, 朔方節度使路嗣恭敗吐蕃于靈州城下。殺二千余人, 吐蕃乃退。陳貽焮云:“河北入朝事,史無明文, 疑公在夔州, 特傳聞而未實?！?(《杜甫評傳》第十八章第二節) 《杜臆》亦云:“代宗大歷元年冬十月, 帝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當指此事。”

錢謙益《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箋曰:“河北諸將, 歸順之后, 朝廷多故, 招聚安史余黨, 各擁勁卒數萬, 治兵完城, 自署文武將吏, 不供貢賦, 結為婚姻, 互相表里。朝廷專事姑息, 不能復制, 雖名藩臣, 羈縻而已, 故聞其入朝, 喜而作詩。首舉祿山以示戒, 聳動之以周宣、漢武, 勸勉之以為孝子忠臣。而末二章, 則舉臨淮、汾陽以為表儀, 其立意深遠如此, 題曰歡喜, 曰口號, 實恫乎有余悲矣。” (《錢注杜詩》卷十五)

詩文證史法並不是將詩文材料與史籍記載在同一層面上作簡單排比,而是在兩者之間作出通解, 詩文難解處以史籍解之, 史籍難解處以詩文解之, 不僅僅是歸納式的比勘, 還包括演繹式的推論。運用者除了通識, 還須具備廣博精深的知識結構。陳寅恪先生的研究常常從考證具體問題始, 而不在具體問題終, 是借助考證尋求一些規律性的現象。陳寅恪先生繼承了清代樸學考證的傳統, 但并沒有為考證所囿?？甲C學者往往不談義理, 換句現代的話來說, 就是不大喜歡探索規律;但陳寅恪先生卻最注意探索規律, 并不就事論事。他所引上述杜甫詩句, 其目的即在于此。詩句中“雜種”、“雜虜”之詞, 乃是互稱, 皆指安祿山、史思明之徒?！杜f唐書·安祿山傳》:“安祿山,管州柳城雜種胡人也?！薄杜f唐書·史思明傳》:“史思明,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薄缎绿茣せ佞X傳》:“始回紇至中國, 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 至千人, 居貲殖產甚厚?！标愐∠壬壬鷮φ諆商茣挠涊d, 在文中分析說: “唐人當日習稱九姓胡為雜種胡。雜種之目非僅混雜之通義, 實專指某一類種族而言也?！派倭昱c安史為同時人, 其以雜種目安史, 實當時稱中亞九姓胡為雜種胡之明證。舊唐書多保存原始材料, 不多改易詞句。故在舊唐書為雜種胡, 在新唐書則易為九姓胡?！粍t唐史新舊兩書, 一則保存當時名稱, 一則補充其他解釋。各有所長未可偏廢。觀此一例, 即可推知?！?/p>

陳寅恪先生最有影響的史學研究方法,就是詩史互證。他一面以史家法度與手段箋證詩文,一面又按照史學宗旨與準繩利用詩文, 以補史傳載記的不足。劉夢溪先生更是有極高的評價:“詩文之可以證史, 以詩文來證史,并不是寅恪先生的發明, 他的獨特之處是將此種治史方法系統化、完善化, 直至形成一種新的學術文體, 熔史才、史筆、議論于一爐, 既以詩證史, 又以史說詩, 在詩史互證中達到通解?！?(《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創獲與研究方法》)

二、 “古典今情”與“以杜解庾”

陳寅恪先生的《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一文,所提出的著名的“古典今情”,是中國詩學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所在, 不僅使他的杜詩研究不至于變成純史學的研究, 更得以發現杜詩作為現實人生體驗的特美所在。

“融古典今事 (情) 為一”, 這是陳寅恪先生特創的解詩方法之一, 也是現代中國詩歌學術研究中最具有創發力的方法建樹之一。這一方法貫穿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歷程始終以及學問世界的方方面面, 應該說也是他最具個人特色的治學方法之一, 同時也是他運用最為純熟的詩歌寫作方法。

錢謙益的詩學名著《錢注杜詩》一書,對陳影響甚大。陳寅恪先生少讀錢氏之書,即深服其學問淵博, 晚撰《柳如是別傳》, 特為指出:

“牧齋之注杜,尤注意詩史一點, 能以杜詩與唐史互相參證, 如牧齋所為之詳盡者, 尚未之見也。……細繹牧齋所作之長箋, 皆借李唐時事, 暗指明代時事, 并極其用心抒寫己身在明末政治蛻變中所處之環境。實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然而陳寅恪先生最早自覺揭示“融古典今事 (情)為一”, 這一方法最明確的文字, 則是1939年刊出于《清華學報》的《讀哀江南賦》一文:“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 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 則有淺深之異焉。其所感較深者, 其所通解亦必較多。蘭成作賦, 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 雖不同物, 若于異中求同, 同中見異, 融會異同, 混合古今, 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 斯實文學之絕詣, 而作者之能事也。……解釋詞句, 征引故實, 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 於古典甚易, 於‘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故須考知此事發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 以為解釋。否則, 雖似相合, 而實不可能。此一難也。此事發生雖在作此文以前, 又須推得作者有聞見之可能。否則其時即已有此事, 而作者無從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難也”。 (《金明館叢稿初編》)

《哀江南賦》歷敘梁代興亡和庾信自己的家世,在中國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作者在自序中說:“追為此賦, 聊以記言, 不無危苦之詞, 惟以悲哀為主?！辟x中對梁代統治者的腐朽無能與骨肉相殘做了批判, 對抵抗侯景的將士也加以熱烈的歌頌。其中寫西魏兵士擄掠人民的暴行尤為哀感動人。篇末吐露自己的鄉關之思, 更清楚地顯示出自己忍辱含垢地生活的痛苦。由于中國歷史特殊的艱難曲折, 也由于庾信文字的華美, 更由于《哀江南賦》的故國鄉關之思, 使之成為千古傳誦不斷引發新的含義的優秀篇章。陳寅恪先生為了解釋《哀江南賦》的今典, 便先考定其寫作年月, 再考證當時南北通好往來之際, 南朝文章和北使言語, 賦的作者庾信確有聞見的可能。

杜甫的《詠懷古跡》這五首詩,是詠古跡懷古人進而感懷自己的詩。老杜于代宗大歷元年 (公元766年) , 先后游歷了庾信故居、宋玉宅、昭君村、永安宮、先主廟、武侯祠等古跡, 對于古代的才士、國色、英雄、名相, 深表崇敬, 寫下了《詠懷古跡》五首, 以抒情懷。這五首中的第一首詠懷的是庾信, 這是因為詩人對庾信的詩賦推崇備至, 極為傾倒。他曾經說:“清新庾開府” (《春日憶李白》) , “庾信文章老更成” (《戲為六絕句》之一) 。另一方面, 當時他即將有江陵之行, 情況與庾信漂泊有相通之處。詩的首聯寫安史之亂起, 漂泊入蜀居無定處。頷聯寫流落三峽、五溪, 與夷人共處。頸聯寫安祿山狡猾反復, 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飄泊異地, 欲歸不得, 恰似當年的庾信。末聯寫庾信晚年《哀江南賦》極為凄涼悲壯, 暗寓自己的鄉國之思。全詩寫景寫情, 均屬親身體驗, 深切真摯, 議論精當, 耐人尋味。

陳寅恪先生說:“杜工部《詠懷古跡第一首》第五句云:‘羯胡事主終無賴’, 羯胡指安祿山, 亦即以之比侯景也。杜公此詩實一《哀江南賦》之縮本。其中以己身比庾信, 以玄宗比梁武, 以安祿山比侯景。今以無賴之語屬之羯胡, 則知杜公之意, 庾賦中‘無賴子弟’一語乃指侯景而言。證以當日情事,實為切當不移?！?(《金明館叢稿二編》)

在一般的研究者那里是以庾信來詮解杜甫,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昔人論杜子美《重經昭陵》詩之‘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出于庾子山《周祀宗廟歌》皇夏之‘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若此類者,可謂以庾解杜?！倍陉愐∠壬难芯坷飬s可以“予今反之, 以杜解庾”, 進行一種逆向的觀察比照, “知《哀江南賦》必用《詠懷古跡》詩解之, 始可通。” (《金明館叢稿二編》)

三、“以史解詩”

以史解詩, 可以陳寅恪先生的《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為例。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 一開頭就提出一個問題:“杜少陵《哀王孫》詩為世人所習誦, 自來箋釋之者眾且詳矣, 何待今日不學無術, 老而健忘者之饒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誦此詩, 至‘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之句, 則瞠目結舌, 不能下一語, 而思別求一新解?！?(《金明館叢稿二編》)

史載: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 六月九日, 潼關失守;十三日, 玄宗奔蜀, 僅帶著楊貴妃姐妹幾人, 其余妃嬪、皇孫、公主都來不及逃走。七月, 安祿山部將孫孝哲攻陷長安, 先后殺戮霍長公主以下百余人。杜甫《哀王孫》詩中所指“王孫”, 應是大難中的幸存者。這首詩先追憶安史禍亂發生前的征兆;接著寫玄宗委棄王孫、匆促出奔后, 王孫流落的痛苦;最后密告王孫內外的形勢, 叮嚀王孫自己珍重, 等待河山光復。全詩寫景寫情, 都是詩人所目睹耳聞, 親身感受, 因而情真意切, 蕩人胸懷。詩歌敘事明凈利索, 語氣真實親切, 寫同情處見其神, 寫對話處見其情, 寫議論處見其真, 寫希望處見其切。杜甫的詩歌之所以被稱為“詩史”, 與這樣的藝術特點是分不開的。作者在詩中極言王子王孫在戰亂中顛沛流離, 遭受種種苦楚, 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又含蓄地規勸統治者應居安思危, 不可一味貪圖享樂, 致使子孫也無法遮顧, 可悲可嘆。全詩詞色古澤, 氣魄宏大。前人評價這首詩說:“通篇哀痛顧惜, 潦倒淋漓,似亂似整, 斷而復續, 無一懈語, 無一死字, 真下筆有神?！?(《杜臆》)

陳寅恪先生在家中教稚女讀杜甫這首《哀王孫》詩時,突然發現“朔方健兒好身手, 昔何勇銳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兒”四字難以解釋。如果說杜詩中“朔方健兒”指整個朔方軍, 則顯然于理不合。安祿山叛變, 幸賴朔方軍平定, 朔方軍乃唐室中興之關鍵。對朔方軍, 杜甫滿懷感激, 在不少詩中對朔方軍主帥郭子儀、李光弼等熱情歌頌, 所以不可能對朔方軍下“今何愚”之語。如果像一些釋杜詩者那樣, 認為“朔方健兒”泛指安祿山所統領的北方軍隊, 陳寅恪先生認為也不通, 因為在唐代, “朔方”為一軍政區域的專有名詞, 并不能用來泛指北方士卒。陳寅恪先生根據兩唐書和相關史籍的有關記載分析:

“同羅仆骨及回紇種類甚相近,其勇健善斗, 為中國當時東方及北方諸外族所最畏憚者。此三種族所居之地, 或直隸于朔方軍, 或與朔方軍政區相鄰近, 概可稱為與朔方軍關系密切之外族也。安祿山雖久蓄異謀, 然不得同羅部落為其軍隊主力, 恐亦未敢遽發大難。蓋祿山當日所最畏忌者, 為朔方軍。同羅部落乃朔方軍武力之重要部分, 既得襲取此部落以為己用, 更可為所欲為矣?！?/p>

陳寅恪先生憑藉對唐代歷史和地理的熟稔,認為這里的“朔方健兒”指原屬朔方軍的同羅部落。安祿山誘害同羅部落酋長阿布思, 襲取其兵卒。同羅部落原為朔方軍勁旅, 歸附安祿山后則成為安祿山叛軍之主力。至西京長安后, 同羅部落復又叛歸其舊巢, 此后安祿山駐守西京的軍力就大為減弱。陳寅恪先生說:“同羅昔日本是朔方軍勁旅, 今則反復變叛,自取敗亡, 誠可謂大愚者也?！?(《金明館叢稿二編》) 沒有對唐代歷史和地理的精細知識, 就不能對杜甫《哀王孫》詩中“朔方健兒”做出準確的理解;而不能準確地理解“朔方健兒”之意, 就很難說準確地理解了杜甫的整首詩。

四、 附記

《哀江頭》一詩,是杜甫至德二年 (公元756年) 春天陷于叛軍占領的長安時所作。當時杜甫還可以在城中行走, 于是來到昔日繁華的曲江池邊, 撫今追昔, 觸物傷懷。借唐玄宗和楊貴妃生離死別、命運的劇變, 感嘆李唐王朝的盛衰巨變, 充滿了國破家亡的深切悲痛。全詩以“哀”字為題, 也以“哀”字為核心, 籠罩全篇。篇首第一句“少陵野老吞聲哭”, 就營造出強烈的哀氛;接著, 寫春日潛行曲江是哀;睹物傷懷, 憶昔日此地的繁華, 而今卻蕭條零落, 還是哀;進而追憶貴妃生前游幸曲江的盛事, 更是以昔日之樂, 反襯今日之哀;再轉入敘述貴妃歸天, 玄宗逃蜀, 生離死別的悲慘情景, 哀之極矣。最后, 不辨南北, 也暗示著:那是極度哀傷的表現。全詩的這種“哀”情, 是復雜的, 深沉的。全詩是對國破家亡的深切巨慟, 是李唐從盛世走向衰微的挽歌。其結構跌宕波折, 正如魏慶之《詩人玉屑》中所說:“其詞氣如百金戰馬, 注坡驀澗,如履平地, 得詩人之遺法?！币暯怯裳矍暗交貞? 由回憶到現實的不斷轉換, 給人造成一種屈曲有致, 波瀾起伏的感覺, 讀之令人感到凄切哀憫, 肝腸寸斷。

這首杜詩中有一句歷代“費解”的名句, 即詩的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 由白居易《新樂府·賣炭翁》“回車叱牛牽向北”一句引發,聯系到“唐代長安城市的建置, 市在南而宮在北”問題, 并告訴讀者參看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附論都城建筑節對此一問題的詳論, 然后進一步闡述道:杜少陵哀江頭詩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 子美家居城南, 而宮闕在城北也。自宋以來注杜詩者, 乃妄改“望”為“忘”, 或以“北人謂向為望”為釋 (見陸游《老學庵筆記》七) , 殊失少陵以雖欲歸家, 而猶回望宮闕為言, 隱示其眷戀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矣。

可以說, 有陳寅恪先生如此根據充實的詳論, 這一費解句子的詁釋謎團得到了解決。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哀江頭》云:‘欲往城南忘城北’, 言皇惑不記為南北也?！薄抖鼗投蕃崱返诙环N《女人百歲篇》:“八十眼暗耳偏聾, 出門喚北卻來東”,正是杜句之意。陳寅恪先生強調的是兵亂黃昏之時詩人“眷戀遲回”的苦情, 是回到歷史當下, 回到杜甫其人, 背后乃有一整幅有機的歷史活的生命, 從詩人的心理到當時街道的走向到當時城市的樣貌, 如一滴水與大海。這樣當然增加了杜詩的文學魅力, 也印證了詩無達詁的闡釋真諦。一般人都以為陳寅恪先生只會憑材料作理性的證明與邏輯的掛搭, 而完全漠視想象能力。這其實是最大的誤解。陳寅恪先生不僅早年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提出著名的解釋理論, 即“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與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 始可以真了解”;而且在他雙目失明的晚年, 又以八十萬余言的《柳如是別傳》, 實踐了這一理論。陳寅恪先生是情感型的解詩藝術家。這種“情”當然不是一般日常人生之“情”, 而是對于歷史文化近乎宗教般的癡情。他幾乎是帶著深深的宗教情懷, 在那古代的世界中, 欷噓呼吸, 為沉睡于故紙中的歷史人物招魂返魅。所以他要精心發展出一套詩史互證方法, 以及古典今典同異俱泯的方法, 以延伸他的文化生命。反之, 由想象力的向度不同也可以看出學者人格類型的不同。陳寅恪先生是由招魂而魂系歷史生命, 而成為文化托命人。如《戲續杜少陵〈秋興〉詩“劉向傳經心事違”句成七絕一首》 (1964年) 詩云:

劉向傳經心事違,翁今兒古各相非。

何如東晉郗家好,父子天師道共歸。

詩中舉了兩個例子,一是漢劉向、劉歆父子, 劉向治今文經學, 劉歆治古文經學;一是東晉郗愔郗鑒父子, 都信奉天師道。 (陳寅恪先生《金明館叢稿二編》中有《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 其中有關于“高平郗氏”信天師道的介紹。) 顯然, 陳寅恪先生是肯定父子同道而批評父子背道的。既然這樣, 此詩應是針對當時社會上兒子批判父親的現象而發的。融今事于古典, 通過古典的運用來含蓄地達到批判今事的目的, 這是杜甫等許多古代詩人都非常擅長的, 陳寅恪先生也深諳此道。

陳寅恪先生給他好友、著名學者吳宓 (字雨生) 的一副贈聯則是“新雨不來舊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眳清翟诨閼俜矫骖H多周折, 與前夫人離婚, 而新的“戀人”也棄他而去時, 陳寫了此聯贈之。上聯典出杜甫, 下聯典出李商隱;上聯嵌二“雨”字, 下聯嵌二“生”字。嵌字之妙用典之精, 簡直無以復加。

轉自《杜甫研究學刊》2012年03期